猎鹿中的公平问题
在上面的猎鹿博弈中，我们假设的猎人双方按照各人的贡献来分配猎物。如果双方对分配的话语权不平等的情况下，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也许你听过狮子与野驴的寓言吧。
狮子与野驴一起外出打猎，狮子力气大，野驴跑得快。他们抓获了许多野兽。狮子把猎物分开堆成三份，说道：“这第一份，该我拿，因为我是王。第二份也该是我的，把它算作我和你一起合作的报酬。至于第三份呢？如果你不准备逃走，也许会对你有危险。”
我们不妨做这样一种假设：猎人A比猎人B狩猎的能力要略高一筹，但B猎人却是酋长之子，拥有较髙的分配权。可以设想，A猎人与B猎人合作猎鹿之后的分配不是两人平分成果，而是A猎人仅分到了够吃2天的鹿肉，B猎人却分到了够吃18天的鹿肉。在这种情况下，整体效率虽然提高，但却不是帕累托改善，因为整体的改善伤害到猎人A的利益。我们假想，具有特权的猎人B会通过各种手段方法让猎人A乖乖就范。但是猎人A的狩猎热情遭到伤害，这必然会导致整体效率的下降。
在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案例。有两个人合伙做生意，一个有钱出资金，一个有神通疏通关系。在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生意很红火。
但这时，那个有神通的人便想独吞生意。于是，他便向出资者提出退还那些资金，这份生意算他一个人的。出资人当然不愿意，因此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诉诸公堂。那个有神通的人不愧有神通，他在两人开始做生意时，便已经给对方下了套，在登记注册时只注册他一个人的名字。
虽然出资人是原告，却因对方早就下好了套而输了官司。结果，他眼睁睁看看对方独吞了生意而没有办法。
这就是一种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博弈。
我们把视野再扩大一点，如果参加狩猎博弈的不是两个人，而是多个人；而且在分配猎物的时候，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那么最后出现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某中型煤矿取得了生产和安全的双丰收。特别是在安全方面，100万吨原煤生产死亡率降到了2人以下，跻身于同行业的先进行列。为此，上级主管部门特拨下15万元奖金，作为奖励。该矿矿长召集中层领导开了一个“分配安全奖金”会议，确定了奖金的分配方案：矿长550元，副矿长500元，科长400元，一般管理人员200元，工人一律5元。
奖金发下后全矿表面上显得风平浪静，但几天后矿里的安全事故就接连不断地发生：先是运输区运转队的人车跳轨，接着采区割煤机电机被烧，随后就是开拓区冒顶两人受伤。矿长坐不住了，亲自组织带领工作组到各T队追查事故起因，首先追查跳轨事故。机车司机说钉道工钉的道钉松动，巡检维修不细心。而钉道工说是司机开得太快，造成了跳轨。
背地里，大家说出了心里话：“我们拿的安全奖少，没那份安全责任，干部拿的奖金多，让他们干吧。”甚至有一些工人说：“老子受伤，就是为了不让当官的拿安全奖。”矿领导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工作，总算把安全事故压下去了，然而该矿以前那种人人讲安全、个个守规程的景象已经再也看不到了。
表面上的程序公平无法保证效率，如果像上面这个煤矿分配安全奖一样，没有任何的公平性，又怎么能够保证效率呢？
实际上，这个小小的煤矿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的缩影。
公共资源的悲剧
我们在上面几节对于集体优化的讨论，只限于分配层面，下面我们看一下博弈论中对于管理层面的分析。
《郁离子》是明代刘基的一本寓言散文集，包括多篇具有深刻警世意义的作品。其中有一篇讲了官船的故事。
瓠里子到吴国拜望相国，然后返回粤地。相国派一位官员送他，并告诉他说：“你可以乘坐官船回家。”瓠里子来到江边，放眼望去，泊在岸边的船有一千多条，不知哪条是客船。送行的官员微微一笑，说道：“这很容易。我们沿着岸边走，只要看到那些船蓬破旧、船橹断折、船帆破烂的，就一定是官船了。”瓠里子照此话去找，果然不错。
这个故事中所讲的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这一理论最初是由加利福尼亚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于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公共策略》中提出来的，因此又被称为“哈丁悲剧”。
在那篇文章中，哈丁首先讲了一个关于牧民与草地的故事。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入大于其成本，明显是有利可图的。尽管因为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草地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然而，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而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再也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的牛都饿死。
哈丁以这一思路讨论了人口爆炸、污染、过度捕捞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问题，并发现了同样的情形。他指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不同情况下，公用地悲剧可能成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每一个人都养了太多的牛)：如果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毁灭将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
哈丁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必须意识到，有必要限制个人做出这些选择的自由，接受某种“一致赞成的共同约束”。
防止公用地悲剧的办法有两种：第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用地的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确立产权一度是经济学家最热衷的解决公用地悲剧的方案。事实上这也是十五六世纪在英国“圈地运动”中曾经出现过的历史：土地被圈起来，变成了当地贵族或地主手里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收取放牧费，为使其租金收入最大化，将减少对土地的使用。这样，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恰到好处地关上大门。此举改善了整体经济效益，却同时也改变了收入的分配；放牧费使主人更富有，使牧人更贫穷，以至于有人把这段历史控诉为“羊吃人”。
另外，确立产权在其他场合也许并不适用：公海的产权很难在缺少一个国际政府的前提下确定和执行，控制携带污染物的空气从一个国家亲向另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难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捕鲸和酸雨问题都需要借助更直接的控制才能处理，但建立一个必要的国际协议却很不容易。
正如哈丁提到的那样，人口是一个甚至更加艰巨的难题，因为对一个人的家庭的决定权已经由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其他人权法案加以保护。
除了确立产权即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还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
有时候，假如集团规模足够小，自愿合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若有两家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商的油井钻到了同一片地下油田，两家都有提高自己的开采速度、抢先夺取更大份额的激励。假如两家都这么做，过度的开采实际上可能降低它们可以从这片油田收获的数量。在实践中，钻探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达成分享产量的协议，使从一片油田的所有油井开采出来的总数量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
这些方案都有合理之处，也都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但是正如哈丁指出的，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的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