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邢海洋
作家洪峰经营着以女儿命名的珞妮山庄，卖些农产品和化妆品，他在微博上宣布以后只聘用临时工了。他要缩减生意，为更为艰难的环境做准备。他还写了一个关于新税政的帖子，细数新税政下私企生存的困难，却不料引来了一大群前来批判的网民。
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是大V，3年前他用卖房子、卖画和讲课赚的钱，前后投入了1000多万搭建了一个互联网购物平台“超级社区”，致力于以社区互助的方式解决会员的衣食住行等消费需求。社区有三十多名员工，每个月强制从账户里划走的社保费，占全部费用的五分之一。有网友问题是否给员工都全额上了社保，于教授回答得很肯定，但他坦言，“这个事，对小型企业的确太重要了”，“我真想将这个公司关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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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由税务局统一征收，对员工无疑是天大的好事，尤其是私营中小型企业的雇员，多数上的都是最低基数的社保。税务局掌握着每个员工的收入，社保交到税务局而非社保中心，企业就没办法再按最低基数缴费。
百分百地缴费，虽然员工也要承担更高的金额，可企业出大头，员工得到的是更多的实惠，尤其是住房公积金方面，缴费越多意味着越多的工资可以免税，意味着企业需要为员工支付更多的福利，员工购房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甚至医疗账户中的资金，也因缴费更多而增加，员工可以随月支取。至于未来的退休金更是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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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对中国的企业，税负负担已经不轻，甚至堪称沉重了。在中国经营一家企业，如果正常缴纳社保，“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也就是说，你拿到手的工资，还不到工资总额的六成。一组形象的数字是，月薪1万，你只能拿到7454.30元，而你的公司要付出的是14410元。
私营企业乃至民营企业处境艰难，如果看统计数据，私营企业的薪资水平比国营企业差上一大截。除了工资低，这些企业也多选择低缴社保来降低成本。全国范围内足额缴纳的只有不到30%，甚至一些上了规模的企业也不能足额缴纳社保。足额缴纳，对于这些企业用工成本将上升20%到30%，对微中取利的企业，难怪很多都想歇业了事。实际上，据我们在东莞的调查，当地很多家具工厂都关门了。
在全额社保与就业的天平上，就连工薪阶层，也会站在企业主的角度上思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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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降低企业税负的具体措施，“五险一金”社保费曾经是企业减负的主要手段，2016年以来已经多轮减负，可更多的是口号式的。第一轮减负上海最是急先锋，减负方案被称为“1+1+0.5”模式，养老金单位缴费下调1%；医保单位缴费下调1%；失业保险单位下调0.5%，全与个人无涉。费率下降2.5个百分点后，上海社保费率总水平降至43%。
上海有众多老国企，有着巨量的人口和资金的单向流入，得天独厚。其他地区的降费就未能如此慷慨，广东、天津、云南和甘肃等省市都从降低失业、生育、工伤等小险种费率入手，只有一些发达城市如杭州和厦门决定下调医疗保险费率。
养老保险却再无城市触及，原因也简单：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和医保支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按人社部的数据，2015年现收现支的养老金体系，全国范围当期的结余是3000多亿元，累计结余是3.4万亿元。可已经有7个省当期收不抵支，靠的是此前的结余。若考虑到养老金个人空账和迅速到来老龄化，养老金缺口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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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养老金的缺口还是个别省份的现象，如今，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中征缴收入33403亿元，比全年基金总支出38052亿元就少了4600余亿元。实际上，全国范围内2014年开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大于征缴收入，当期发生征缴缺口1321亿元。此后，基金征缴收入与基金支出的“缺口”持续扩大。使养老金陷入困境的是养老金支出的爆炸式增长，2013年全国养老金支出还只有18470亿元，2017年即翻了一倍多。
在保养老与保就业的抉择上，政策于是游移不定了。
判断一个国家税负的高低通常有狭义和广义的口径。狭义的口径是税收与GDP比值，广义的则是政府所有收入在GDP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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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2017年政府的各项收入情况，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56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44360亿元，非税收入28207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1462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2059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579亿元，全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67154亿元。总计303762亿元，当年GDP为 827122亿元，也就是说广义税负占比为 36.73%。这一税负水平已经高于29个OECD国家的平均付税水平。多年来，这些发达国家的平均税负稳定在34%到35%之间。
2010年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接近35%，社保基金收入占GDP比重5%左右。7年之后，宏观税负上升了，社保基金占比更是上升到了8%，成为上升最快的隐性税负。
老龄化滚滚而来，抚养比持有升高，改善人口结构鼓励二孩需要钱。又恰逢贸易战，企业减负稳就业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财政运作也到了精打细算的时候，“六把茶壶五个盖子”的财技，看来税务部门也得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