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政策取消，日本于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堪为瘾品专卖者的表率），以及美国的持续反对，终于导致鸦片专卖制的终结。但是其他种类的专卖依然存在，做得最有声有色的应属烟酒专卖。瘾品的独占经营也与彩券及合法赌博的独占经营一样，能赚取税收，但赚取额是累减的，而且会引发严重的附带作用。品德高尚的人指这种牺牲百姓福祉以谋取利益的行为是最恶劣的寄生虫。
在瘾品税收黄金时代——17至19世纪——盛行的种种垄断经营，都是喜好讥讽皇室贪婪的人士的抨击目标。英国的日记名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曾说，查理二世（Charles II）的政府对“抽烟和异国酒类”依赖太重，假使国民都做到基督徒应有的节制，政府早就“捉襟见肘”了。这番话也可能出于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君主国的任何一位机智才子之笔。俄罗斯帝国的政府尤其贪图这种利益。1859年间，在公开市场上可以卖到2卢布的裸麦，经过蒸馏、加税、掺水再送进酒馆卖，竟能卖到64卢布之多。戴维·克里斯蒂安表示：“这么神奇的谷物变黄金，连炼金术也要望尘莫及。”他同时指出，伏特加酒虽然有财政上的重要性，酗酒问题却也是俄罗斯政府在法律与治安方面一直摆脱不掉的重担。
20世纪的政府官员对于借精神刺激物进行商业牟利，都抱持慎重的态度。由于以所得税或遗产税取而代之的做法也逐渐顺利推行，官员们更有理由考虑其存废。然而，瘾品税收与专卖依旧是国库的重要收入来源，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期尤其不可或缺。例如，法国政府曾以烟草为抵押品，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所得担保，才向外国银行借到钱。参战较晚的美国也在1917至1918年的一年之内将烟草带来的税收增加了一半。宣告美国禁酒时代（1920~1933年）结束的最后关键，乃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非得有税收不可。实业家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于1932年在收音机广播的演说中表示，如果将“禁酒令”撤销，“未来将无须征所得税，政府预算所需的岁入一半可以由烈酒税收一并负担”。他的论点当然不乏自身利益的考虑。政府批准合法的蒸馏酿造之后，联邦税收迅速从1933年的每加仑1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每加仑3美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4年更增至9美元，而9美元是生产成本的8倍。
政府很容易对瘾品税收产生依赖。这种依赖也和瘾品上瘾一样，本质上就是一种会复发的慢性疾病。面对民众滥用状况之严重——例如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的酗酒问题，可能有一位有见识的领袖——如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和同僚们认为不能再坐视不管，决定为了大幅降低消费量不惜牺牲可观的税收额。这样做虽然起初就有生产力、国民健康、士气都提高的成效，有两股力量却会不断引诱政府“旧瘾复发”，一股是黑市买卖造成的社会成本（意识形态上的反对禁酒者会拿这一点大做文章），另一股是借瘾品税收补充国库的需求（在财政威胁下最为迫切）。最典型的例子即是美国的撤销禁酒令，近代以来的印度的事例甚至更值得一观。
禁酒与民族主义在印度一直是紧密相连的。民族主义者——以及西方来的改革运动人士——指英国人的贪婪导致酗酒行为在贫穷百姓中传布。东印度公司于1790年开征的消费税，以及随后实施的承包独占制度，使政府和烈酒商人都没有理由不尽量扩大消耗量。到1900年，烈酒带来的税收已经跑到恶名昭彰的鸦片消费税前面去了。
圣雄甘地倡导印度自治，对于烈酒和瘾品滥用批评格外严厉。他曾于1921年间说：“我们必须明白自我净化的含意：戒除喝烈酒、抽大麻烟、抽鸦片的习惯。”抽烟也应该戒。烟草的负面影响虽然不那么显著，却和鸦片一样会上瘾，会使消费不起的穷人浪费金钱。但最糟的还是烈酒，它会耗损人们的活力，破坏追求独立的大业。甘地呼吁大家对不肯改过的酗酒者要善意却坚决地加以摒弃：不和这种人同餐共饮，不与这种人的家庭结亲。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借烈酒获利，酗酒和偷盗及卖淫一样恶劣，而且是这两种恶行的导因。卖酒的店铺应当关门，这些生意人应该改行去梳理棉纤维、纺线、织布。在孟买市的一次集会中，一名不安的烈酒商人向甘地礼貌地辩称，烈酒生意存在于印度已千年以上，怎可能说停就停，圣雄期望卖酒停止的日子是哪一天？甘地在一片笑声中回答：“从今天起。”
1928年起草的《自由印度宪法》（Constitution of Free India）中主张实行禁令以免国人“受烈酒与致醉瘾品的引诱与伤害”，充分表明了甘地的本意。独立后的“印度联邦”迅速实施了全面性的禁令。1947年的正式宪法中，措辞就和缓多了：个别邦省“应努力”推动非医疗使用酒精与有害瘾品的禁止令。国家级的议员把责任推诿到邦级议会，这与美国1933年以后的烈酒立法情况颇相似。
在甘地本乡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以外地区，禁酒推行得毫无进展，主要是因为政府仍依赖烈酒提供的税收，而且存有与禁酒相抵触的政策。例如，省级政府仍在自产亚力酒（以棕榈汁液、糖蜜、稻米或其他低价原料制成的烈性清酒）。添加辣椒味以塑料包装的亚力酒售价是6至8美分，连每天只赚40美分的乡下工人也买得起。如甘地所说，这些人买醉是为了排遣贫穷生活的苦楚。有些村落中将近90%的男人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他们妻小的困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20世纪90年代初，南部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妇女发起了终止廉价烈酒买卖的持续运动。这项运动的灵感来自政府下发的一份扫盲教材，故事的女主人公动员全村妇女将一家酒铺关掉，以防不负责任的丈夫们把工资都浪费在买醉上。故事虽属虚构，效果却不输事实。乡村妇女看出教材中写的就是她们自己，于是先讨论，再组织起来，终至和烈酒商派来的打手、挥舞铁棒的警察、急于查禁识字教材的男性政要正面对峙。她们拒绝为喝醉的丈夫烧饭、洗衣，也拒绝与之同床，末一招简直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戏剧的翻版。从两方面看来，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运动：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由乡村贫穷妇女发起的运动，这次运动也得到了成果。安得拉邦于1993年全面禁止销售政府酿造的亚力酒，其他类型烈酒在农工发薪的日子一律禁售。
接下来登场的是演员转行进入政坛的拉马·劳（N. T. Rama Rao），他虽然年纪不小了，却依然健壮英俊，主演过的300多部影片中以扮演奎师那神（Krishna）以及印度教其他神祇最得影迷爱戴。拉马·劳很有识时机的慧眼，凭着他将几近全面禁酒的诉求与稻米津贴的主张（也是迎合民意的）结合，他与所属的“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于1994年12月胜选执政，次年元月就在安得拉邦全面实施禁酒。
安得拉邦的不凡表现触动了印度其他省长期受折磨的妇女，也想发起自己的改革运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以及失败——发生在哈里亚纳邦（Haryana）。该邦位于印度北部，人口1 700万，几乎将整个新德里市环抱其中。哈里亚纳的男人好酒贪杯是有悠久历史的。古时大君拥兵自重的时代，大部分用哈里亚纳兵丁，改制以后仍有大量哈邦人投入陆军，他们都在军中养成了豪饮的嗜好。哈里亚纳的酒铺是24小时营业的，卡车司机都喝得醉醺醺才肯出勤。醉汉的妻子挨揍要到丈夫醉昏过去为止。弗拉将军（J. M. Vohra）曾说：“印度各地我都住过，哪个地方的家庭暴力都不像哈里亚纳这么多。做女佣的常因为被丈夫打伤而上班迟到或根本不能上班。乡村男人大部分是酒鬼。”
1996年，饱受折磨的哈里亚纳妇女把票投给了民粹主义者班西·拉尔（Bansi Lal）。拉尔的竞选政见就是全面禁酒，上任省长之后拟定异常严苛的法律，规定不论公开或私下制造、运输、销售、消费烈酒的人都要缴纳一定的罚款，还要服最高可达3年的徒刑。这种法条比美国1919年的《沃尔斯特德法》（Volstead Act）严厉得多，美国的禁酒令至少还许可私下饮酒与家庭自酿。
随后引发的既是悲剧也是闹剧。邦内的中产阶级变得紧张兮兮，唯恐佣人乘机敲诈，只敢在夜晚偷喝加水的威士忌。在德里市上班的通勤族为了喝酒宁愿迁出哈邦，使邦内房价跌了20%。要结婚的人都把酒宴移到外地举行。烈酒业的失业人口据说有15万，其实有不少人偷偷加入“烈酒黑手党”的事业，个个配有加强马力的汽车和移动电话。私酒业也大行其道。不小心喝到假酒而中毒的大有人在，有60人因而致死。法院里堆积的烈酒相关案件有9万件。警察们一面忙着测量酒精，同时乘机收贿，查到现货就饱入私囊。风险与贿赂导致酒价高涨，一袋7盎司的“辣味乡村烈酒”售价是一般行情的3倍。哈邦政府为了弥补税收损失，不顾一切增高公共事业、煤气等其他税目，后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男人继续喝黑市烈酒，使穷困的家庭更加穷困。一位议员老实地承认：“旧习惯不可能一夕之间就改掉。”经过选举的反弹之后，政府改弦易辙，在1998年春天取消了禁酒令。烈酒商人重新开张，在空心砖围墙外面装设吊床专供喝醉的客人使用。
这时候安得拉邦也已经废除了禁酒法令。实施禁酒期间，政府每年损失4亿美元的收入，大约为其岁入的1/4。拉马·劳坚持贯彻禁酒令，终于在1995年8月一次极富戏剧性的党内斗争中下台，次年1月便因心脏病突发死亡。他的接班人钱德拉巴布·奈杜（N. Chandrababu Naidu）是他的女婿，是比较务实的人。奈杜将成败下注在向世界银行贷款35亿美元，想借此重振财政翻新基础建设。世界银行官员却把话说得很明白，安得拉邦岁入未改善之前，世银的钱不会进来。以务实的眼光看，这就表示必须重新开征烈酒税。奈杜左右为难，一边是世银的条件，一边是愤怒的妇女团体与左翼共产党组织可能做出的激烈抗议。不过，以影响力相较，两者都不是世界银行的对手。1997年2月，政府宣布废除销售烈酒的禁令。一位激进改革者叹道：“根本就是政府赞助全民共染酒瘾的把戏。”另一位不屑地说：“只晓得对世界银行百依百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