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保障希望补偿那些最不幸的人，那么，我们就不该把福利金给那些东洛杉矶人，而是给那些东帝汶的人民。
贪婪的政府
政府的扩张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它要得到民众的首肯。但是现在，民众在给予这种首肯时，显得非常的慷慨大度！1776年，美洲的殖民地居民拿起武器，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其实那个政府比现在的政府对我们的压榨要少得多，现在的政府常常要花掉我们40%的收入；如果英王乔治三世提出了像克林顿那样的卫生保健计划，他的那些英国臣民就会和殖民地居民一样起来反抗他了。
但是，肯定是存在某种程度的压迫，这种压迫的结果，即便是现在的温顺的平民，也会奋起革命的。一个十分有效率的税收体制，将会使政府产生接近这种程度的压迫；所谓有效率的税收体制，就是说，这种体制（比如人头税体制）不会产生消极阻碍的作用。
一种有效率的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没有提供一种内置的制动器，来抑制政府的贪婪。一个政府今年从每个人身上拿走了1万美元，明年它就想拿走2万或者3万美元；总有一天，我们会醒悟过来，发现他们已经拿走了我们的一切！但是这一切，在一种低效率的税收体制下，却不会发生。例如，所得税，其效率是非常之低的。如果政府把所得税税率提高到100%，那我们就都会停止工作，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政府为了说服我们去挣钱，以便收税，它不得不让我们保留相当一部分收入。
人头税可以让政府拿走你的钱，所得税也可以让政府拿走你的钱。而后一种税收对你造成了很致命的打击：你在失去了金钱的同时，也失去了通过努力工作把它们挣回来的希望。政客们希望缓和一下那种致命的打击，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想拿走更多而需要采取一种暂时手段吧。如果是人头税，就不存在这种想法了。
正如人头税被说成是不公平的，而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缺陷一样，他们所吹嘘的效率，其实没有什么优点可言。说人头税是有效率的，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平等地接受剥削。
任何有效率的税收都是这样的，包括针对种族和性别这样的特征税。这也正是我们要警惕这种税收的原因。而如果任何一种方案试图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我们都应对其保持警惕，原因和上面是一样的。记住霍彭哈恩和卡恩的分析：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巨大的社会安全网，足以覆盖23%的人口，但是，它的建立必须是十分有效的。如果为了限制政府扩张，我们决定牺牲效率，那么，未来的我们就会宁愿牺牲这种安全网了。
简而言之，这就是悖论：一种低效率的税收，成本太高，是因为它会导致人们逃避工作；而一种高效率的税收会太危险，是因为它会招致苛捐杂税。
如果无论高效率的还是低效率的税收，我们全部抵制，那么，也许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税收了，至少是没有了任何以再分配为目的的税收。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性的观点，而非一个结论性的观点。我们也许会认为，高效率税收的利益会大于它的风险，这样，我们就可以全力施行某种特征税了。或者，我们可以拼凑一种折中方案：我们或许可以设计某种特征税的变体，它并不是十分的高效（它会使我们想去缩减安全网的规模），但是也并不会无效到会使我们想去完全废弃这种安全网。
不幸的是，一种低效率的税收自身是无法阻止专制的出现的。
无论我们如何为特征税辩解，或者为任何一种类型的税收辩解，税收总是需要一个收税员的。收税员必须被赋予权威，而权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敌人。如果要设计一个我们将要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上那一点正是我们要担心的。我们也许会放弃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福利国家的努力，因为我们对收税员和权威的事情实在是太忧虑了。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订立了合同，我们就希望有一些组织完备的公共机构来执行这些合同，如法院、警察和公共舆论机构。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写出这些社会契约，我们就必须创立一些公共机构来执行这些契约，这些公共机构包括很多，从美国联邦税务部门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而且如果我们很现实地预料到这些机构会逐步扩大并集中他们的权力，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先不要订这些契约。
霍彭哈恩和卡恩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接受了再分配制度，但是我们不会接受某种一揽子方案，它把再分配制度和低效率的税收结合到一起去了。我感觉我们真正得到的是某种不同的一揽子方案，但同样也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方案，即把再分配制度和许多集权机构结合在一起的方案。如果让我们选择，我想我们不一定会选择这种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