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标题《<人生七年>：一场跨越56年的真人秀》
作为“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之一，今年，“人生七年”系列电影推出了最新一部作品。56年前的那14个7岁孩子已经63岁，他们用大半生的时间证明了“阶层难以逾越”的社会现实。但和这场漫长的社会实验相比，每七年一部的纪录片所展示的14种人生更令人感慨。
记者/宋诗婷
1963年《人生七年》第一次拍摄，14个7岁的孩子第一次在伦敦聚集
曾经的伦敦东区男孩托尼在63岁这一年经历了生意失败，重新开起了出租车。但他对自己的大半辈子很满意。他尝试了想尝试的一切，尽管最后都失败了。“但至少曾经拥有，不是吗？”托尼对着镜头说。
同样63岁的约翰放缓了年轻时的飞快语速，他开始喜欢园艺，醉心于与保加利亚扶贫有关的公益事业。21岁时，他渴望从政，42年之后，皇家律师约翰放弃了他的政治梦。
也有人运气更差些。林恩没能活到63岁，58岁那年，脑袋里搭错位置的那根血管要了她的命。为了纪念她，并表彰她平凡而微不足道的一生对于儿童阅读事业的贡献，东伦敦贝思纳尔格林区有了一间以林恩命名的小小的图书阅览室。
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里提到过，导演的本质就是雕刻时光，电影是“从一团时间中塑造一个庞大、坚固的生活事件组合，将他不需要的部分切除、抛弃，只留下成品的组成元素。”
每部电影都有不同的对时光的雕刻方法。有些电影是用来凝固时光的。比如《热情似火》，玛丽莲·梦露永远定格在她最美的年华里。比如《浮生一日》，24小时的时间被塞满了的平凡人的生活拉长了。还有些电影是用来展现时间流逝的，托尼、约翰、林恩参与的“人生七年”系列纪录片就是这样的电影。
阶层差异
1963年，22岁的剑桥毕业生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在英国格拉纳达电视台做调查员和导演助理。这个保险经纪的儿子在16岁走进了一家艺术电影院，看到了英格玛·伯格曼的名作《野草莓》。后来他回忆，那是他人生中的“决定性瞬间”，他爱上了电影，并被电影改变了人生。若是没有那场与电影的相遇，他或许会像后来拍摄中遇到的约翰、安德鲁一样成为律师，过上令人羡慕的精英生活。
当时，给艾普特入行机会的格拉纳达电视台是一个左翼小文化公司，但它敏锐地观察到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阶层和经济发展对人的影响。他们打算制作一部纪录片，从伦敦和周边小镇找14个7周岁的孩子，记录下他们当时的出身、家庭、教育和生活状态。等到2000年，再重访这些孩子，以此来观察阶层差异在30多年里会对英国社会和英国人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把这些孩子们聚到一起，因为我们想在2000年时看看英格兰的一个缩影，2000年时的工人和主管，现在都只有7岁。”这就是“人生七年”系列的初衷。
为了满足这一“初衷”，艾普特和当时的导演保罗·阿尔蒙德集中在精英阶级、伦敦东区的贫民阶层和乡村挑选了14个7岁的孩子。10个男孩，4个女孩，按艾普特的说法，这一筛选甚至算不上是筛选，当时负责“选角”的他只是到符合阶层区隔的学校，找到老师，让他们帮忙挑选出最能聊，且不害怕镜头的学生。
如今回头看，1964年播出的第一部“人生七年”纪录片是成功的，至少，它达到了保罗·阿尔蒙德和迈克尔·艾普特对于展现英国阶层差异的诉求。
在 《人生七年3》拍摄期间，21岁的受访者们共同观看了纪录片
在那部还是黑白画面的纪录片里，约翰和他的两个小伙伴查尔斯、安德鲁一起就读于伦敦市中心肯辛顿区的一所早教学校，他们早早开始阅读《金融时报》《泰晤士报》一类报纸、杂志，学习拉丁语，为进入私立学校做准备。“读威斯敏斯特公学，进剑桥三一学院?”7岁那年，他们就明确地知道自己将接受怎样的教育，拥有怎样的人生，并对此没有疑惑。
与“三剑客”产生极端对比的是在儿童福利院生活的两个男孩保罗和西蒙，他们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对于自己的生活毫无概念。“大学是什么？”保罗甚至这样问采访记者。
住在伦敦最东边的矮个男孩托尼一出场就摔了个大跟头，他调皮、灵活，被同桌（托尼说是女朋友）称作“猴子”。这只小猴子对学校里的事情没多少兴趣，他想做个骑师，驾驭飞奔的赛马。
住在约克郡的乡村男孩尼古拉斯还没旅游过，要不是参与《人生七年》的拍摄，他连伦敦市区都没进过。纪录片里，尼古拉斯穿着他那双大靴子在泥泞的乡村土路上走，他还不懂教育的意义，只是终日与自然相处，想要“探索月亮的秘密”。
在14位受访者中，只有3个男孩出身于中产阶级。在7岁这个年纪，他们都简单、快乐，不用读《金融时报》，备受家庭呵护。
在14个被选中的孩子里，女孩只有4位。很多年后，艾普特谈起“人生七年”系列“选角”时还自我检讨过，他觉得自己有两大失误，一个是阶层观察的目的太强，导致中产阶级的孩子偏少，另一个问题是，女孩子的数量太少了。
4个女孩中的3个总是一起出镜，她们来自伦敦东区的同一所学校，都出身于贫民，杰奎琳甚至还住在公租房里。女孩们虽然还不懂得爱情是什么，但她们知道自己未来要结婚生子，模模糊糊地认为，家庭是女孩子最终的归宿。
和3位贫民女孩相比，家有大庄园的苏西就是个小公主了。7岁的苏西已经有了一点点大女孩的样子，她在一所贵族女子学校上学，声称自己有一位常住爱尔兰、只有假期能见面的“男朋友”。她知道自己未来要结婚生子，但孩子还是保姆带比较好。
原本，导演保罗·阿尔蒙德只想在2000年时再拍摄一部回访纪录片，但当时协助阿尔蒙德拍摄的艾普特对这一具有实验性质的拍摄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定接手过来，每七年对所有孩子回访一次，将纪录片做成“人生七年”系列。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阶层不同所造成的教育资源、生活状态和人生选择的差异越来越明显。精英阶层的孩子几乎都准确“预言”了自己的人生。14岁时，“三剑客”约翰、查尔斯和安德鲁都顺利进入了自己想去的私立中学。21岁时，除了查尔斯掉队到达勒姆大学历史系，约翰和安德鲁都顺利进入牛津和剑桥学习法律。毕业后，他们结婚、生子，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继续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让他们重复自己所走过的人生。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除了“学霸”布鲁斯进入牛津大学数学系学习，另外两个孩子尼尔和彼得都被普普通通的大学录取。和目标明确的上层阶级孩子相比，这些不太用为日常生活操心的中产阶级孩子把更多精力用在了寻找人生意义这件事上，多多少少都走了些弯路。尼尔甚至是在过了一段长达20年的自暴自弃的生活之后，才重新找到生活目标。
贫民阶层的托尼，福利院小孩保罗和西蒙都没能上大学，他们都继续从事着父辈所从事的“蓝领”工作，像父母一样早早结婚，生下很多个孩子，28岁时已经有了发胖的趋势。人到晚年，他们多多少少都要承担一些资助子女或帮子女照顾孩子的工作。因为孩子们和他们一样，大多没受过太好的教育，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并不稳定。
3个贫民女孩也都没念大学，她们在20岁左右就纷纷结婚生子，还有人经历了不止一次的离婚、再婚。她们大多嫁给了与自己属同一阶层的男人，一生都在为生计担忧。
或许是因为父母离异，14岁之后，苏西长成了一个叛逆女孩。21岁的她曾在巴黎学习，抽烟、颓丧，但到了28岁，她已经嫁给了同样来自富裕阶层的男人，过上了稳定的家庭生活。从家族继承的房子和遗产让她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苏西从不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她来说，每一部新纪录片都是对上一部里她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推翻。但她与“掉队”的查尔斯一样，因为家境优渥，他们试错的成本低很多。
最终，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只有尼古拉斯一人。他靠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考进了牛津大学物理系，后来又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从贫穷的乡村男孩一跃成为精英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今天这个社会趋于稳定的英国，甚至不只是英国，阶层依然难以逾越，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一生，“人生七年”系列用56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观点。
“人生七年”系列的导演迈克尔·艾普特
人的境遇
如果这个阶层差异实验按照阿尔蒙德的设想展开，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实验。但当艾普特接手这个项目，把它做成“人生七年”系列时，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和价值就远不止论证阶层差异这么简单了。
在今年BBC刚刚推出的《人生七年9》中，当年那些7岁的孩子们都步入了人生暮年，大家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在晚年找到了或几乎找到了与自己和谐相处的方式。与横向地对比不同出身所造成的人生差异相比，每个参与拍摄的孩子各自所经历的人生起伏似乎更能带来共情感，也更能让人产生对生活的思考与敬畏。
尽管14个孩子来自不同阶层，在生活层次上有着天然的差距。但他们的幸福感与财富、阶层并不直接相关。努力和目标明确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精英阶层带给“三剑客”财富和资源，这些他们从不曾否认。但和这些外在条件相比，从父辈继承而来的对人生清晰的定位与认知是他们“活得不拧巴”的重要原因。
“人无法确定能留给下一代什么财富，但是至少可以确定，一旦给了他们好的教育，他们终生都可以受用。”这是精英阶层安德鲁的观点。约翰也在采访中提到过，影响人们选择的或许不是金钱，而是观念。就好像他的家庭会把更多资金投入在教育上，而很多蓝领家庭也能赚到足够的钱供孩子进私立学校，但和在教育上投入相比，他们更愿意用这些钱换一辆新车。
在持续几十年的采访和拍摄中，艾普特对“三剑客”已经非常熟悉。但他也感觉到，这三个有着良好教养的男人喜欢交流，但言语间总有些戒备，让人无法真正深入了解他们。他和三个人足够熟悉，但却难以成为真正的朋友，再加上查尔斯因进入BBC工作而拒绝参与28岁之后的拍摄，艾普特与“三剑客”多少有些隔阂。
来自乡村的尼古拉斯也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今天，教育依然是实现阶层跨越，改变人生的最有效的途径。这个乡村男孩从小就对月亮、对科学感兴趣。14岁时，他已经明确自己想要学习物理或者化学等相关学科，那之后的人生，不过是在不断努力接近少年时就已经设定的人生目标。
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是富人通过教育所掌握的技能，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天赋。贫民阶层的矮个男孩托尼就具备这种天赋。他是所有参与拍摄的伦敦东区孩子中唯一的“预言家”。7岁，托尼想要做骑师，14岁就去马场做了学徒。14岁，他想着如果做骑师没有天赋就去开出租车，21岁他已经骑着摩托车，在伦敦走街串巷熟悉地形。21岁，他想做个父亲，28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他想开酒吧，就攒够钱开了一个，虽然最后酒吧破产，他不得不重新开起出租车。他想打高尔夫球，就和朋友去打，打便宜的场子，并不在意那里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场所。
托尼也是所有贫民孩子中，最早清楚阶层难以逾越的。因此，他只想做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没有抱怨也没有嫉妒。“我只知道狗、价格、姑娘、知识、路、街道、广场和爸爸妈妈，还有爱。我只知道这些，也只想知道这些。”在35岁接受采访时，托尼这样说。
在《人生七年3》，也就是托尼21岁那部纪录片里，艾普特在对托尼的态度上流露了他的偏见。当时，托尼每天混迹于赛马场，帮人下注赌马，除此之外，还干了不少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事。艾普特认为，如此下去，在下一步电影中，托尼也许会被送进监狱。所以，他安排了一个环节，让托尼开着车到伦敦东区转上几圈，并指出每个区域最危险，犯罪率最高的地方。
七年之后，艾普特发现自己错了，托尼不仅没有进监狱，还生活得更好了。当年，托尼也知道艾普特的心思，还告诫他“不要根据封面来评判一本书的好坏。”托尼用行动打了艾普特的脸。“那之后我不再对每本书的结局有情感上的期待，我放弃了做上帝。”后来，接受采访时艾普特说，是托尼让他校正了自己“人生七年”系列的拍摄视角。
与托尼正相反的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尼尔。7岁那年出镜时，尼尔活泼可爱，他穿着英伦呢子外套，一蹦一跳回家的画面是“人生七年”系列的经典镜头。但14岁那年，他开始变得忧郁。21岁，没能考进剑桥或牛津大学的尼尔从那所自己并不满意的学校退学，成为那个年代的“嬉皮士”。每七年旁观一次尼尔的人生，就像是在看那部西恩·潘导演的《荒野生存》。尼尔有和男主角克里斯托弗类似的优渥的家庭环境，但他选择脱离家庭、脱离社会化的生活，在苏格兰西海岸流浪，在英国最北部的小岛生活，寻找人生的意义，“在他们应对自如的世界里寻找出路”。
他把自己精神上的困惑归咎于家庭。父母给了他生活、教育，却没告诉他如何成为自己，他“从未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取得任何成功”。直到年过四十，在纪录片的另一位受访者布鲁斯的鼓励和帮助下，尼尔加入了自由民主党，拥有了一份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人生才慢慢回到正轨。
同样受困于原生家庭的保罗运气好很多，他移居澳大利亚之后，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女人苏珊。苏珊是他的爱人，也是他精神上的母亲。在苏珊的陪伴下，他一生都在与自己消极的、负面的人生态度作斗争。
4个女孩的命运不仅与各自的家庭背景有关，也与时代和整个社会的女性观联系紧密。在她们出生时，上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女性的人生选择并不多。除非像苏西一样出生在富贵人家，否则女性只能拥有比男性少得多的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多数人会早早结婚生子。
4个女孩几乎都照做了。只是阶层的不同导致她们走向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婚姻。3个贫民女孩要么离婚，要么未婚生子，大半生都要为自己错误的爱情和婚姻买单。唯一走出这种困境的是苏，她也是3个女孩中唯一在观念上有转变的人。20多岁时，她和所有人一样，指望依靠男人和婚姻来支撑自己的人生。但经历生子、离婚之后，苏开始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女人也应该独立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年近四十，她决定重新开始。她从学习打字做起，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42岁那一部《人生七年》里，她已经进入伦敦大学法学系办公室工作。与此同时，她还是个舞台剧爱好者，日常和朋友们一起排练和演出。她有了一个彼此相爱的男朋友，两人在一起十几年，她却不着急步入婚姻，享受于彼此相爱又彼此独立的生活状态。
在所有参与拍摄的孩子中，中产阶级孩子布鲁斯的选择看起来最另类，但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牛津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布鲁斯没有选择学术或过上一种更为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他践行着“帮助穷人”的童年理想，一毕业就进入一所少数族裔聚集的公立学校教书，后来还到孟加拉做了支教老师。教育没有成为布鲁斯阶级晋升的工具，而是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在这56年里，中产阶级的孩子艾普特的人生也可以作为一种参照。除了每七年拍摄一部“人生七年”系列纪录片，上世纪70年代后期，艾普特真正开启了自己的电影导演生涯。1980年，他的导演作品《矿工的女儿》得到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7项奥斯卡奖提名。从那之后，他就正式从伦敦转战好莱坞。
国企这些年，他与14个孩子中的很多人都保持着朋友关系。有时，布鲁斯和家人去加州度假，就会顺道去洛杉矶看望艾普特。每当有新电影在伦敦上映，艾普特都会安排一个放映会，让“人生七年”里的受访者带上家人和邻居去看。“如果是一部007电影，他们会很兴奋，如果不是，他们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艾普特说。
56年之后，“人生七年”系列的主角们都步入了晚年，人生几乎尘埃落定，唯一的悬念或许只是如何面对死亡了。在最新的纪录片里，人生逆袭的尼古拉斯得了喉癌，病情已经发展到晚期，他不太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只是怕亲人和朋友难过。
今年已经78岁的迈克尔·艾普特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这系列继续拍下去，过去那些年，他与这些受访者建立了友谊，无论对于他还是观众来说，接下来要面对的人生故事必然是更加残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