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卸去了政治、经济、后代等负担，婚姻关系越来越明显地从其他社会关系领域突出出来，家庭随之变成了一个与其他社会环境判然有别的领域。按福柯的说法，婚姻越少，各种生存策略的负担就越自由。它的价值就集中在建立和维护一种强大和稳定的个人关系，包括共享生活、互相帮助以及道德支持。
如果说这种婚姻的起点是因为双方以很文化的方式“凝结”出了某种爱情，那么《伪币制造者》里纪德感兴趣的问题就变成了：爱情是怎样溶解的？即使承认在婚姻中爱情好像有了主导地位，但爱情并不能保证什么，尤其不能保证长久稳定的婚姻。
《农民婚宴》（彼得·布吕盖尔绘，1568 年）
曾经，公共权力一直充当着婚姻的保护者。今天，针对婚姻的公共权力的约束力是历史上最宽敞的，这种宽敞不是来自法律条目，而是现代婚姻内部的约束力变得严格了。他说，越少依赖于经济或社会目的，越会促进夫妻之间发展成一种比以往更紧密的生活方式，这种关系就越有约束力。婚姻问题常常在远远没有触及到公共体制的边界时，内部双方早已调节、斗争、妥协、商讨过，到了需要公共权力来认定时，其实内部的认定已经完成，走个手续而已。
婚姻的传统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与传统婚姻目标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方既要被更加地推崇为独立自主的另一个人，同时又必须塑造，进而承认与之形成的统一体。在福柯看来，这是现代婚姻家庭的最大的悖论。
因此这造成了新的焦虑和要求，离婚率提高、不婚人群增加或许与之有关。吉登斯究其原因，起自浪漫爱情观念假设的一种心灵沟通，一种特殊的信念。在坚持这种信念的婚姻中，如果爱情结束了，要么征服世俗陈规利益，拒绝和解，离婚；要么在“合法化的道德犯罪”中延续婚姻。这是1889年时爱情婚姻倡导者的决绝态度。但是，吉登斯说，因为与子女的关联以及共同生活痕迹的纠缠，这种颠覆性态度一直受到抑制，真爱永存白头到老的观念也参与了这种抑制。
由于这种抑制的存在，两个人原有的那种独特感会有趋同的倾向。但这种趋同并不被感受为趋同，恰恰相反，常常被感受为对方不独特了，两人距离越来越远了，爱情婚姻的过程曾被视为两人共同去创造“一部相互叙述的传记”，这时却又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孤独应对，合作、港湾、保护子女等策略替代所谓的爱情。晚近的变化是，即使保护子女的负担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社会文化还是提供了大量如何照顾单亲子女的方法。
英国心理学家艾米丽·汉克柯调查过很多婚姻中的女性，她们所处的婚姻类型不同，遇到的困境不同，追求的独立定义不同，自救或自我调整的方式也很不同。她发现，把爱和婚姻联结在一起的永恒化态度当作一种“终极状况”，是一种工具主义的、男性世界的意图。所以每当在遇到问题或变化时，男性偏向于工具化解决，外遇、离婚、逃避、愤怒等等。她描述的一些女性则被她称之为“真正的拓荒者”：她们正在穿越没有航标、没有地图的区域，当她们遇到挑战和变化时，她们能标出自我身份如何转向的标记。
艾米丽·汉克柯还描述了另一些新的变化：对一些更有独立感的女性而言，婚姻问题已不是浪漫爱情的保有问题，当然也不是找一位伴侣的事情，无论她们是否谈论婚姻，她们都是在探索重建“亲密关系”的道路，以此参与着对私人关系纽带的改进。
这个私人领域的民主化在当代婚姻中已经是一个隐含的性质，虽然不同于公共领域，但其含义可能同样深刻。按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区分：大多数政治民主的方法之间都存有共同因素，这些因素都旨在稳定个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关系”，从而促进自治的能力、尊重的能力、协商的能力的产生。
自治能力成为婚姻的根本，只有非遵从的自治态度才能免受流行时尚、利益交换、公平交易等市场伦理的影响，它意味着自我反思、自我确定的能力，和认知视野的开阔。尤其重要的是在婚姻中已经出现的推心置腹，能够公开各自的关怀，同时适于公开各自的需要，以“反射性的自我规划”，相互发现对方的潜能和个性，并助其实现和开发。其中，信任、责任和诚恳不再是倾吐情感的手段，而都是作为交往的方式。这种所谓纯粹的亲密关系被吉登斯看作当代婚姻区别于传统婚姻的根本。
像在公共领域一样，这种私人关系也很乌托邦。两性之间的心理和依然存在的经济差异还是在起着阻碍作用，但无论如何，改造这种环境的条件正在发生着变化。今天，人们依然选择婚姻建立家庭，除了强大的文化传统为其塑造的严肃感，也是因为婚姻家庭依然是提供个人满足感的领域，向人们提供着情感支持、性满足、生活趣味、记忆的分享，对于无障碍，至少是最少障碍的私人亲密关系，现代的婚姻提供了一个相对的最佳环境。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爱情刊，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