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哪一种爱情，都还属于一种私人关系，只是当所谓的“浪漫之爱”要进入婚姻这种社会关系后，肯定会让婚姻的质地发生变化。
吉登斯不太讨论爱情作为一种话语的变更，而是更多考察爱情婚姻观必须依赖的社会条件的变化。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大革命确立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大革命之后，法兰西戏剧院的一个大名角塔尔马要结婚了，且不说他是为什么结婚以及和谁结婚，但他要结婚这一桩事件闹得就很大。4世纪以后，基督教在各地实行的条例规定，不允许戏子参与任何圣事——新生儿命名礼、婚礼、临终涂油礼作为基督徒人生中的圣事，戏子都不能参加。
法兰西戏剧院大名角塔尔马在枫丹白露宫为拿破仑演出《凯撒》
当塔尔马去找神父时，神父按照教会的条例，拒绝为他主持婚礼，除非他宣誓放弃演员职业。莫里哀也是因为这个职业，在临终时神父拒绝为他行涂油礼。所以通常情况下，演员如果想结婚，就要先承认放弃自己的职业，过了这一关之后再重操旧业。
《西方婚姻史》说，要是在旧社会也就认了，可大革命之后人人平等了，塔尔马不想发个伪誓做那样的妥协了，他要求能享受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公民权。这让国民议会犯了难，就把此事交给了一个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讨论，这个委员会也犯了难。
其中的纠结在于：婚姻到底是一桩“圣事”，还是一个契约？宗教改革运动后，因为在天主教教堂不给新教教徒注册和主持婚姻圣事，法国天主教教区积攒了很多“法外”婚姻。路易十六为解决这种婚姻的合法性问题，发过一道赦令，凑合着让法官为新教教徒补做婚礼。那期间有些地区的人们曾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很多新教家庭祖孙三代一起去做婚姻登记。这个权宜之策被认为是公证婚姻的基础。
塔尔马事件的结果更深远，它促成了一项法律草案，即把婚姻视为民事契约。1791年法国宪法确认了公证结婚，可依照传统心理，似乎还是需要神父这样一个证婚人或送出神圣祝福的人。婚姻虽然被当作一件自然俗事了，但人们抱怨公证结婚过于无声无息，没有创造出一套仪式，所以大革命也没有完全取消宗教婚姻的仪式。于是，1801年之后宗教婚姻和公证结婚并存下来。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首次在巴黎桑斯公馆办理的公证结婚。
到此，塔尔马的婚姻给法国社会的震荡还不算完结。那位公证结婚的受益者、以为结婚就了了终身大事的新娘子没料到的是，不到10年，她又成了公证离婚的受害者。
既然婚姻是俗世契约，离婚的自由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可这项自由还是给那时候的法国新政权带来了一些新的纠结。之所以能把婚姻视为民事契约，它背靠的是民族国家的法理。支持公证结婚又反对离婚自由的议员就提出，不能将一件与民族命运相关的制度完全交付给两个人的意愿，因此要求宪法必须保证公证婚姻的效力，制定能对婚姻有所控制的制度。1816年后果然又开始禁止离婚。
但事情远没有像议员们想的那么简便顺当，围绕婚姻中的宗教、民族性质以及爱情、自由的观念，博学鸿儒们的争论从此未断。
虽然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恋爱婚姻观作为现代观念通过文学传播了100多年，婚姻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直模糊不清。19世纪时即有小说家把爱情的地位提得至高无上，甚至把爱情定义为“真正的共和主义的品德”，把恋爱结婚当作一种“自由的象征”。中国早期革命者在拿来革命理论的同时，也是把自由恋爱作为一种革命行动来实践的。
法国曾有一本公民教育小册子，呼吁：“是爱情重归本色的时候了，爱情应该是夫妻结合的决定性因素和基本条件。只有爱情能够发现或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契合。”同时，怀疑的声音也一直未断，在这种怀疑中，爱情不过是一种自愿的同居，或乔治·桑小说里的通奸。
弗洛伊德理论对人的力比多的分析也加深了这种怀疑。在意大利，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墨索里尼逆潮流而行，一度重新让教会掌控婚姻制度，法国也在这时出现了反弹，但这时的社会状况大局已定，取消公证结婚已无可能，至多是可以自由选择公证注册还是宗教婚礼。无论选择哪种婚姻制度的，伦理依据却没再倒退，即对恋爱婚姻的肯定。
经过这漫长的婚姻观念的变化，到20世纪，金钱婚姻虽然远没有消失，但恋爱婚姻似乎也是无需争辩的事情了。真正为爱情婚姻而抗争的故事高潮出现在30年代，主角是人称“现代国王”的英国爱德华八世，他的现代特征不仅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工党党员，还因为他坚持为爱情结婚，即使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