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婚姻与物质婚姻
“大情人”这个名声，伴随着卡萨诺瓦的一生。在他的恋爱故事中，女主角各式各样，很难集中在一种偏好趣味上，更别说什么可与之长期相伴所需的相知或尊重。无论他投入的热情有多真诚，都与婚姻毫无关系。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在一向代表那个时代风尚的社会上层阶级中，爱情是充满激情的、区别于日常事务的一种享受或冒险事件，基本不具有19世纪浪漫主义爱情的严肃性。
卡萨诺瓦《我的生平》插图：卡萨诺瓦和凯瑟琳
与所爱的人结婚的朴素愿望其实一直存在，但在当时却曾遭到贵族阶层的质疑。蒙田借研究维吉尔的诗，表示过他对爱情婚姻的蔑视：爱情太嫉妒，竟然还卑鄙地想混入婚姻中，如果娶一个像维纳斯那样的妻子，“对于丈夫来说过于激动了”。在他看来，“在婚姻这种圣神的亲属关系中随意放纵，也算是一种乱伦”。
蒙田的态度是，爱情只能在婚姻外发生。在那时贵族主导的社会观念里，爱恋自己的妻子是一件有失尊严的事，也是对体面妻子的冒犯。持这种婚姻观念者如蒙田，他坚持认为，婚姻的名义就是出于财产和结盟的种种考虑，更主要是为了生儿育女，所以必须有更为牢固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爱情的俗套完全相反”。
在物质婚姻中的女性是相对被动的一方，有些女才子以她们的方式选择了与物质婚姻对立的阵营，她们有的人在生完孩子后就与丈夫分居，有些干脆拒绝婚姻。《西方婚姻史》发现，正是在这种爱情与婚姻的对立中，首先在女性中萌生了对幸福的爱情婚姻的希望。在18世纪时，教会里有些主教开始支持为爱情结婚的年轻人，甚至有法官愿意帮助年轻人解除没有爱情的婚约，启蒙思想家也来参与论证什么才是得体的婚姻。
《茜茜公主》剧照
在卢梭的论证中，恋爱结婚才是真正“天然的”婚姻，他不是说门当户对不重要，只是说在趣味、脾气、情感和性格方面的般配是更重要的。卢梭在他提供的那个著名的启蒙模型《爱弥儿》中，为了描述他认为得体而不放纵的爱情婚姻，他让爱弥儿既要留心一个性格趣味都能相合的姑娘，又刻意不让他自己去找，而是托人介绍，这个姑娘将在各方面都能符合让爱情产生的条件。
安东尼·吉登斯作为社会学家注意到，虽然这里出现的是同一个词语，但卢梭让爱弥儿寻找的“爱情”与卡萨诺瓦经验的“爱情”是非常不同的。为了把这两种爱情区别开来，他称卡萨诺瓦式的爱情为“激情之爱”，他认为这是一种伴随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既不新鲜也不独特，只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赋予了人文主义的美意，也被那个大冒险的时代赋予了传奇色彩。而卢梭所允诺的爱情，也是19世纪之后被不断推崇的爱情方式，所谓“浪漫之爱”，则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也就与社会理想、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现实的改变总会迟于观念，所以即使到了19世纪，婚姻家庭纽带的主要形式依然以对经济价值的考虑为基础，代表先进思想的资产阶级群体的爱情观念更多还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爱情观正是吉登斯所定义的浪漫之爱，在这种观念的传播中，爱情被赋予一种特殊意义，完全不同于卡萨诺瓦说的“我一直认为我正与之恋爱的那个是最好的”。新的爱情观不仅意味着将他/她识别为一个“特殊的人”，而且还生长出了一种自我审视的方式，例如：“我”觉得对方是这样的，对方会这样看待“我”吗？“我们”的爱情是否足够“深厚”？诸如此类的考量都基于希望这个爱情能为长期生活提供轨道，为婚姻生活提供经济之外的可靠基础。
《茜茜公主》剧照
这种识别和审视方式不仅会塑造新的爱情关系，更重要的是将改变婚姻的质地，因为这种方式总是会把个体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开来，才能视之为一个“特殊的人”，于是也就使婚姻关系具有了区别于其他社会关系的特殊地位。
并非巧合的是，浪漫爱情观念的传播与浪漫爱情小说的风行几乎同时兴起，所以当时就有保守的人认为，爱情是男人专为对付女性捏造出来的诡计，爱情小说的畅销，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爱情观念在日常现实中被否定的证明。
吉登斯对这个问题考察的结果也支持这种流言：浪漫爱情小说及其观念不同于骑士爱情故事，浪漫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能独立思考双方关系并参与创造关系的一方，虽然这在当时确实是反事实思考，但无论如何，这种观念的发展表达了女性权利意识的自觉。尽管如此，吉登斯还是予以了最充分的肯定，因为从19世纪到今天，女性的自觉一直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卷入在整个生活环境的真实改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