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选择什么婚姻体制，不管是公证注册、上帝见证，还是拜天地，都意味着承认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不然可以选择不结婚。那么它就不仅会受到观念的指引，更会被生存条件所规划。之所以人类学家倾向于把婚姻制度视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是因为它与生存状态总是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相关。
在不同地区的传统婚姻制度中，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统计发现：除去经济合作的因素，在男女比例大致相等的时候，通常一夫一妻制就广泛实行。历史上往往在战争之后，男性人数减少时，一夫多妻制就被采用，或在贫富不均社会分化明显的地区，一夫多妻现象就很普遍，而同地区的穷人依然实行一夫一妻。
婚姻的功利充分体现，无非是财产、继承人、政治势力的巩固或保障。即使是以一夫一妻为主要婚姻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中，强制性也不是一直一样的，《人类婚姻史》显示，即使在欧洲王室中也没有严格实行，6世纪的爱尔兰国王有两后两妃，查理大帝有两后多妃，重婚现象也并非严格被禁止，路德本人甚至批准过重婚。这还只是出于伦理的理由，比如说“重婚总比离婚可取”。更功利的理由也会时而生效，比如，1650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后，鉴于30年战争造成的人口锐减，在纽伦堡地区一个县政会议上规定，每个男子可娶两个妻子。婚姻的伦理观念与社会功利的考虑，似乎一直在互相诠释着。
爱情婚姻观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婚姻家庭的这种功利质地还不好说，但吉登斯能够得出的结论是：浪漫爱情是与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密切相连的一种现象。
法国大革命后，除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在宪法上确立，曾经被贵族蔑视为“小市民”的情感趣味，因为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在社会中得到了尊重。另一项必要的条件也已经具备，即资本主义生产带动了生活方式的改变。
因为工业革命，大量的劳动力、职员或创业者都离开了原有的土地和家族生活圈子。新型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环境下，出现了一种家族经济时没有过的时光，“休闲时间”。在大工业工作中，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是截然分割的，工作时间内人们集中在一起，工作之外人群四散，个个形单影只。社交活动在平民社会开始取代家族亲戚、邻里发小儿的交往。
与贵族的舞会不同，贵族社交活动是他们生活中躲避不开的责任和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平民社交是可自己安排和可选择的。心理学家认为，不可小看平民社交，它对爱情婚姻的影响至关重要，这样的机会有利于“凝结”某种情感。因为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城市人口结构，为应对新型的城市人口结构，单元房在各地大量兴建。这为单身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私人空间，可以约见某人，可以让两人单独相处。这也被作为有利于滋生出更紧密的关系的社会条件之一。
《唐顿庄园》剧照
但是，弗洛姆心理学研究，在分析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的性格结构的塑造时，发现了不利于此的条件。庞大的企业机构中，原来在作坊式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已经从个人过渡到机构，资本主义方式强化着这种生产结构，越来越多的人依附在这种结构中。企业越大，生产组织方式越集中；分工越细，人越是这个组织结构中的螺丝钉。所以，个性在这种生产中必定会被抑制甚至被打击。
在现代生产中需求的是大量能够合作的人，在商业中需要的是大量乐于消费的人。这两方面最需要的都是趣味标准化并且容易被预测的人，总之，是善于适应社会这部大机器的人。他们总能够去做被期望做的事，他们没有领导却又被指挥，没有命令却又被指使。人“独立地”把自己当作一种投资来体验生命的活力，而不是生产者。弗洛姆说，结果人的安全感越来越要依赖一个个群体，在群体中却又很难建立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更多情况下的人际关系是投资、交易、合作的关系。余下的是孤独和休闲时间。
《婚礼》，描绘一对新人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情景（18 世纪意大利画家皮也特洛·隆基绘，约1755 年）
在教皇迟钝地宣布爱情胜利之前20年的1956年，弗洛姆已经说到，情况并非如此。他以《爱的艺术》一书，分析了当代社会结构中，婚姻家庭正在变成一个摆脱不安全感、摆脱孤独感、共同对抗外部压力的同盟，却被误解为爱恋，婚姻中的人正再一次与爱情渐行渐远。
弗洛姆认为，“二战”后的欧洲社会结构产生出的时代精神中，“爱已经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不罕见的则是存在主义理论的流传，精神分析理论的推广。这似乎反映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种焦虑以及对消除焦虑的思想需求。
终于，社会学家忽然注意到，连法国人都犹豫了，不太好意思说爱了，爱情主题也从严肃的文学作品中退场，成了娱乐文化中消费的主题，或商品推广中的作料。只有一些学者还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社会主题。
婚姻于是遇到了新的危机。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变化，当年阻碍爱情婚姻的障碍一个个被克服后，“从前所说的需要结婚的理由又一个一个消失”：成家立业曾是成熟男人被社会认可的标志，现在男人立足于社会靠的是职业职务和社会地位；婚生子女曾是享有继承权的重要条件，现在未婚生子同样可以成为继承人；避孕术的广泛使用，对生育的控制直接促进了性解放的范围，性问题完全可以不依赖婚姻解决；同居作为个人自由也不再被视为非法或有违伦常。原来必须在婚姻内部解决的生存问题，如今都有了其他解决途径，留给婚姻家庭的似乎“只剩下一种象征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