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均田制
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
——黄仁宇：《北魏拓跋氏》
由于很早就统一，中国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个趋势持续了2000多年。但是，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主义等等现象，都源于数字上无法管理。黄仁宇先生尖锐地指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均田制充当了在这个数字上进行管理的角色，也就是说，正是通过均田制，黄仁宇先生将中国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了解黄仁宇先生史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黄仁宇先生非常强调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这种重要性，几乎是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势，它既是导致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稳定的经济基础，又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均田制的存在，成为黄仁宇先生区分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帝国（隋唐宋）的最主要标准之一。
欲了解均田制的作用，得先从它的源流“井田制”说起。古文献上记载，我国周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意思是，井田制大约以900亩为一个单元面积，中间一块为100亩，是公家所有的土地；公田的四周则是八块私人的土地，各100亩的样子。这种情况很类似于现在大伙儿玩的游戏“扫雷”，以被翻开的数字（公田）为中心，在周围有8个空格（私田）。
这里所说的公田，属于领主；所谓私田，是指领主分给农奴的土地。务农时，所有的人先把公家的那100亩土地上的农活做完，然后再各自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干活。这种份地会按照领主的意愿，任意和农奴交换。由于当时的施肥技术比较差，土地的地力跟不上，所以领主们也经常带着全部的农奴，寻找新的地方，一般是三年就须“换土易居”。总之，所谓井田制，实质就是劳役地租制。（在世界历史上，关于地租的方式，大致包括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类型。劳役地租是指直接用服劳役的方式，补偿给土地的主人；实物地租则通常是交纳土地上出产的东西；货币地租则是商品生产发展以后出现的现象。）
井田制的破坏，大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农奴们对于公田生产的积极性越来越差。为了保证收入，领主们逐渐放弃共同耕种的办法，代之以实物税。公元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即按亩征税。这使得领主经济走向崩溃，地主经济兴起，而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
秦汉时代，土地兼并的问题随着王朝的稳定而凸现出来。这一点，在东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豪强地主将很多农民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而不受国家的控制。这对于东汉王朝的财政体制是一个沉重打击。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政府颁布了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的实际占有土地数量无关。
与占田制同时推行的还有户调制。户调制规定，丁男每年交给政府绢3匹，绵3斤；丁女或次丁男折半交纳。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对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地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并使那些脱离了户籍管理的人，重新归于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是，由于西晋政权的存在，严重依赖于豪强势力，占田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到晋惠帝时期，就已经有名无实了。
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为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并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在占田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摸索，到公元485年的北魏太和九年，经李冲建议，由实际掌权的冯太后颁布了著名的均田令。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15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未种树的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加倍的部分称为倍田），以备休耕，年满70岁后，归还政府。桑田作为世业，不须还官，但要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家内原有的种了桑树的私田不动，可是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的份额。不宜种桑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妇女5亩。
各地区的情况当然会有所不同，对于那些土地不足的地方，百姓可以向空荒处迁移，借用国家土地，但不许从赋役重的地方迁到赋役轻的地方。因犯罪而被流放的人，原有的土地收归国家，重新授给别人。
均田令推行后不久，北魏政府又进行了三长的创设。“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实际上就是隋唐时期“租庸调”的模样。
李冲的这个建议，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无疑是从数字上可以管理的公式，有“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它完全类似战国时期李悝的办法，“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将第一帝国（秦汉）与第二帝国（隋唐宋）区分开来。他认为，秦汉虽称中央集权，但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和均田制，可谓整个社会，重新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了下层机构的情况。
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由于他为随后的大唐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基础的奠定，也是以均田制为出发点的。隋文帝在推行“租庸调”时，将其重点放在如何让国家财政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让它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之间的贫富差别。经过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均田制达到它的发展顶峰。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宇先生才会说，这既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也使得“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以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在隋唐时期达到了它的相当高度，而到了宋代，也就是它的重要转型时期，由于国家在财政问题上的困境，出现了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不外是要突破均田制的局限，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是先用政府资本刺激商品生产，即使税率不变，但随着经济流通量的扩大，国库的总收入也可以增加。黄仁宇先生指出，这种观念，无疑是现代国家财政管理上的共同原则，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推行这种理想的土壤，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宋朝将农业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发挥到极致，国内和国际间的商品交流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由于在管理体制上，无法突破均田制的限制，无法采用新型的管理模式，只能走入死胡同。尽管有的日本学者称宋代的转型为“东洋的近世”，但由于这种转型的不成功，所以国内史学界并不很以这种称谓为然。
第二帝国结束后，随后的元朝只能算是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的过渡期间。元朝的行政体系缺乏一致性，由于无法处理草原文化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不明白他们自己的历史地位，只能匆忙地结束他们的统治。
以农民之身份夺取帝位的朱元璋，所实施的全部财政措施，正是对以上困境的一种历史反映。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的第三帝国即因其所赋有的永久性格，长期蛰伏着不图长进，我们也可视为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一种反动。”以后的清朝，也是以此背景而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