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以前有个讲话，说互联网到了需要供给侧改革的时候。谈供给侧是向内求，谈需求侧是向外求。以前需求太旺盛，挣钱太容易。但网民数、手机数、上网时间、安装app数等等都逐步进入停滞，也就是需求不行了，于是须从企业自己身上下功夫：成本降低，效率提升，创新。不仅是互联网，整个中国经济也是这样。王兴估计餐饮业的效率和成本优化有25%的空间。所以就知道现在苦哈哈的美团以后赚钱的地方可能在哪了。
看到这个说法，我很开心。本同学从2012年辞职做自媒体六年，一直做的一件事就是供给侧改革。我真的有点好奇，王兴那个什么希奇古怪的东西都想琢磨一下的不设限大脑袋，有没有用过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来审视一下自媒体。
为什么做媒体，因为喜欢。不喜欢只为混饭吃的就不在讨论之列了。既然喜欢，就想做的长久和自由。杂志说倒就倒了，网站说裁员就裁了，老板说微博不做了就不做了，一个电话叫你删贴你就得删，命运在人家手里。如果是做一家大媒体，对外的竞争和对内的责任两个东西会把做媒体的幸福感绞杀大半。我觉得媒体做大了就是一门生意，生意跟媒体天然不该是一个东西。做自媒体，最小单位的一个人的媒体，命运在自己手里，想做多久做多久，想弄谁弄谁。
为达到这个目的，自媒体最重要的就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最大意义在于，就算市场不断萎缩甚至趋近于零，别人都死了，你还活着，只要活着，就能享受做媒体的快感。2012年做自媒体之初心就是因为，自媒体本质上就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媒体形式，一台手机一间地下室一桶泡面足矣。它是一只屎壳郎，靠屎就能活。地球生态变化，恐龙灭绝了，屎壳郎还活着。
供给侧改革第一个题目，成本降低。
自媒体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活着的成本。活着的成本里最大的一条，房子。所以2012年从腾讯辞职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北京搬到东莞塘夏镇郊区的森林公园，在那里全款买一套房115平米90万。其实我在两年半前就想这么干了，可那时还没有90万，是腾讯让我最后存够了90万。顺带在这里真心感谢一下ponyma，感谢把我招进去的fangli、lima、thirty。
有房无贷款，最大的成本没了。在一个房价八千的地方，生活成本也低，我估计2012年塘厦镇郊区人民的月薪平均是五千块，也就是说我每个月挣五千就能过老百姓的生活。也就是只要每个月挣五千，就能一直做自媒体，就可以想不理谁就不理谁，不会把自己憋抑郁了。
如果在北京，不知道每个月要挣多少才稳妥，五万够不够？在市场好的时候，挣五万可以，市场坏的时候，五万就很难。跪着挣五万很容易，站着挣五万其实不容易，别说是软文，就算是放硬广告，很多业务比如p2p金融也是满手血。北京和塘厦相差的这四万五，表示可以选择少挣四万五，换来少一点掣肘，少一点妥协，少埋点祸根。不知道这算不算张一鸣小巨头说的“低空飞行”。
后来我把家从塘厦搬到大理。房价和生活成本是差不多的，但另一样巨大的成本，医疗，两个地方可能差别巨大。塘厦好处是离深圳很近，深圳有不少大医院，还有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可大理有苍山洱海、世界屋脊的屋檐，有山泉水和松茸、山核桃，有慵懒的白族人，慢悠悠的节奏，抬头能见寺庙，每天都听得到祷告唱诵。离医院近一点，不如离病远一点。我觉得大理是中国的自媒体成本最优化的样本。
我的日常开支大部分用来买吃的，不会为了社交或者追时髦去买衣服，剪头发以前是五块钱小店，现在是自己给自己剃光头，五块都省了。吃的肉也越来越少。所以在降低成本这件事上我是蛮拼的。其实这是一个游戏，你如果喜欢这个游戏，从中有很多乐趣，很多收获，你会很开心，不全是成本的事。
供给侧改革第二个题目，效率提升。
其实社交网络背景下的自媒体天然是效率最优的。你可以想想，你平常点开的链接里，是自媒体的多还是媒体机构的多？公关们想想，你们的钱和精力，花在自媒体的多还是媒体机构的多？坚定做自媒体，就是坚定的守住效率。
效率分两头，一头是传播，一头是制造。社交网络把传播的效率提高到了一个几乎是极限的状态，只要东西好，就能扩散出去。所以核心在制造这一头，从产生想法到东西出炉这个流程哪个最快，最不走形？对于低手，自然是在机构里受到系统支持最好，对于高手中的自由散漫这一类，自然是自己单干又快又好。一个选题的确立在机构媒体里需要汇报、说服、甚至上会，但在自媒体这里只需要一秒钟。自媒体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征集对一个想法的意见，朋友圈里发一条，群里喊一句，只要想法本身有生命力，可能不比编辑部在选题会上七嘴八舌效果差。
本质上自媒体是彻底的拥抱互联网的形式，它的效率来自于完全赤裸的接受互联网加持。当然，机构媒体永远有其优势，内部制衡、公正、权威、大项目集团作战。相比起来，自媒体更容易事实很少观点很多、偏邪、龌龊、无恶不作、群魔乱舞。都属于效率到了极致之后的天然代价。但这些都是硬币的另一面，这里不展开。
供给侧改革第三个题目，创新。
我刚做记者时，李学凌老大总看见我坐在办公桌前不出去，于是说，一周七天，每天都一个人吃饭，铁定完蛋。我明白他是说新闻是跑出来的，结交出来的。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还是数年如一日的一个人吃饭，却也没有完蛋。到了2012年，我就想，反正都是一个人吃饭，为啥一定要在北京，于是去了塘厦。傅盛就说，离开北京做媒体，会被边缘化。不过逻辑其实正正相反。总是一个人吃饭，无论在不在北京，都会边缘化，那么关键就要保证边缘化了还能活，于是才要去塘厦，一个月五千就能活。
有一件趣事。做记者第一年，主任带着我去混那年的IT峰会，相当高大上，在国贸。白天会议完了，晚宴是封闭的，不让记者进。当时微软中国CEO陈永正因为没带邀请函而被挡在门口，秘书差点急哭了。可主任就进去了。他假装是前面一个有邀请函的人的跟班，往里面挤，被拦住了，他就说我邀请函在前面那个人手里，连嚷带跑硬生生把门卫给挤开，冲了进去。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也进去。我问，怎么进。他说，像我这样进。
我站在门口酝酿很久，每次觉得勇气满格想出动时，腿就软了。隔了十几分钟主任又打电话，有点生气：你怎么还没进来？我说不敢。他说，进来了，这么多大佬随便采，还有这么多山珍海味，赶紧。我说好。可一放下手机腿又软了。我在门口站了40分钟，最终意识到一点，一个人吃饭就是我的命。于是打车回家。主任又来电话，我已经做好了被痛骂甚至降薪的心理准备，很坚定的跟他说：我真进不去。没想到主任沉默了几秒钟，哈哈大笑，说，你呀…… 从那时起我就是众所周知的“烂泥扶不上墙”。
所以像我这样的记者能活下来是有原因的，两个字：创新。烂泥扶不上墙，但它能长出草来。
创新分形式上的和内在上的。形式上的创新很多，比如做自媒体的也可以搞私董会，培训班，硅谷考察，收费课程。可无论怎么变，它都是附属物，它可以被模仿。如果自媒体的文章没有打动人心影响人脑的力量，这些形式都是无本之木。所以它们不重要，也不属于本质上的创新。就像中兴，人家一不给你芯片，立马完蛋。所以你说你一手机组装商得了什么工业设计奖，价格多么厚道，我觉得意义还不大。
每天一个人吃饭的记者活下来就是靠一条，提供独特视角，赋予独特意义。有这个东西，我不找你你也会找我，你们都不找我，我在网上看看，也可以把老东西说出新花样。所以才有底气从北京搬到塘厦。所以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条降低成本，它其实考验的是你的核心是不是够强。你如果不能提供独特视角，赋予独特意义，那是很难离开北京。
但在自媒体时代，这个技能遭遇到摧枯拉朽的淘汰。所有CEO都在微博和微信里直接提供独特视角，赋予独特意义。连小马哥这么持重的人都不止两三次的在朋友圈怼人和表态了。更残酷的是张颖这样的大牌投资人和王峰这样的上市公司CEO也开始客串记者提问了。我们这种自媒体想在商业逻辑上产生比他们更独特但同时靠谱的视角和意义无异于痴人说梦。他们是居高临下掌握商业实践的人，是商业信息产生的源头，是造芯片的人，我们这些下游组装商直接遭遇了断货的危险。虽然不是所有CEO都在这么做，但他们随时可以这么做。
所以社交网络对于媒体的两面性体现于，新人笑，旧人哭。一面自媒体横空出世，效率无比强，一面所有掌握原始信息的人都成了兼职自媒体，让专职自媒体瞬间现出原形，原来我们一直是二道贩子，甚至是受施舍方。人家为什么要把信息施舍给你而不是别人或者自己说呢？一个原因是你是跪着的，你会帮助他粉饰太平欺骗群众。另一个原因是你即使在商业见识上落后人家一个数量级，但也能提供独特价值。
如果不造出自己的芯片，这是所有的有效创新之基础，站着挣钱的可能性将逐步走低。我说两点。第一，反商业逻辑。既然商业逻辑是商人们的拿手，那自然反商业逻辑就不是他的拿手或者是他不愿意谈的。可也不是为了反商业而反商业。商业太贪婪太强大，需要制衡。
第二，非商业逻辑。比如社会逻辑、哲学以及人性。顶尖的商人在非商业逻辑上也会是顶尖的，但差别在于，商人在商业逻辑上是垄断的，但在非商业逻辑上不是垄断的。张小龙在做微信、王兴在送外卖时能体会到的社会逻辑、哲学以及人性，码字的作者、看病的医生、上课的老师、讨钱的乞丐、即将被枪毙的死刑犯都可能体会得到，就看自己够不够深。理论上不同身份的人都有可能精通，且因为身份不同，都会有各自的独特视角，进而赋予独特意义。
拿马斯克举例。马斯克回收重型火箭成功后，商人都在欢呼，他们说马斯克是我们的楷模，我们也要改变世界。但马斯克要去火星是因为地球要毁灭，搞太阳能是因为石油有污染且正在被用光，预警AI和反对杀人机器人是害怕人类过早灭绝。马斯克是在给现在的科技和商业发展模式擦屁股，而商人们却在拉更多的屎。马斯克想在地球灭绝之前把人类送上火星，但被他感染到血脉喷张的商人们只是加速地球的毁灭。
这一部分就用到了反商业逻辑。
再接着讲，于是马斯克的商业和科技探索就呈现为一个悖论。他在物质世界开疆扩土，却不从人心里做工。他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人心绑架，再用来对抗他，击溃他。马斯克没有去尝试改变地球人灭绝的原因本身，而是在结果上修修补补，而修补的动作还会加速这个结果的到来。你可能无法通过在一个体系内部的做工来拯救这个体系。
这一部分用到了非商业逻辑。实际上反商业逻辑是非商业逻辑的子集。
当一个人建立起系统的并且深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就意味着他有了芯片，把最新的信息喂给它，它就进化出新版本，这就是所谓的创新。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建立了系统的并且深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检验：你是谁？一个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可以在这个问题里得到无限的发挥。能回答好这个问题的自媒体，自然具有了去找出比如“他是谁”“这个事情是谁”的答案的能力，提供独特价值，赋予独特意义，只是手到擒来。
任正非说大战略无密可保。我觉得可能还有后半句，大战略无法可学。我说的这些供给侧改革都是光天白日的事实，但谁要完全搬过去都是基本不可能，可遇不可求。就一个人吃饭这一条，不是那个性格，绝对做不来。做事的最高战略，都是人生战略。人生战略，都是天性的外延。这番供给侧改革，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无意中契合了人生战略。供给侧改革，即是向内求。我的人生战略，也是向内求。如果要说的堂皇一点，“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做得不好，但量力而行。
王兴说中国经济也要进入供给侧改革的阶段，说中国的2b企业也就是帮企业改进效率的企业，做得特别差。我觉得这似乎契合了一点，中国人这四十年也一直是向外求，比如钞票、房子、出国旅游、包包、蛇精脸，而没有向内求，没有精神的寄托。企业的事跟人的事，本质上是相通的。社会是全息的，系统的。中国人将不得不被迫的转入向内求的阶段，向外求的好日子到头了，昨天是假奶粉今天是假疫苗，不向内求就活不了了。
那天有个上市公司老大在朋友圈庆祝，小米刚上市破发，买入，然后大涨。老大总结这番赚钱的心得：在群众恐惧时贪婪，在群众贪婪时恐惧，可是真要做到却是很难。我对此的评价是：如果从看股票上升几个层次，看得更大一点，眼下正是一个全民贪婪和暴戾的时代，恐惧正当其时，收敛正当其时。邦有道，贫贱者当自省；邦无道，富贵者当自省。所以实行向内求的人生战略，追寻淡泊而宁静，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