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激进女权主义内部，有一些人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TA们制造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将性别差异作为需要消灭的对象。在这一套理论逻辑之下，跨性别群体被“女权主义者们”所忽略。本文作者以这样的切入点，借用社会主义女权的视角重新审视女性压迫的议题，驳斥简单粗暴地将压迫的根源还原到性别对立的观点。
对许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批评自由派女权主义很容易。我们中的许多人是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对它的局限性和缺陷有着清楚的认识。
然而，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的历史和实质却鲜为人知。虽然激进女权主义中的“激进”似乎暗示了一种社会主义者会拥护的政治，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不相容的意识形态。由于对性别压迫的狭隘理解和错误的改革策略，激进女权主义最终未能为妇女提供一条明确的解放道路。
激进女权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相伴而来，却又彼此相斥。尽管如此，它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相似，激进女权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选择和个人成就不足以改变社会。因此，这两者都将妇女的压迫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
从一开始，激进女权主义者就特别关注性暴力和家庭暴力，认为这对妇女的压迫至关重要。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是20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以反对性暴力的运动而闻名。在她最有名的演讲“我想要一个24小时没有强奸的休战”（ “I Want a 24 Hour Truce During Which There is No Rape”）中，德沃金恳求听众中的男人们试着理解女性每天都生活在性暴力中的深刻恐惧。
Andrea Dworkin
激进女权主义者投身于抗击潜伏于女性生活方方面面的性暴力，这是令人钦佩的。相应地，她们也强调大规模的变革，而不是小修小补。
但是，激进女权主义者进行变革的方式不仅令人不安，还反映了他们意识形态的深层缺陷。
他们的反色情作品就是这方面的象征。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致力于禁止色情作品，认为色情作品本质上是厌女的、暴力的。诸如德沃金和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激进女权主义学者、律师和教授）做出了更大的努力。她们与像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等基督教右翼人士联手，推动建立了许多地方法令来取缔色情作品。麦金农兴高采烈地在1990年一期《纽约时报》评论版上写道，“与我们联手制定该条例许多议员中，有一位是政治保守主义者。我们很荣幸能与她共事。”
无疑，在某些方面，色情作品是可鄙的、种族主义的和暴力的。但是，取缔色情作品对从事色情行业的妇女的直接的、实质性的关怀完全没有帮助。与保守派合作对抗女性压迫更是毫无意义。保守派正是要限制女性的生殖健康权利，并让已经式微的福利国家进一步退缩的人。
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反色情工作，让我们能清楚地意识到由于错误地识别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而带来的危险：激进女权主义者依赖国家的审查制度，增加惩罚措施，并与反对进步变革的保守主义者结盟。
阶级与女性压迫的根源
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失误主要在于它的阶级观念。
对于激进女权主义者来说，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不是（出卖劳动力）工人阶级和（剥削他们的）资本家，而是男人(压迫者)和妇女(被压迫者)。他们称之为父权制理论（patriarchy theory）。
激进女权主义者并不总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特别属性，但即使有时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也认为资本主义完全是另一个领域，与女性压迫毫不相干。她们的最终目标是废除性别，认为性别才是彻头彻尾的等级制，对女性具有压迫性。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同样反感父权制，但对阶级和妇女压迫之根源都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对阶级是从经济而非性别来界定：一个人的阶级是由他们与生产资料和国家的关系决定的。例如，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和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Facebook首席运营官)所属的阶层，与奋力组织工会的女研究生或在快餐店打工、拿着微薄工资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大不相同。
谢丽尔·桑德伯格
图片来源：凤凰网
社会主义者反对任何针对克林顿、桑德伯格和其他精英女性的性别歧视言论。但事实仍然是，作为资本家和富裕政治家，她们的利益从根本上与社会最广大群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举个最近的例子：几年前，当酒店女员工试图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一家希尔顿逸林酒店组织工会时，她们明确请求桑德伯格的支持，表明她们“仰赖于”她的建议。桑德伯格拒绝支持她们。这也不足为奇。普世的“姐妹情义”违背了资本的具体利益。桑德伯格真正效忠的东西昭然若揭。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敌人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资产阶级——它本身是多性别、多种族的——我们的战略必须反映这一点。妇女的压迫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伴随着阶级社会和核心家庭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阶段产生的。
妇女的压迫一直存在，并不是因为男人恨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历史上在核心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男人每天早上去上班，从事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厂里制造汽车，在办公室写法律简报——而妇女则通常从事所谓的社会再生产：新工人的生命繁殖(生孩子)和工人的日常再生产——洗衣服、给一家人做饭、带孩子上学，等等。
甚至到了近几十年，女性已经加入薪资劳动力大军，但她们仍然容易在家里作“兼职”，即下班回家后又要投入社会再生产。
妇女从事的社会再生产的任务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资本主义要运行，工人必须每天有的吃、有的穿、准备好上班。而资本主义的利益又决定了这种工作得是免费的，并且发生在私人领域。
因此，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我们解放妇女的唯一途径是一举终结阶级社会。
1910年纽约妇女工会联盟呼吁实行8小时工作制
图片来源：Flickr
在此过程中，也有些改革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争取的，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实行带薪产假和推行普遍儿童保育。像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ylvia Federici）这样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主张“有偿的家务劳动”（wages for housework），以使妇女在经济上独立，并承认她们在家庭领域的工作也是劳动。此外，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则建议将这些家务工作社会化，以消除妇女的不平衡的性别负担。
但是，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联合的社会运动，这些改革都无法成功，更不用说推翻资本主义了。这就是工人阶级大展身手之地。正是因为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变革的能动载体；正是这多性别、多种族、多世代的工人阶级，能为彻底变革、乃至最终超越资本主义而斗争。
而这一终极目标包括废除性别吗？有可能！用恩格斯的话说：
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创造出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激进女权主义漏掉了谁？
近年来，许多人对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解受到了“排斥跨性别人士的激进女性主义者”（TERFs,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的观点的影响。并不是所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都是TERFs。几十年来，麦金农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跨性别人士的权利，并批评了TERF的偏执。她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中说：“任何一个自我认同为女人，想成为女人，努力成为女人的人，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女人。”
然而，尽管二者并非等同，激进女权主义确实包含了很多TERFs，而它的核心观点使她们排除了跨性别人士，尤其是变性女（trans-women, 从男变性为女）。
跨性别舞蹈家金星
对于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来说，一个人所认同和呈现的性别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他们生来是什么性别。如果男人是压迫者并且是妇女压迫的根源，那么这些男人即使在变性后也保有着压迫性权力。他们作为男性的社会化过程，无论它多么短暂、且被性别焦虑与暴力困扰，都使他们成为女性压迫的代理人。所以，很多激进女权主义者将跨性别者、尤其变性女拒于政治活动与组织空间之外。
这种排斥不仅是偏执的——它还是虚伪的：激进女权运动虽然明确反对性暴力，但遭受着不可比拟的性与身体暴力的正是那些变性妇女（尤其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妇女）。
TERF们可能会说，变性女没有顺性女（cis women）同样的生殖系统，她们无法理解女性为节育和反对强制绝育所作的斗争。但那样的话，对于单身女同，或不能或选择不生孩子的顺性女，她们又该怎么说呢？TERF们的论点显然薄弱且带有偏见。
激进女权主义对种族主义问题也保持了令人瞩目的沉默，它反对种族主义的策略在政治上也是可疑的。
和白人男性一样，有色男性也有性别歧视。然而他们对种族歧视的经验也促使他们与自己社群中的有色女性并肩战斗。正如莎伦·史密斯（Sharon Smith）写道，对有色女性来说，“因为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战斗或阶级斗争中需要与男性并肩作战，因而激进女权主义中将男女分离的观点就失去了吸引力”。
事实上，对许多女性来说，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与反对性别歧视压迫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种压迫都植根于资本主义)。
女性不能将她们受压迫的经验仅仅还原到性别上。我们大都是工人；我们中很多是母亲、有色人种、LGBTQ成员，等等。我们要理解所有这些东西是如何缠结在一起的，以在所有领域展开斗争——并获得胜利。
如何反抗女性压迫
激进女权主义者将男女分离主义作为战略——对其中一些人来说，甚至是目的；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明白，我们的力量就在于人数众多。工人阶级的男性和女性的分离，顺性人与跨性别的分离——这些裂痕对我们的总体目的是不利的。这些只会削弱我们，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抗争更加艰难。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目标是团结整个工人阶级。我们的命运紧密联系，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与反对跨性别恐惧（transphobia）、种族主义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的斗争密不可分。任何女权主义运动或理论，只要或隐或显地排斥跨性别，有意地混淆他/她们社会的性别，或抱有跨性别恐惧，都与“左翼”无关。左翼必须直截了当地与跨儿和性别不一致者站在一起。
背着反性骚扰广告牌的富士康女工
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虽然在激进女权主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鼓舞人心的东西，比如对性暴力的强调，但它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想法是失败的。
男性并非女性压迫的核心根源，我们必须将阶级社会视为罪魁祸首。反抗资本主义依然是女性完全解放的唯一途径。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7/radical-feminism-second-wav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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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rica West
编辑：Targaryen
翻译：沈今语
校对：xd
美编：太子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