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政府主义，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应该耳熟能详。20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教科书里，无政府主义曾作为反动思想被严厉批判，官方对它的定义是：“资产阶级用伪科学装扮起来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然而在一百多年前，无政府主义可是相当时髦的学说，尤其受广大知识分子的吹捧。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中国作家巴金也是无政府主义的铁杆粉丝，巴金原名李尧棠，他的笔名就取自两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译名。关于这两人，我们马上会说到他们。
无政府主义诞生于19世纪，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在五花八门的革命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尽管两者都把资本主义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在立场上则有着天壤之别。
1/5 感情用事的革命家
说起无政府主义，首先得提到一个俄国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巴枯宁从小家境富裕，14岁时被家人送进军事学校就读。但巴枯宁不想当军官，他也不是个好学生，在校期间他没有专注于学业，而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交往革命人士与研究黑格尔哲学上。
巴枯宁
离开俄国后，巴枯宁先后前往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并在法国结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
虽然巴枯宁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相比之下，巴枯宁更喜欢另一位法国思想家——蒲鲁东。蒲鲁东鼓吹个人主义，把国家放在自由的对立面，将政府视为剥削与压迫的罪魁祸首，堪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鼻祖。在19世纪中叶，蒲鲁东的学说受到革命人士的普遍欢迎。
蒲鲁东的学说颇对巴枯宁的胃口，不仅是因为它简单易懂，而且很适合巴枯宁这样的鼓动家，他的长处不在于创造理论，而是让思想广泛传播，使更多的人受到感染。
按照今天的说法，巴枯宁也算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但作为革命家的巴枯宁却并没有太多建树。他先后参加了1848年的巴黎二月革命，波兰与德国的工人起义，但看不出他在革命中发挥了多大作用。1850年，巴枯宁被德国政府判处死刑，1851年被引渡回俄国，但是没过多久，他再一次逃跑了。
巴枯宁的后半生颠沛流离，哪里爆发革命，他就出现在哪里，出席集会，发表文章，策划一些不靠谱的冒险活动，然后不知所终。他背负着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和平与自由委员会”常务会员，一会儿又是“国际劳动联合会”成员，晚年的他参加了瑞士的一个同盟会，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年才远离了政治。1876年，巴枯宁病逝于瑞士伯尔尼。
即便用理论家的标准来衡量，巴枯宁也不算合格。他的著作《上帝与国家》、《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等等，从严格意义上只是论战宣言，逻辑混乱，思想激进，极富煽动性，今天的人读了恐怕难以接受。问题来了，为何巴枯宁会被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之一？又为何会被后人推崇并纪念？
这恐怕与巴枯宁的性格有关，在旁人看来，巴枯宁是个粗鲁，热情又颇有人缘的家伙，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承认，巴枯宁有着旺盛的精力和狮子般的斗志。虽然经常感情用事，可是对于革命这项冒险的事业而言，冲动有时候比理性更为重要，至少更有魅力。巴枯宁总是锲而不舍，他不停地组织各种秘密活动，虽屡战屡败，却从不放弃，这让他获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在众多俄国海外留学生中间，巴枯宁堪称他们的精神导师。
2/5 误入革命的科学家
巴枯宁既不是出色的实干家，也不是优秀的理论家，但他成功扮演了一位宣传者的角色，这是他能够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不过，如果只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仍旧是不入流的学说，至少不会引起知识分子的严肃对待。
真正给无政府主义奠定科学基础的，是另一位俄国人，他的名字叫做彼得·阿列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
克鲁泡特金
克鲁泡特金是个官二代，他的父亲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亲王，克鲁泡特金年轻时曾担任过军官。在沙俄时代，唯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
虽然出身贵族，但克鲁泡特金并没有像其他纨绔子弟那样沉湎享乐，从军之余，他喜欢研究大自然，利用职务之便，他游历了很多地方，足迹从西伯利亚到我国的黑龙江。这段宝贵的经历，使他具备了一般革命理论家所罕见的科学素养与理性气质。
如果不是参加革命，克鲁泡特金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地理学家。但他的兴趣不止于自然界，比起大自然，他对人类社会更感兴趣。1872年，克鲁泡特金来到瑞士，结交了不少俄国留学生，他们都是巴枯宁的信徒，克鲁泡特金深受鼓舞，虽然把巴枯宁奉为榜样，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水平却比前者高出了一大截。
40岁时，克鲁泡特金因为组织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克鲁泡特金转型成为职业理论家。并写下了无政府主义的名著——《互助论》。
《互助论》不仅是一本革命论述，它也可以被当成一部严肃的学术书来读。如果说大多数革命者的论述都是用“态度”说话，那么克鲁泡特金的书则是以事实为依据。
通过早年积累的调查经验，克鲁泡特金质疑了达尔文学说。达尔文认为，物种是通过竞争得以进化的。近代的欧洲人普遍接受了达尔文的思想，并进而发展出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看来，弱肉强食不仅天经地义，甚至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克鲁泡特金则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能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会互相帮助，自发地形成各种组织，如果只有掠夺和压迫，人类就根本无法建立信任。为此，克鲁泡特金还给出了生物学依据，《互助论》就是从探讨动物界的互助行为开始，并一路延伸至人类社会。
克鲁泡特金认为他的思想是从自然界演化而来的。在他看来，人类的团结互助从来不是自上而下命令的结果，而是彼此之间自愿产生的。换而言之，即使没有政府，人类照样可以活得好好的，甚至活得更好，所以，政府对社会完全是多余的。
3/5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说到这，你已经对无政府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其实，无政府主义思想通俗易懂，无非是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而政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只要政府没了，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无论在商品市场还是观念市场，简单都是最强大的力量。经过蒲鲁东、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等人的鼓吹，无政府主义渐渐深入人心，因为它简单明了，很容易得到群众的响应。不过，作为政治纲领，无政府主义在具体的实施上却简单粗暴，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采取的革命手段往往就是搞破坏。巴枯宁认为，既然国家是暴力的垄断者，那么反对国家唯一的方式，就是以暴易暴，不是要铲除社会毒瘤吗？放一把火就行了。
1881年，在伦敦召开了国际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会议号召大家“利用一切手段消灭所有统治者、国务大臣、教士、贵族、最有名的资本家和其他剥削者”，还鼓励人们使用炸弹等非常手段与政府对抗。
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嗤之以鼻，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者无组织无纪律，是一群乌合之众。更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还和他们一起争夺着革命群众。
尽管两者表面上都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标。但背后的逻辑却差之千里。无政府主义重视个人，马克思主义强调组织，无政府主义要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而马克思主义要建立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无政府主义想把社会彻底打散，马克思主义则想把国家充分整合。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论战，那时候他的靶子是蒲鲁东，论哲学思辨，蒲鲁东不是马克思的对手。直到巴枯宁出现，马克思才意识到真正的危险。
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到了巴枯宁手里变得更加激进，更加肆无忌惮。巴枯宁热衷革命，但反对一切形式的集体与组织，他相信“破坏即创造”。这一主张在逻辑上固然漏洞百出，但巴枯宁不在乎这些，凭借独特的领袖魅力与演讲才能，巴枯宁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人脉网络，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巴枯宁的秘密组织。
这让马克思非常不满。你跟我不是一路人也就罢了，现在竟反过来挖我的墙角，我还能坐视不管吗？遗憾的是，在马克思阵营里，暂时缺乏像巴枯宁这样的魅力人物，尽管无政府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很容易反驳，但在很多时候，逻辑的威力远远不如声势强大来得重要。
4/5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影响世界长达半个多世纪。1900年左右，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最早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流行，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把无政府主义作为反清革命的思想利器。
早期革命党的很多行动，都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效仿。比如，一些人想通过刺杀朝廷官员来推翻清政府，一些人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密谋反清活动。一些人则以杂志为载体，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介绍进来。
进入20年代以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泛流行，据统计，当时中国共有90多个无政府主义团体，70多种无政府主义刊物。他们在学校和工人团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文章开头提到的作家巴金，就是在那时候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
和当年在欧洲一样，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竞争，但此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拥有了一个成功的样板——苏联。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参照马克思理论建立的国家，而此时的无政府主义尚无任何成功的政治斗争经验。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比中国所有的无政府主义团体都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在动员群众方面，共产党的优势凸显无疑。
但与欧洲略为不同的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更受知识分子喜爱，尤其是广大文艺创作者。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大家，都曾热情洋溢地推介过无政府主义。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对这些人反而更有吸引力呢？
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传统价值观已经随着封建王朝的垮台而崩塌了，既然老祖宗的思想不再管用，就只能依靠外来的药方。中国人曾尝试过的民主政治，但很快就失败了。这不是说民主不管用，而是它的药效来的太慢，无法解决中国人最迫切的问题，咱们等不及。
无政府主义却给出了一条捷径，因为它把一切痛苦的根源都归咎于政府。而当时的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确实不怎么样，这让迷惘中的知识份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无政府主义鼓吹自由，而中国人受专制之苦已达千年之久。无政府主义学说，正好契合了中国文人千年来所崇尚的“无为而治”思想。当现实无法令人满意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到过去，把一切打碎重来。
回归自然就能实现自由，这种略带诗意的想法是很诱人的，因为它省去了重建秩序的过程与艰辛。而对长于思考，疏于行动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一思想既符合相应的传统，又贴近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难怪无政府主义会那么有市场了。
5/5 自由的终局
二十年代末，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政府主义渐渐式微，苏联崛起是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作后盾，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成为革命思想的主流。二战以后，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无政府主义已经被人遗忘。
无政府主义为何会衰落？有人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太幼稚，有人觉得是他们的方法太激进，而在我看来，无政府主义者欠缺一样关键的东西，那就是终局思维。
马云曾经说过，做企业要有“终局思维”，就是在做事之前，先要看清楚它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存活地更久。不仅做企业如此，干任何事业都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曾经红极一时，克鲁泡特金等人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画面：没有压迫，完全平等，人们通过充分互助实现人人平等。克鲁泡特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必然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在合作中受到约束。
然而事实上，让每个人彻底自由，只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另一种是一部分人获得充分自由，其余的人承担自由的成本。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有强者就有弱者，一旦给他们同等的自由，只能意味着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当更多的资源向强者倾斜的时候，强者就会享有更大的特权。最终，社会还是得依靠权力与制度来约束彼此，或者用美国联邦党人的话说，就是用“野心对抗野心”。这便是自由的终局。
但无政府主义者鄙视权力，却不知道权力和制度才让自由兑现最根本的力量。他们仅仅看到了自由的美好，却没有能意识到自由的昂贵。
有意思的是，给无政府主义予以致命一击的，还是一个俄国人。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今天，我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列宁。
列宁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他最大的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化为政治实践。列宁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卓越的领导力，更在于他清楚地看到，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自由，其实根本换不来真正的自由。因为在一个强弱分明的世界里，这种自由的代价是高昂的。
所以，列宁改变了思路，他所采取的办法是：把革命者整合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以服从统一为目标，换来一个集体的空前壮大，最终碾压了曾经的特权者与压迫者。列宁领导了一支全世界最有纪律的组织，他们一举夺取了政权，并建立起地球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