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资本主义下的生活体验是一种被动的体验，因为人要成为的是一个机械系统中的零件。它不仅剥削我们的劳动，更使我们的主观性变得破碎，将我们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和想象变成无生命的物体。解决现代性带来的苦难的方法，就藏在危机的齿轮之中。
当我还是本科生时，我们被教导去憎恶现代性的一切：极权的、技术专家治国的、为自身开脱的。它冷酷无情地把非洲变为殖民地，它也是法西斯主义机械式毁灭背后的马达。如狄奥多·阿多诺所写，现代性在集中营、在将人变成电脑中一串抽象的死亡数字的战略轰炸行动中停止了。
马克思主义自身也未能避开这种批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当作一种工具，而这在当时的苏联和美国都是能深刻感受到的问题。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发起者罗素·敏斯评论道，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又一个把人变成资源的词汇。
确实，即便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对现代性的辩护大多是：尽管残酷，但现代性使生产更有效率，让我们的物质充裕成为可能。然而他们也批评说，那些解放我们的过程也使我们变成机器的奴隶，而这些机器本应使我们自由。一个人物质充裕的乌托邦建立在另一个人在工厂彻夜加班加点之上。
或许成长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作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现代性：他所生活的街区在20世纪最为暴力的城市摧毁中被夷为平地。虽然这一过程被客气地称为“城市翻新”，但它将密布的街区纳入到美国高速公路系统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时，往往对低收入街区产生敌对性。它抹去了充满活力的种族文化，摧毁了小企业为主的地区，也破坏了社会支持网和众多社区——这一切都以最现代的理想——进步为名。
马歇尔·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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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克斯从一个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公寓楼群聚集的多种族街区，变成了美国最贫穷的城区之一。伯曼以逼真的细节描述了旧城区的摧毁：
“原先的景观已被破坏。许多经济住房和公寓现已破裂、焚毁、断裂或坍塌。成片的楼群不是消失，就是变为废墟瓦砾。在另一些街区，只有一座房子还在，周围全是碎石…… 从细节和轮廓来看，这个幸存者曾经，或许就是在前不久，还颇为壮观。”
伯曼甚至为了这种城市翻新过程创造了一个新词：“城杀”（urbicide）——有计划地谋杀一座城。
然而，在他死后出版的作品集《街头的现代主义：散文中的生活与时代》中，伯曼用一篇优雅的文字描写了被指责“刺杀”了纽约的、浮士德般雄伟的人物——罗伯特·莫斯。
要理解他对现代性进程似乎矛盾的观点——如何能为竟把拖拉机开进他热爱的布朗克斯的人写下我读过的最有雅量的致敬——我们必须要记住伯曼是一位辩证的思想家，他邀请我们从马克思式的视角理解现代性的经纬。
成年人的马克思
为了理解这种现代性，我们可以从伯曼对《共产党宣言》的重新解读入手。《共产党宣言》也许是有史以来被误读的最多的册子。人们太多时候像读侦探小说一样去解读马克思主义：故事里有好人（工人）和坏人（资本主义），在双方的快枪手互射后，小说圆满结局。这种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二元的、漫画式的看法在支持者和反对者身上都看得到。
《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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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伯曼对《宣言》有另一种解读，他声称只有“成年人(grown-ups)”才能掌握其中的微妙之处。他引领我们把马克思最激烈的文本看成由一系列开放式结尾的矛盾构成，除了其自身令人眩晕的摧毁之举外别无他法。
伯曼引用了《宣言》中的段落，并取出其中一句作为他最著名的作品《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的经验》的书名：
“除非资产阶级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它就不能生存下去 ……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持续动荡，永远的不确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以往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快速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古老观念、偏见都被消除，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已陈旧。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都被亵渎。人们终于被迫清醒地看待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里有种被卷入到某种“魔法般不可思议的”事物中的感受；一种既令人恐惧又兴奋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不仅欣赏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他也欣赏其破坏力——一种新秩序诞生的崇高恐怖，而这一秩序本身是不稳定的、充满创造力且处于不断翻新和摧毁的过程之中的。“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既是警告也是期冀。
伯曼的令人惊叹之处不仅在于他把马克思看作一位辩证思想家。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键差异不在于它们都剥削人类和资源，而是在于剥削在资本主义中发生的方式。
资本主义是独特的，不仅因为剥削被隐藏在工人和所有者之间平等交易的表象之下，更因为资本家必须持续地通过时间、空间和技术来革命化生产，创造更多价值，例如自动化的工厂、生产的全球化、将食物变为农田上的巨型工厂、通过医药学革新人类身体等。
这种经验无法只通过剩余价值公式或表示剥削率的图表被表达。如同黑格尔的名言，量变在某一刻转化为质变：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资本循环的持续革新，诞生了一种激进的新的主观性、世界观和人。
对伯曼而言，马克思不仅是现代的，还是位现代主义者，他反思性地经历并描绘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观世界。
伯曼甚至在语句的层面找到了依据：是马克思“首次发明了一种散文风格”，让资本主义“危险的创造力”——甚至说残酷的创造力栩栩如生。他指出，《宣言》中毫不留情的辩证的句子，前冲、回落、转而再跃向一种新的恐怖——一种由19世纪资产阶级的贪婪意志所诞生的景象。
对伯曼而言，读《共产党宣言》意味着不仅要理解，更要去感受资本主义毁灭的诱惑力。
被卷入流动中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中的主要场景生动讲述了这种对现代性的感受。作为纽约都市摧毁、翻新的原型，法国的建筑师奥斯曼男爵把巴黎的中世纪小街区夷为平地，并取代以今日明信片上华丽的十九世纪林荫大道。旧巴黎的毁灭开启了新的视觉和公共空间——旧的居民区被完全撕开，而行人可以在咖啡店遍布的街道上步行穿越整座城市（为了防范下一次公社起义，部队和炮兵自然也可以轻易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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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曼借波德莱尔的诗歌《穷人的眼睛》，思索着这些新的现代街道，以及由街道旁咖啡店、餐馆构成的社会空间的意义；诗中中产阶级情侣享用奢侈大餐时被一名乞丐注视——他或许正是一个被奥斯曼的“现代化”整得无家可归的人。
“林荫大道会对前来填满它的人造成什么影响？”伯曼询问。“被卷入其无穷无尽的流动之中”，林荫大道成为一个看和被看、“展示情爱”的地方；人们向新的、现代的“眼睛的家族”展现自己，以及自己对生活的幻想。
然而，被压抑的现实的强行挤入打断了这种行人与橱窗相遇的景观和幻想。波德莱尔诗中的情人来到餐馆享受林荫大道的灿烂欢愉，却遇到了一位赤贫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投向奢华食物与氛围的目光。女子感到惊恐，想让服务生把他们从窗边赶走。男子被一家人的目光打动，同时也对他的情人和他们所享的大餐感到厌恶。这一简短的交流对伯曼而言既是现代社会的承诺，也是其带来的独特的主观体验。
这里不仅有男子自我反省和被迫从他人眼中看到自己的那一刻，还有与食物和舒适生活只有一面玻璃之隔的穷人的眼睛。不论是男子的自由派多愁善感还是女子的右翼野蛮主义，对伯曼而言这一互动体现了现代主义艺术和建筑产生的震惊、不均衡和机遇，它将现代生活的快感和不适带到了一起。
回到纽约，从第三大道桥上所见的景色，伯曼联想到人们驾车驶过1970年代末的布朗克斯时，可以同时看到曼哈顿的“神奇光环”和另一边燃烧的地狱。这一双重景像和视野，这一时空的进退，是现代性怪异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独特的历史性经验。
来自废墟，还没被废
伯曼坚持认为现代性的暴力冲击能产生新的、激进的主观体验，比如他用了大量篇幅记叙了嘻哈与街头艺术如何兴起于布朗克斯被摧毁的废墟中。“正因为其磨难和痛苦——相比‘活着’，布朗克斯在死亡中更有文化创造力”。
以地铁和废墟涂鸦“大胆、冒险的视觉语言”为例，伯曼认为小片或是整面的涂鸦并非是视觉垃圾，而是向更广阔城市交流的尝试。市政府将这种公共艺术视作犯罪，导致了两者间耗费巨大，毁灭性、甚至是致命的冲突。
对伯曼而言，涂鸦艺术引发的公共空间之争就像波德莱尔的诗，穷人和他们的场所突然出现在城市街道，给资产阶级秩序带来了恐慌——资产阶级主导的发展进程招来了他们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声音。
从涂鸦再到嘻哈，伯曼对80年代布朗克斯最有名的嘻哈歌曲，Grandmaster Flash的《The Message》进行了思考：
这信息是什么？或许是“我们可以是世界毁灭之中的安身处”；或许是“我们来自废墟，但我们还没被废”。元信息或许如下：不仅社会的解体，就连生存的绝望也能成为生命和创造力的源泉。
1999年的Grandmaster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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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桥上看到的景象令人眩晕，或许还有些混乱，但那是新可能性、看待事物新方法的起点。“街头的现代主义”不关乎形式或体裁，而是关于都市的混乱如何带来新感官、开启新观点，并重塑我们精神生活的认识。
更多，总是要更多的现代性
伯曼文集中最感人的三篇文章是关于二十世纪犹太裔知识分子——瓦尔特·本雅明、捷尔吉·卢卡奇和弗朗茨·卡夫卡的，他们都经历了现代性的矛盾，也都死于这种残酷。
其中最长、最有洞见的文章是来自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卢卡奇的，他最著名的观点“物品化”（Verdinglichung）阐述了资本主义下主体对生活的核心体验。对卢卡奇而言，资本主义不仅剥削了我们的劳动，它更使我们的主观性变得支离破碎，将生命的过程变成无生命的物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和想象。
工厂和官僚化的办公场所不仅是生产、再生产的中心，更是将我们转化成物品的意识形态机器（ideological apparatus）。“物品化”这个词有些艰涩，它的德语原意是：“一个人被转化成一个物体的过程”。
资本主义下生活的体验是一种被动的体验，因为人要成为的是一个机械系统中的零件。然而，不像那些希望这机械停工的人，卢卡奇相信工人阶级的角色既是资本主义的客体、也是资本主义的主体；既要理解他们自身被物品化的方式，也要发展出自己的知识和情感的出发点，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阶级意识”的事物。
卢卡奇认为，这种主体性的新形式的载体是革命政党，以此转变工厂、公寓小区和农田间的现代生活：“经济不会是一台为了自身的目的、依靠自身动力运行的机器，而是一个由男男女女自由地对自身生活和需要作出具体决策的结构”。对卢卡奇来说，现代性问题的答案是一种激进的、新形式的现代性，即革命党和工人议会。
如同伯曼笔下的其他现代性英雄，卢卡奇在监狱里度过了不少岁月，先是在奥匈帝国，然后是在1956年短命革命后的斯大林主义匈牙利监狱。卢卡奇后来宣布放弃他年轻时的成果，开始写似乎是拥护苏联正统的文学评论，谴责现代主义是资产阶级精神颓废的产物、认为卡夫卡“精神异常”。
不过在伯曼大部分的写作中，他总是愿意给所有主体第二次，甚至第三、第四次机会。卢卡奇放弃了他之前的谴责：“我错了，”据说他在被苏联政府转变成监狱的德拉古拉城堡说，“卡夫卡终究是个现实主义者”。
伯曼对卢卡奇最后的评价就像是他对现代性的评价一样：“它无法提供任何顿悟，只有层层叠叠、环环相扣 …… 令人愤怒的盲目与洞察的诱人混合”。卢卡奇的英勇之处犹如现代性的英雄的一面：不在于某种最终的道德姿态或是学术的连贯性，而在于“他对现代艺术、现代政治、现代生活整体提出的要求”，即服从于我们最宏大的欲望和最乌托邦的梦想。
卢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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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是一个拥有开放结局的过程，往往只有当一些人宣布现代性已被完成的时候才会导致坏结局。卢卡奇成为斯大林主义现代噩梦的受害者，和因法西斯而死去的瓦尔特·本雅明一样，体现了现实的讽刺。
难过的是伯曼没能活到今日，提供他对特朗普时代的评论。面对全球精英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带来的痛苦，答案越发以一些哗众取宠的政客的形式出现，而这些人试图把我们拽回到过去，回到部落、种族孤立的语言；或是另一种高科技监狱、巨型边境墙的现代性。
特朗普、法国的玛丽娜·勒庞、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以及其他极右政客给现代世界开出的药方为的正是阻止像波德莱尔所描述的巴黎的目光相遇，或者伯曼笔下布朗克斯的废墟中嘻哈崛起这样的事物。这些政客向我们承诺的是现代性带来的一切灾难，不带一丝希望。
如果伯曼还活着，他对特朗普的“美国惨剧论”的回应不是坚称“美国已足够伟大”，而是美国苦痛的解药就存在于危机的齿轮中：
自动化能提供物质的充裕，带给所有人轻松的生活；气候危机使我们生活在由再生能源支持的大城市；家庭的瓦解带来对照料和性的更宽广的看法；边境的崩塌则带来全球范围的新团结。伯曼对于现代主义的兴趣，甚至说是怀念，是想要为经济和政治危机设想大胆的解决之道。
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态度，不论是来自艾兹拉·庞德和温德姆·路易斯这样的法西斯，还是来自社会主义者理查德·莱特和穆里尔·鲁凯泽，都感知到了社会的宏大转变不仅具备可能，更是面对自由主义衰退唯一的、不可逃避的出路。不论有没有愿意领路的左翼现代主义作者，危机都不会变：不是现代主义，就是野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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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enjamin Balthaser
编辑：Targaryen
翻译：louis吕
校对：王蒙、xd
美编：太子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