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到“资本”二字时，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剥削”、“剩余价值”等，这种包含着贬义的一面。
资本家也被刻画成残酷无情，道德败坏，剥削和压榨无产者的形象。
这种负面形象，大多来自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
那么马克思到底是如何描述“资本”或是“资本家”，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到底是什么呢？
资本
我们翻开《资本论》，开篇序言中写道：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站在道德的角度上去评价资本家群体，“资本家”也并不代表某一个人，而是一种经济关系中的人格化。
在现实生活中，人是复杂的，是多面的，马克思也并没有以偏概全。
他的观点是：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看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资本家的行为，究竟是由他的主观意愿决定，还是受到了某些客观规律的约束。
比如一个资本家，只是单纯意愿上的坏，像是坑蒙拐骗，明抢暗夺，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道德败坏。
但如果资本家“剥削”的行为，并非是资本家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受到某一种客观规律上约束。
那我们要做的，并非是攻击资本家，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解决资本与社会之间结构的问题。
原始积累
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讲了一个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故事。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占领者和管理者，承担着英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
同时，它不仅是一个公司，还拥有军队和舰队的军事力量。
如果说只是简单地商业贸易，倒买倒卖，到不能作为东印度公司资本家道德败坏的依据。
而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员工沙利文，因为强迫印度人种植鸦片而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饥荒，这其中的罪恶就足够令人憎恶了。
沙利文和其同事，为了制作鸦片，强迫印度人大面积种植罂粟，只保留种植很少的农作物。
在收成好的时候，倒也能勉强填饱肚子，而遇到旱灾的时候，农作物减产，英国联合当地政府收购了几乎所有的大米，并且以高价卖给那些快饿死的人。
在此次旱灾中，孟买大约3/1的人饿死，遍地的饿殍。
之后，英国为了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免缴了北美的进口关税。
免税打压了北美本土的茶商，于是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后面的故事我们讲过了，就是美国独立运动。
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商人”依靠国家武力支持，从而掠夺原始积累，这也成为了我们心中“资本家”通常的形象。
但严格意义上讲，《资本论》中的资本家，是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工业资本家”。
尽管商人对资本家的经济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并非是《资本论》中典型的资本家形象。
工业革命后，机器代替了大部分人力，使生产力大幅提升。
商人们通过工业生产，从原本只控制售卖不介入生产，转为控制了生产到销售的整个环节。
马克思口中的“资产阶级”，也并非是单纯的“有钱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工业生产的工厂主。
“无产阶级”也并非是单纯的穷人，而是因为工业革命而丧失了生产资料了的工厂工人。
那么工业革命前后的“商人”与“资本家”有什么不同呢？
马克思认为：
一个国家的整个资产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
意思是，商人的买卖行为，并没有使整个蛋糕变大，因此商人通过一些“欺诈”的行为，从中多分一些蛋糕。
而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的提升，使资本家将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大了，于是资本家自己的蛋糕也就变大了。
所以资本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的使蛋糕变得更大，也就是“剩余价值”。
那么，如何分配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但工厂生产才是主要的利润来源，至少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扩散，的确如此。
因为工业革命使生产更加的集中化和规模化，流水线机器的出现，生产环节的明确，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生产力的进步，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就像马克思所说：
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于是资产阶级也不再依靠“欺诈”，尽管在工业生产环节中存在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但资本家创造财富的方式已经与“商人”不同了，所以对他的评价也不能单纯的局限于道德上的判断。
剩余价值
关于剩余价值，《资本论》中解释为：工人付出超过其预付工资的劳动量。
比如你在你的劳动时间内创造了100元的价值，但资本家只付给你50元价值的工资。
这50元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压榨剩余价值，往往不惜牺牲工人的身体健康，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
于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应该为延长工时负责，资本家是主观上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
在《资本论》中，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一名伦敦20岁的女工，为了制作舞服，与30名工人挤在一间小屋子中，连续工作26小时，最终因为缺氧猝死。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而马克思在讲完这些例子后，说到：
这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即便是资本家主观上希望保障工人的权益，但是在自由市场中，随时会出现一些抢夺利润的资本家。
比如乔·韦奇伍德父子希望限制儿童的劳动时间，和布莱克本的棉织业主们，希望缩短自己工厂的劳动时间等等。
但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资本家们并非是生产活动最终的决定者。
真正的决定者，是利润竞争这条规律。
在《资本论》中的很多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并不认同自由竞争这一模式。
自由竞争来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理论，亚当斯密主张自由竞争，市场会在“看不见的手”中，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
但马克思并不认同，他认为自由竞争的结果只会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而且资本家之间也会存在恶性竞争。
所以必须依靠国家和法律，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国家的调控。
这里我们并不想讨论对与错，但我们从《资本论》中引用的例子可以看出，资本家主观的意图上的好与坏，并非是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序言讲到：资本家并非是某一个人，而是生产关系中的一种人格化的表现。
比如之前我们提到的996，因为互联网行业的供需模式，导致其工作节奏远快于其他行业。
但我们并不能把“996”归责为像马云这些资本家主观意图上的“压榨剩余价值”，而是互联网行业所具有的竞争效应。
市场中，所有人都受到利润竞争这条客观规律的约束，并非是某个资本家能够决定的。
社会关系
在《资本论》成书的年代，发生过很多工人抗议的活动，但令人不解的是，工人们抗议的方式主要表现为破坏机器上。
工人们以为，似乎将这些机器全部破坏，他们就不会再被“剥削”。
但工业革命并没有因为破坏机器而停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而逐渐扩散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那么资本究竟是什么？
是机器？是金钱？还是资本家？
都不是。
当工业革命开始从英国扩散的时候，英国也凭借此优势将海外殖民地纳入到日不落的版图中。
其中就有澳大利亚，最初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时，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并宣布属于英国。
最初，澳大利亚这片土地只是被当做流放罪犯的地方，之后，不少资本家发现了商机，并开始了自由移民，移居澳大利亚，以悉尼开始并逐步向内陆发展。
其中有一个叫做皮尔的资本家，他准备了价值约5万英镑的设备，除此之外，还带上了300名工人。
既然有了金钱、机器、资本家和工人，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可以在澳大利亚运转下去了。
可就当皮尔到达了澳大利亚时，他身边的工人们就全部逃跑了。
因为澳大利亚有着广袤的土地，可供人耕种，这时候也就没有人再想为皮尔效力了。
皮尔别说创办工厂了，就连机器也变成了废铜烂铁。
从《资本论》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机器、金钱，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在英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之前，土地都掌握在领主的手中，佃农只能从中得到少部分的利益，而工业革命之后，资本家开始雇佣工人，资本家给出的工资要比给领主当佃农高得多，导致农民开始进入工厂。
这其中的转变，是以追逐利润为导向，互相竞争所产生的一种生产活动的改变。
澳大利亚这么多无主之地，英国工人很容易就能找到一片肥沃的土地耕种，利润远高于资本家开出的工资，自然就没有人再去为资本家打工了，皮尔也只能自食其力了。
于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部分人占据生产资料，而其他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取利益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如果可以彻底瓦解这样的社会关系，那就不存在资本主义了。
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有超越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方式的倾向，就要全面否定资本家这一群体。
更不是要从道德角度去指责他们道德败坏、残酷无情。
结语
工业革命后的资本家们，构成了我们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也创造了很多令我们引以为傲的民族品牌。
只有当我们回顾《资本论》的思想后，通过不断理性的阅读和反思，才能更深刻、更全面的认知“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