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一本小书，书名叫做《从历史看组织》，作者从管理学角度解读中国历史。文字凝练，观点精辟，堪称大家手笔。
书中对历朝历代的分析，尤以宋朝最精彩。众所周知，宋朝缔造了中国空前的经济繁荣，虽然军事孱弱，文治却堪称典范。宋朝的商品经济是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被后世奉为楷模。得益于太祖赵匡胤“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宋朝的大臣们比较幸运，皇帝很少向他们举起屠刀，即便说错话，也就是贬官了事。至于宦官擅权、外戚乱政这种祸害朝廷的事儿，在宋朝也几乎绝迹。
当然，宋朝政治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王安石变法了。这场变法堪称中古时期中国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改革，最后却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王安石变法在他死后还演变为激烈的党争，并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既然宋朝有那么好的政治环境，为何王安石变法还会失败呢？这背后固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今天，我们仅仅从个体的角度聊聊这个话题。
1/7 从路线之争到人身攻击
虽然王安石变法饱受争议，但无人否认，他的本意是为了改善国计民生。然而，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却遭到了朝内反对派的围攻，以至于两次被迫辞职。
王安石像
当时反对新法最激烈的两个人，分别是司马光与苏东坡，他们一个是政坛领袖，一个是文坛翘楚，两人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都是正人君子，可对王安石的攻击却毫不客气。
司马光像
比方说，司马光指责王安石搞变法是为了图百姓钱财。作为回应，王安石把司马光视为顽冥不化的典型，借诬陷对手抬高自己，以达到政治目的。据说两人在一次酒宴上公然对骂，最后干脆绝交了。
这还没完。之后王安石又把司马光和他的亲信统统贬出了朝廷。这件事使新党被彻底孤立，连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也看不下去了。
等到王安石与司马光一死，新旧两党之争就变成了权力游戏。各类小丑纷纷登场，他们可顾不上什么理想和原则，新法与旧法对他们而言，纯粹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实际上，王安石是个作风正派的人，堪称官员中的模范。而司马光也不是大家想象的老顽固。关于变法的辩论，最初只是方法与路线之争，为什么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收场呢？这就要谈到宋朝的党争了。
宋朝的党争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大臣们因为政见不合，动不动就相互攻讦。不管你政策对不对，只要跟我不是一伙人，我就把你整垮，而且双方动辄对彼此展开道德批判，搞得朝廷火药味十足。这给中国政治开了个不好的头。之后我们将看到，它对政治生态所造成的破坏，一直延续了好几百年。
激烈的政治斗争，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事后来看，当时的很多争论都是非理性的。比如司马光，就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凡王安石主张的事，他一概反对，不管这件事是对是错。王安石也不示弱，只要司马光赞成的东西，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贬低。
按照许倬云的说法，王安石的新政，目的是为了提振经济，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反而不利于宋朝，他的变法为政府设立了一种对立局面。之后的朝廷，就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谁上台谁就把对手留下的制度推翻，宋朝就这样陷入了内耗。
时过境迁，到底是谁出了问题，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个在品德，才华与学识上的一流人物，为何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呢？这恐怕得从意识形态中寻找源头。
2/7 道德的两张面孔
通常认为，中国士大夫都是儒家的信徒，儒家是讲道德的，士大夫们也以正人君子自居。
那么，什么是道德呢？这一点，儒家的回答其实很模糊。按照最原始，最通俗的版本，道德被儒家归纳为五个优秀品质，即仁、义、礼、智、信。
但问题是，在这五个品质当中，有些带有性格特征，比方说“仁”，有些则具有行为特点，比方说“礼”，有的则是两者结合，比如“义”和“信”。中国人的哲学传统，一向不喜欢给概念做严格的定义。所以，在道德问题上，我们还得稍微求助一下西方人。
从古希腊直到中世纪，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是很崇高的东西，道德无法从经验世界找到来源，除非与彼岸世界嫁接。后来的基督教就用神的力量对道德进行了包装。
直到18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道德的认识经历了去魅的过程。英国哲学家休谟率先提出，道德是感性的，和理性无关。人类道德具体表现为同情心，正义感等可以感知的情感上。休谟进一步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曾经的人类高估了理性的力量。
大卫·休谟
当然，有正必有反。几乎在同一时期，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对休谟提出了质疑，康德认为，人类理性不仅有能力，而且应该让感性服从自己，道德既不来源于上帝，也不来自于情感，而是人的自律。康德将其称作“绝对命令”，于是就有了那句名言：“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很显然，康德又回到了柏拉图主义的老路，但是他的道德学说有很高的人气，为什么呢？因为他容易唤起人们的激情，对于政治家或想做英雄的人，康德哲学的宗教色彩无疑更浓，更容易形成号召力。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思，甚至年轻时期的毛泽东，都曾是康德学说的信徒。
伊曼努尔·康德
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大量科学实验已经表明，休谟的思想是正确的。心理学家指出，人是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动物，这些情感并非上帝所赋予，而是漫长的进化所带来的。
讲到这，你大概已经有答案了，道德是感性的，休谟说的没错。那么理性难道就靠边站了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当道德作为一种集体信仰的时候，理性才真正发挥出它的价值。
3/7 从个体思想到官方学说
我们似乎讲了一些题外话，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人自己对道德的理解。
儒家思想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的儒家学说，有着鲜明的个人化特质。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他的思想颇有心灵鸡汤的味道，比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等等，这些思想都是教你怎么修身，怎么做人，但没有什么硬性的约束。至于孟子，则更像是休谟哲学的先驱，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的意思。孟子提出人是因为同情心的驱使，才做出利他行为的。
儒家在先秦时期不受君主欢迎，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开始为官方所重视。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夜间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汉朝儒学与先秦时期最大的不同，在于引进了一个外在的标准，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就是在人心之外预设了一个“天理”的存在。
董仲舒
按照董仲舒的意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至高无上的“天理”都会给予反馈。比方说，如果你做了缺德的事，上天就会以自然灾害示警。如果你做了好事，上天就会降下祥瑞。在此基础上，汉朝还流行所谓的“谶纬”之学，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高级的算命。主要借各种神秘现象来预测国家的政治前途。
这套思想当然十分可笑。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汉朝人要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预设一个“天理”呢？很显然，这背后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果道德修养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那还有国家什么事呢？所以，如果要把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必须在个体之上设置一个更高级的存在，与之相比，个体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高级的存在，可以是所谓的“天”，亦或哲学色彩很浓的“道”，或者干脆是神。如此一来，国家想要凝聚共识，才有了客观的依据。
到了宋代，这种古老的天人感应说显得过时了。宋儒把前人的思想进行了理性化改造。北宋的张载认为，士大夫的职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朱熹理学中，对于士大夫的要求就更高了，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人们克除欲念的蒙蔽，以圣人的举止为标杆。
朱熹
这听上去是不是很像康德？这是宋朝儒学的一个特点，从表面看，儒学似乎又回到了个人，不复以往的神学色彩了。但实际上，经过宋儒的包装，儒学被彻底精英化，它已经不再是修身养性的学问，而是变成了某种政治资本。
4/7 劣币驱逐良币
与儒学一起发展的，还有科举制度。
科举制起源于隋唐，但在宋朝才得以完善。唐代的科举以靠诗词为主，而且公平性还比较欠缺。可到了宋朝，情况就大不同了。宋朝已经是个平民社会，贵族门阀基本消失了，宋初的科举制延续了唐代的传统。但是在王安石以后，逐渐改为对儒家经典的考核。
王安石改革科举的初衷，是为了不让士大夫沉湎于无用之学。但问题是，熟读四书五经，顶多能提升道德水平，对执政能力却没有太大的帮助。结果就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士大夫们，在朝堂上纷纷以正人君子自居，可对于实际政务，他们还是提不出建设性意见。
如果仅仅是这样，倒也罢了。然而，当士大夫们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武器，加入政治斗争的时候，麻烦就大了。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士大夫把道德作为评价事务的唯一标准，他们喜欢给敌人上纲上线，带着满满的恶意去揣测对手。最可怕的是，你不能有一丁点的私心，一旦被对方抓住把柄，他们会把这点缺陷放大成不可饶恕的原则性错误。
举个例子，假设我是一位政治家，现在打算制定一部最低工资法，你可以就法律的合理性或可操作性和我辩论，但假如你指责我，说我设立最低工资法的目的是为了报复商人，我就无话可说了。同样，如果我把你的反对说成是对资本家的包庇，我们也聊不下去。因为动机这样东西，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围绕动机的争论，最终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成果。
很多时候，这些动机的预设是对手假想，甚至故意捏造出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把你赶下台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大多就停留在道德层面，很少就政策本身展开深入的分析。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也是从道德角度评判历朝历代的人和事，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本历史书，不如说是一本政治教科书。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司马光这人没眼光，作为政治家，司马光是很懂得现实的。但他的知识体系里除了儒家的那套思想，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如果换到人品低下的人，情况只会更糟。儒家思想之于他们，不过是整人的工具而已。这些人表面上高喊仁义道德，实际却另有打算。一旦让这群人得势，朝廷就要鸡犬不宁了。
到了明代，这种现象终于愈演愈烈。
5/7 明代的党争
明朝的君臣关系可没有以往那么和谐了。先是太祖朱元璋屠杀功臣，后有明成祖朱棣夺权篡位，又杀了不少人。明朝的前五十年，基本上是在血雨腥风中度过的。明朝取消了宰相一职，大臣们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至于廷杖这类辱没士大夫的刑罚，更是明朝特有的发明。
明朝皇帝除了太祖和成祖有雄才大略，其余的要么碌碌无为，要么行事荒唐。总之没几个像样的。当然，明朝的大臣们也没闲着，他们在窝里斗中忙的不亦乐乎。
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史称嘉靖皇帝，在位期间，他搞了一场著名的大礼仪之争，这场争论的焦点是，朱厚熜是前皇帝朱厚照的堂兄弟的儿子，朱厚照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玩乐天子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后，因为没有子嗣，皇位就留给了朱厚熜。等到朱厚熜继位后，他要求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奉为先皇。然而，从礼法上来说，真正的先皇应该是朱厚熜的大伯，也就是正德皇帝。就为这么一件事，双方直接杠上了。
按理说，你朱厚熜已经名正言顺的登基了，何必在这种小事情上较真呢？但朱厚熜就是坚持自己那一套，大臣们也针锋相对，他们祭出祖训与各路圣人，想让新皇帝在礼法面前低头。然而，他们显然低估了朱厚熜的决心与能力，大家你来我往，很多大臣因此倒台，有的甚至丢了脑袋。
围绕大礼仪之争，朝中又分为新旧两派，旧派坚持程朱理学，认为祖制条规决不能改，新派则站在皇帝这一边，据说是阳明心学的信徒。当然，最后的赢家是朱厚熜，他凭借这次小题大做铲除异己，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到了明朝后期，这种借小事大做文章的事件层出不穷，比如明末的“三案”，即“廷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事情本身都是鸡毛蒜皮，却被一些大臣拿来大做文章，每当内阁换届，就有人翻出这些陈年烂账，结果又是死的死，贬的贬，直到北京沦陷，明政府被清军赶到南方，争论依旧没完。
你肯定觉得奇怪，明朝的大臣们难道不无聊吗？宋朝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尚且是为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到了明朝，争论的事情却越来越不重要。为了所谓的礼节和名分，为了区分所谓的“君子”与“小人”，把重要的国家大事放在一边，整天婆婆妈妈为这些琐事争吵不休，至于吗？
6/7 非黑即白
要解释明朝这些看似无聊的党争，我们还得回到意识形态。
儒学发展到宋朝，已经演变为一套非常精致的官方学说，这套思想的出发点是提升士大夫的人格修养，但它也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凡事皆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反映在政治斗争中，就是喜欢给对手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扣上大帽子。
如今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做“灰度认知，黑白决策”，意思是世界很复杂，什么事都有可能，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然而，当面临决策的时候，我们又必须果断选择，客观世界没有对错之分，但决策结果却有输赢之别。
可是对于饱受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熏陶的士大夫而言，他们恰恰是反过来的。这些人属于“黑白认知，灰度决策”。在是非问题上，他们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但重大决策却翻来覆去一改再改。比如王安石死后，新党与旧党之间就轮番上演宫斗大戏，朝廷的政策也是忽左忽右，政府效率大大降低了。
“黑白认知，灰度决策”影响了人们对时局的判断，也有损朝廷的公信力。将价值判断与实证判断混为一谈，还造成了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有能力的大臣无法长期坐稳他的位置。
从道德层面去评判一件事，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你不需要做深入的思考。比如，当中美两国发生贸易摩擦时，有人就认为美国在蓄意破坏中国经济。这仅仅是价值判断，前面已经说过，围绕动机展开的辩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这纯靠个人的主观臆测。一旦你认定某人对你心存歹意，你总有办法从生活中找到所谓的“证据”来印证你的判断。
如果某一位大臣，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取得了高位。表面看，他位高权重，风光无限。然而，四周却险象环生。因为政敌们时刻打算拿他的人格瑕疵做文章，只要有小小的裂缝被捅破，立即墙倒众人推，他顷刻间就从功臣沦为罪人，这足以毁掉他的政治生涯，甚至赔上身家性命。他们都是党争的牺牲品。
所以，搞政治是一桩高风险的工作。对于大臣们而言，无论他的权力有多大，终究是一个气球而已。它不允许有任何漏洞出现，否则，一根针就足以让他灰飞烟灭。
幸运的人，若是遇到一位知人善任，宽容大度的皇帝，那他还可能有一番作为。遗憾的是，这样的皇帝并不多。甚至从某种程度上，皇帝也不希望大臣在位置上呆的太久。
7/7 党争与集权
这听起来有些奇怪，按理说，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反对党争的。《资治通鉴》就一再提醒统治者，要小心党争的祸害。
但是换一个角度，党争对于皇权并非有害无益。当然，最好的情况莫过于皇帝独揽大权，大臣们全听他的。比如雍正皇帝，朝廷的某一项重要信息，都只能通过他来传达给别人，大臣们不过是一群秘书，这固然有利于皇权的稳固。
但不是所有皇帝都能成为雍正那样的工作狂，像明朝的一些皇帝，自己都懒得上朝，把奏折统统扔给太监处理。那么，他们靠什么维持手中的大权呢？
答案是，靠大臣们之间相互的掣肘。如果皇帝很懒，他就必须把事情交给大臣去做。但是，若大臣管的事太多，又容易大权独揽，久而久之就会威胁到皇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臣们相互争斗，谁也压不了谁。任何一派要想取得优势，最终都得看皇帝站在哪一边。在这方面，嘉靖皇帝朱厚熜堪称九段高手。
想玩好这个平衡的游戏，皇帝必须保证两件事。首先，大臣要取得高位，必须经过残酷的竞争，而且取得高位的大臣必须是有能力的人。否则皇帝就会被忽悠了。与此同时，大臣的高位随时随地能被拿走。也就是说，大臣取得高位的成本必须很高，而皇帝夺走高位的成本必须很低。
那么，如何低成本的夺走权臣的高位呢？皇帝无需亲自动手，他只要使用意识形态的武器，让其他人找出这位权臣身上的道德污点，发动群臣展开道德审判，然后申以三纲五常、春秋大义，只要把对方置于道德的被告席上，权臣之前所做的一切，统统一笔勾销。
这是古老的政治智慧，也是皇权最可怕的地方，他会用道德包上自己的獠牙，然后杀人于无形。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理解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