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古代兵权管理机构的发展变化
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商朝已有兵制，“王自征人方”。（参看《殷契粹编》）卜辞表明，商王是掌兵的最高统帅，商王有时也亲自出征，就连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姘等也曾率军出征；商朝高级领兵统帅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管理民众，战时领兵打战。商朝除了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而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也必须听从商王的调遣。君王掌控着军队。
西周的兵制在商朝的基础有所发展，周初，王室的权力很大，当时明确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兵权由周天子掌控，下面则设有各级官员，如“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当然，当时尚未分设文武官。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有自己的军队，但其军队仍须听从周天子的调遣。只是，在西周晚期，王室衰微，诸侯国和贵族大臣逐步做强，遇到战事，由一些强势的诸侯君王或贵族大臣掌控军队，中央集权受到了挑战。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大型的战争基本上是由诸侯国的军队去承担，当时，几个诸侯国的君王，如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等相继成为霸主，有的已公然代天子发号施令，无视周天子的权力了。当时，诸侯国的军队主要由公室军队和世族军队组成，公室军队主要是在西周诸侯受封立国时建立的，而世族军队则是随着卿大夫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春秋时，诸侯国君王掌握着主要军事力量。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农民是主要的征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征集本郡、县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农民们战时出征，战争结束后返回故里。除征兵制外，还有募兵制，经过严格募选，募来的兵被充入军队的骨干和国君的卫队中，培养成重要的军事力量。战国时列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战事频繁，兵权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各国君王都非常重视对兵权的掌控，而同时又要大胆信任和重用外来的军事人才，因而，君王非常重视盘算着如何任帅掌兵，这一时期，对“兵符”的使用就是谨慎控制兵权的一个手段。
兵符
秦国建立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全国军事力量，兵权集中于皇权的掌控之下，皇权制约兵权的机制在秦时基本形成。当时，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官吏，称为“国尉”，战时临时任命统兵的将军，设上将军和前、后、左、右诸将军。
而汉承秦制，汉朝发展了秦朝的掌兵制度，并有所发展：首先，汉朝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官吏，称为“太尉”，汉武帝时称为“大司马”，战时最高职务是大将军，其下依次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又有前、后、左、右诸将军，此外，将军出征时可设置幕府，以参谋军事。其次，汉朝军队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京师兵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郎官由郎中令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内外的警卫；负责守卫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统领。再次，汉朝的京师兵主要有南军和北军。中尉所统领的屯兵驻于未央宫北，称北军；由卫尉统领的卫士称南军。武帝时精简南军，加强北军，设八校，分屯于长安城中及其附近，平时守卫京师，由皇帝派员监领，战时以一部或全部随将军出征。可见，秦、汉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归皇帝掌控，而且，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汉朝大量屯田，为巩固边防和保障军队供给创造有利条件。
兵符
魏晋时期，军事大权集中于中央，下设各将军、校尉，分领中军诸营。在将军中以领军将军、护军将军最为重要，对内辅佐统帅，参与军事机要，对外监护诸军。魏末，中领军将军总统诸营，职权极重。外军由中央派都督分领，都督多由冠以一定名号的将军及中郎将充任。屯田兵则分设度支都尉、度支校尉、度支中郎将管领。西晋统一全国后，沿袭曹魏的军事制度，初期中军强，外军弱，中后期宗王出镇四方，又于王国设置军队，并盛行世兵制。西晋是世兵制的全盛时期。凡为兵者皆入兵籍，单独立户，不与民同，父死子继，世代为兵。
隋唐时期，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重新建立，首先，在军事制度上，隋朝沿袭和发展了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在皇帝直接统辖下，设立十二卫府，每卫府统一军，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两人；下辖骠骑府、车骑府，分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再下设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炀帝时，改骠骑府为鹰扬府，置鹰扬郎将，并取消将军、都督等名号。军府按“中外相维、重首轻足”的方略，分置在京城及冲要地区。十二卫平时主要担任京城宿卫和驻守其他军事要地，而遇战事受命征伐。其次，府兵与禁兵及其他军队相互钳制，这有利于皇帝控制军队。文帝时，改革府兵，改掉了之前将领赐胡姓，士兵随将姓的规定，恢复本姓，并将私家部曲收编为国家军队。军人依均田令受田，免纳租庸调，平日生产，每年有一定时间轮番宿卫，战时出征，资装自备。在乡为农，在军为兵，实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形成了隋朝及唐初府兵制的特点。
隋文帝
唐初恢复府兵制，府兵为基本的常备军，平时隶属于皇帝的十二卫和皇太子的东宫六率。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两人，每率设率一人、副率两人。平时负责管理府兵轮番宿卫诸事，战时经皇帝任命，率领从各府调集的府兵出征。重要军机大事由政事堂举行的宰相会议辅佐皇帝会商决定。尚书省的兵部主要负责武官的考核、任免以及军队的编制事务等，府兵的调遣、指挥权属于皇帝。发兵10人以上，除紧急情况外，需有尚书省、门下省颁发的皇帝“敕书”和铜鱼符，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勘契乃发。
宋朝时期，封建统一专制政权得到重建，在军事制度上，因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对军队做出了改革措施：首先，总的原则上，强化皇权专制，加强军事集权，削弱大将兵权，以文臣御武事，募兵制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其次，北宋时，皇帝直接掌控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再次，兵权一分为三，即“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职官》）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负责调发全国军队，设枢密使、枢密副使。“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统全国禁兵和厢兵，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等，其地位低于枢密院长官。枢密院与“三衙”分别掌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率（帅）臣在平时统领同驻一地的各司军队，即同驻一地的军队平时要受三衙和率（帅）臣双重统辖。战时，军队受枢密院调发，由皇帝临时派遣统帅（率臣）领都部署、招讨使等头衔，率兵出征，事已则罢。宋朝吸取自身“陈桥兵变”的深刻教训，为防止将帅造反，严格把兵将分离，将不专兵，而兵部只掌仪仗、武举和募兵等事务。
明朝时期，为维护明朝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对军队做了一些改革：首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全国要地设立卫所，控扼要害，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其次，中央设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年）改为五军（即中、左、右、前、后军）都督府，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此外，设兵部负责征讨、镇戍、训练等事务，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兵、兵不属将的制度，其根本目的是确保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掌控。再次，将军队分为京军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明成祖迁都北京，京师接近前线，京军多达72卫，并正式成立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扈驾随征。此外，还设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12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4卫营。而地方军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
清兵入关之后，军队与明朝有些不一样，主要包括：其一，军队前期分八旗兵和绿营，八旗兵是世袭制，八旗男性子弟16岁以上者被挑选入伍；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军卫制度改编，主要由新招的汉兵组成，绿营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此外，绿营有骑兵、步兵、守兵之分，沿江、海防还设有水师。绿营兵籍皆注于册，由兵部负责管理。其二，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按年或月发一定的银饷和米粮，八旗兵的薪饷和武器装备皆优于绿营兵。其三，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廷谕令各省举办团练助剿太平军，曾国藩在湖南募团丁为官勇，订营哨之制，粮饷取自公家，称湘勇，这便是后来的湘军，之后，其他地方也仿湘军建立官勇，如淮军等，这便是除八旗兵、绿营之外的勇营。其四，湘军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500人为营，营辖4哨，哨辖8队，分由营官、哨官、什长率领，从两营至数十营设统领。兵必自召，将必自选，指挥、训练自主，粮秣薪饷自筹，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每军只服从统将一人，营、军彼此独立，互不统属，湘军都只服从曾国藩，连兵部无权管辖。其六，湘军兵制的形成是清朝兵制的一大变革，从此，“兵为将有”，中央兵权移于将帅。其七，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清廷决定建立新军，1894年之后，湘军、淮军、防军、练军相继腐败不堪用，“新建陆军”“自强军”代之而起，新军编制和训练仿照西方军队，武器装备全用洋枪洋炮，区别于旧军队，所以称为新军。《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在中央设练兵处，在各省设督练公所，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于是，北洋新军成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原有的旗兵之外，防军、练军等，汰弱留强，皆改为巡防营。其八，主管全国军事的领导机关是兵部，而军事决策的最高机构这是非正式行政机构（无官署无专官无属吏）的军机处。
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