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君尊臣卑
伦理政治统一还表现在王与圣的统一方面，君王是神圣的，而且，常常又是万能的和仁慈的，古人常说“圣王”“圣德”“圣旨”等，表达的就是君王的神圣化特征。比如，唐时韩愈赞皇帝曰：“神圣之功，贯于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而且，皇帝也被认为是最高的仁德代表。柳宗元说：“皇帝陛下，德合覆载，道光轩虞。”所以，君是尊。而以其相对应的，臣便是卑。在臣与君之间，一旦出现分歧、不和，那么，臣下便成了无知、谬误、罪过的载体，而帝王却是明智、正确、贤明的代表。君王是不会错的，错的一定是大臣。所以，为臣者经常自己表现得很自卑，比如，柳宗元自称：“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臣以愚陋不堪，累蒙朝廷奖用。”韩愈也向皇帝表示：“臣本非长才，又乏敏识，学不能通达经训，文不足缘饰吏事。”“臣才鄙陋，实惧尘玷。”等等。
首先，“君尊臣卑”既是一种社会等级关系，也是一种理论规定，在王权主义的统治思想里，君是圣，臣是卑。在君王面前，无论是丞相还是大将军，无论是王公，还是贵戚，永远都是卑的。而“君尊臣卑”体现在制度上，便是皇权永远大于相权；皇权制约着军权。在传统政治格局中，最需要的就是“圣君贤相”，圣君垂拱而治，贤相忠君而理政。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最终的决策权永远掌握在皇帝手里，而相权、兵权等，要绝对服从于皇权。
其次，皇权专制体制下，君权是绝对的、最后的，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君必须是“圣君”，是有道之君，是贤德的君王。臣虽卑，但对君仍是有一定的约束的，皇帝并非永远能随心所欲。自秦、汉以下，大一统体制下的皇帝都会标榜自己是明君，是贤德的帝王，他们会尽量避免像桀、纣一样，成了暴君、昏君。儒家一直在探索着能找到一种精神力量来约束君权，先秦的“仁”，汉儒的“天”或“道”，宋儒的“理”都是试图成为约束君王的精神范畴。于是，对于君王是有要求的，也是需要对他进行培养教育的，儒家把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强调要“格物致知”“正心养气”，才能成“内圣”；强调“遵道”“顺天理”才有资格“外王”，这便是要求“君”要能“尊”，必须是“明君”，必须是贤德之君；而臣虽“卑”，但也要“贤”，有责任约束君王，避免君王成暴君、昏君。
在此，“君尊”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君权逐渐凝成一种道德传统，即前代“圣君”对于后世君主有一定的拘束作用。比如，儒家有“道统”说，就是把前代君王也列入圣贤之列，要求后世帝王恭敬学习。再如，在治道方面，有建树的“明君”能成后世君王之师，要求继位者尊奉其统治德性。唐太宗撰《帝范》，撰十二篇以赐太子，对太子曰：“汝当要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历史上，开国之君常常能立法垂统，树立榜样，让继位君王遵循、学习、效仿。大臣也会奉劝君王遵先王之制，比如，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时，曾劝神宗皇帝说：“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
可见，“君尊臣卑”还有一个含义，便是“君圣臣贤”，君王必须“内圣”才能“外王”；臣下必须“贤”，才是真正的“忠”，否则，君便成了昏君，而臣敬君之尊便是一种“愚忠”，这就是王权主义关于“君尊臣卑”的另一个深刻的含义。
总而言之，王权主义在宗教方面，体现为“君权神授”的政治的宗教化理论原则，用以证明君权的神圣性、神秘性和帝王行使最高权力的合理性；王权主义在政治哲学方面，表现为“王道”原则，让道与王统一起来，阐述了君王得道而成明君的理论，而明君施仁道于天下，因而，“得道者”便能“得天下”；王权主义在政治伦理一体化方面，表现为德治与政治的统一性，道德为政治服务，政治是道德的外化，于是，“以礼治国”成了古代君王所青睐的软控制理论；王权主义在社会政治结构方面，以“家国同构”理念为诉求，让血缘宗法和家族制度成了巩固专制皇权的重要伦理政治纽带，以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家国同构”理念来维护和巩固专制皇权，使家长制、宗族制成为皇权专制体制的社会伦理基础；王权主义在政治管理方式上，则规定了“君尊臣卑”的管理理念，极力维护王权至上统治秩序，君王统御万方，君王成了最为神圣的。
中国古代王权主义的这些理论，在各个朝代有重大的影响，一般说来，在一个朝代的开创之初，由于开国帝王威望高，有政治睿智，政体中的管理机制的设置也相对比较合理，君权与相权有一定的制衡和牵制，君王相对比较开明，而臣下也比较忠诚、勤勉和廉正，所以，王权主义对于维护统治秩序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到了王朝的后期，由于朝局中的各种矛盾逐渐激化，继任的君王常常不具有开国君王的政治智谋和管理经验，或皇权专制过度强化，或权臣、后宫、外戚、宦官等专权擅政，王权主义便常常表现出其消极的方面。比如，唐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唐初李世民创造了“贞观之治”有了大唐盛世；中期也有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可惜，唐玄宗在后期，沉醉于糜烂的享乐之中，对朝政极不用心，并重用奸臣等，导致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便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晚唐，宦官、后宫干政，唐朝彻底进入了衰败状态，而这，正与王权主义理论原则被滥用有密切关系，专制过度了，便会出现反弹，专权擅政就很严重，衰亡也成了必然。
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来看，中期前，王权主义在对于维护皇权专制体制，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保证专制政体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也就是说，王权主义在封建社会的前期，是顺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对于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健康发展，起到了正向促进的作用。但是，中期以后，王权主义便逐步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关系，对于皇权专制体制的统治秩序，所起的作用开始发出变化，失去了促进作用；而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王权主义发展到了高峰，越来越成熟和精致，但却走向了其反面，促使专制政体的腐败和专制皇权的腐朽，也逐步使封建王朝走向衰亡，后期，尽管也有康雍乾的“落霞”余光，那也只是没落王朝的一种“回光返照”。近代以来，有维新思潮对王权主义的反抗和冲击，后来又有现代民主科学观念对传统陈旧思想的革命，王权主义便日益衰退了。而到了现当代，“为人民服务”革命精神进行了彻底的摧毁，王权主义也就在文化的“大传统”中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被消灭了，仅仅在文化的“小传统”中在苟延残喘。伟大的新时代，掀开了思想革命的崭新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