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德政统一
中国古代自汉武帝开始，儒家的学说便在许多朝代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这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使传统思想经常表现为伦理、政治、哲学的三位一体的混合特征。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只有伦理学而没有哲学，只有伦理纲常而没有真正的伦理学，其实，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伦理学、哲学和政治学结合得太紧密了，并非没有哲学的。在中国古代，德治与政治（王治）是相统一的，道德为政治服务，政治是道德的外化。
首先，儒家主张人治，道德便成了政治的延伸和外在的表现形式。明君体现仁道，所以，明君是最高的道德象征。马融说：“惟君以圣德监于万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于天，下事于地，中事于宗庙以临于人。则人化之于天下，尽忠以奉上也。”（《忠经·圣君》）臣下、民众皆应无条件地忠于君。
其次，儒家的“以礼治国”理论受到了统治者的赞赏，也得到了推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了“礼治”的观点，并将“礼治”与“法治”相对应。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观点；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作为“辞让之心”，被视为是人的德行之一。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在他看来，礼使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方面分出等级和地位，“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参看《荀子·修身》）礼成了外在的道德规范，与人的内在的“仁”规范内外相应，所以，修“内仁”和规“外礼”成了对人进行内外约束、软硬管理的一套有效的手段，如此一来，这“以礼治国”或以德治国的管理方式便成了从伦理学进入了政治学，从而与政治制度的制约，与政治措施的限定等统一起来了，“礼治”也成了政治的一部分。
再次，“三纲五常”是“德治”的基本措施。“三纲五常”明确了道德规范的基本规则，以道德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这是儒家非常厉害的管理手段。试想，如果整个社会所有人都遵守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基本原则，那么，社会伦理规范便得到了彻底的实施，政治制度便得到了有效的落实。而人能自觉内修“仁心”，外遵礼仪，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等于是把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观点落实到政治层面上了，“三纲五常”的如果能落实，统治者便是太轻松了；“以礼治国”如果能治出成效，皇帝自然是大喜若狂的，因为他治国太轻松了。
此外，如果大众的行为皆能充分体现“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管理的成效就更加显著了。按朱熹的说法，“仁”是“爱人”，是“人道”；“义”是承担合理责任；“礼”是道德约束；“智”是指知识、学识，“信”是信任、诚信。也就是说，仁表现于恻隐之心；礼表现为恭敬；义表现为羞恶；智乃明辨之理，辨事物之是非；信表现为忠信、诚信。如果人人都能掌握天理，体现“五常”，大家都能有仁爱之心，都能够行恭敬，知羞耻，辨是非，守忠信，那么，社会就会非常和谐，统治秩序也就非常好了。道德规范成功推行，政治上便是清明泰和了，儒家学者们为君王们想得十分周全。
其实,“德治”是为了“政治”，“礼治”是为君王的顺利统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纲”之说，他所强调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为的是尊“君道”。
朱熹从他的“理在事先”的哲学命题出发，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春夏秋冬季节一般，是“天理使之如此”。在他看来，天理便是“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是“亘古亘今不可易”“千万年磨灭不得”的（参看《语类》卷二十四）。显然，朱熹认为，依据“阳胜阴”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也就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依据“理一分殊”的理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有其道，但又属于一理，本质皆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于是，事亲须是“孝”，事夫须是“从”，事君须是“忠”。晚辈对长辈，终生尽孝；妻子对丈夫，“从一而终”；臣下对君王，致死尽忠。这就是朱熹的“天理”。如此一来，伦理学、哲学便非常巧妙地为政治学服务了，朱熹的“天理”其实也是君王的“以礼治国”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