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当。长期的人口衰退，尤其是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势必会带来非常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
一个有共性的命题
不仅中国面临人口问题，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
纵览人类人口增长历史，从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元年，花了1万年时间，全球人口规模才从约600万人增加到约2.5亿人。此后，人口发展越来越迅速。第一个10亿，大约经过了1800年；第二个10亿的到来，只在前一段的基础上用了130年；30年后，1960年，第三个10亿完成；再过14年，1974年，人类人口突破40亿。可谓快马加鞭。
但是，增长速度由此开始掉头。世界人口于1987年达到50亿，1998年达到60亿，2011年达到70亿。每10亿人口的增加年限几乎持平、甚至开始下降，鉴于人口基础越来越庞大，可见人口增长速率是在下降的，而且非常明显、越来越明显。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2%，增速达到顶峰。当前，增长率已经降至约1.16%，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中国人口转变的趋势与世界总体一致，但波动更剧烈。1965-197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至2.74%，超过世界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按照当时的速度，中国人口仅需25年便会翻一番。到70年代末，人口增长率快速回落至1.44%。此间人口波动可能与自然灾害等因素有关。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1990年起人口增速再次进入快速下降通道。如今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仅为约0.5%，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低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
人口增速下降伴随着老龄化问题，也在中国发生。
联合国将“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将“比例超过14%的社会”定义为“老龄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
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26年，瑞典85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中国需要面对的转换可能是激烈的。
根本在于“不愿意生”
人口增幅减少，根本原因是生育水平急剧下降。
《2018年世界人口状况》统计，全球女性平均生育为2.5个，比1950年下降50%。在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由6个降至2.4个，下降幅度更大。即使在最不发达国家，生育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一。人们的婚育观念已经整体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生育水平从大约6个孩子下降到1.5个左右，尤为突出。这当然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密切关系。
对于人口政策，相关行业研究人员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长达十数年乃至更久。一部分人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愿意生二孩的女性比例很高，人口将会出现急剧增长的现象。发生“人口堆积”；另一部分人认为，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低，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放开政策应当不会引起很大的出生人口堆积。双方都拿出实证数据，但大约因数据采样量太小，代表性不够强，说服力总归有限。比如当时一项研究，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认为妇女生育二孩的意愿较高，结论是，一旦实行“全面两孩”政策，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会快速而大量增加。高峰时期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约为4.5个，出生人口也将达到4995万。
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方式。
2013年11 月，“单独二孩”等政策出台，即政府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根据卫计委数据，截至2015年5月，只有约145万对夫妇申请生第二个孩子，仅占符合条件夫妇数量的12%。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两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比“十二五”时期提高了0.84和0.32个千分点。
据悉，2017年出生人口比2016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
也就是说，有限制不生，没有限制也不怎么愿意生了。别说二孩想不想生，连一孩都不愿意生了。
“养老”与“养儿”，为什么不愿意生？
对于提高生育率的原因，防止社会老龄化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无疑，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人口比例中青少年、幼童的比例下降，而老年人比例上升，形成人口金字塔的倒转，这种结构对资源分配、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口支持比是指适龄劳动力人口（20—64岁）与老年人口（65岁以上）之比。当人口支持比大于7.5时，经济高速增长；比值小于7.5时，经济中速增长；比值小于4.8时，经济低速增长。
《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称：中国20-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将从2015年的6.5下降到2030年的3.3。
从宏观上说，老龄化社会亟需增加青少年、幼童，但是，幼童成长为劳动力人口仍需时日。老龄化率会因出生率上升明显下降，但人口支持比并不那么容易快速“兑现”。加之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因政策原因下降快速，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尤其“脆弱”。“中坚力量”的负担更为繁重。
简单地说，为什么要大家生？为了社会养老问题能够更好的解决。如果生产的人少，消费的人多，养老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当社会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养老压力已经增大，中年人的劳动开始“不足够”支撑一个庞大的老龄化家庭，养不起老，你能够养得起儿么？
在目前条件下，医疗保障仍然不足，老年人的护理机构、人员、服务等也缺乏，许多“养老”的成本还是由家庭承担。有一段时间，一篇中产家庭叙说岳父因感冒而最终重症监护直至离去的帖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想减轻“养老”的社会负担，但家庭负担仍然重，恐怕就很难有意愿去提高生育。
“养儿”不容易
除了“养老”的负担不容易解决，“养儿”本身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一方面，养护人的负担很大。妈妈们大多数仍然必须工作，生育孩子能够得到的假期、福利和照顾不仅仅微乎其微，甚至是不近人情，或者干脆是非常恶意的。法定产假三个月杯水车薪，虽然有些地方有所放宽，但经常得看单位领导的“一念之间”倾向如何，缺乏制度保障。哺乳期等则基本上不怎么在考虑范围内。许多工作对育龄女性的歧视可能大于照顾。总体对“妈妈”们并不友好。
另一方面，养孩子的负担很大。在要求“妈妈”们赶紧迅速马上上班的前提下，托儿所几乎绝迹，幼儿园也严重供给不足。形成了严重的“婴幼儿由谁来看护”的巨大空白。导致当前社会，老人是养孩子的主力军。大批老人奔赴儿女所在城市进行“养儿”活动。其相关的异地医疗、养老等服务却都非常缺乏，带来更多家庭和社会矛盾。即使孩子上了学，就算不说教育资源极度不平衡带来的“择校”困境，所谓“快乐教育”将极大教育责任推向了家长和课外，养孩子等于比拼家庭资源，家庭需要付出极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帮助孩子完成正常的学业。
一些研究都发现，生“二孩”意愿低，与经济压力、时间压力、优生观念等密切相关。其中，房价上涨也会对城镇在婚家庭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挤压效应。
此外，虽然有关研究发现，城镇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农村人口的生育水平。但农村生育问题也遇到了很大挑战。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寻找工作，却无法解决其根本性的因“户籍”所限带来的各种公共服务问题。无论是劳动保障、孩子教育等问题都让家庭无法选择，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同时存在，家庭流动性强、团聚性差，也会对生育意愿进行挤压。
各国生育政策都在“转向”，如何能更有效？
人口问题确实是个国际性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健康改善、寿命延长和死亡率下降，生育水平都会大幅度下降。
世界各国也都经历了一轮对于生育观念的“转向”。
联合国的《世界人口政策2009》指出，1976年时，36.7%的国家认为自己生育水平偏高；1996年，45.3%的国家认为生育水平高。此后，这种认知开始持续回落，2009年，已降至37.4%。与此相反，认为自己生育水平偏低的国家比例在不断上升。1976年仅为10.7%，主要为芬兰、法国等欧洲国家；2009年达到24.1%。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生育水平过低，而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影响综合国力的提高。“低生育率陷阱”成为新担忧。
同时，各国的生育政策也在“转向”。过去，认为生育率偏高的国家中，绝大多数采取各种降低生育水平的措施。现在，认为当前生育率偏低的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想方设法出台鼓励生育措施。
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曾喊出“两个都太多”，90年代后其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鼓励生育。日本1972年推行育儿补贴，90年代后逐渐大幅提高津贴，并延长幼儿领取年限。同时不断优化育儿假条件，成立更多幼儿看护、儿童学后托管机构。新加坡1984年出台的政策鼓励高教育程度的女性生育更多孩子，此后不断加级对生孩子的家庭实施减税和补贴，对儿童日托进行补贴。但对生育率促进还是有限。
事实上，这些与欧洲的相关政策比仍然不足。北欧国家在20世纪90 年代，总生育率也曾下滑至1.5，经过多年努力，2013年的总生育率已经接近2。其“秘诀”不但有较好的福利来进行育儿的经济补贴和改善抚育条件和育儿设施，而且采取保障女性的劳动参与、普及的照顾服务、社会与性别平等以及公民的社会权等政策取向，促进女性就业，使女性的工作弹性较高。
时代在变化，社会需求不再一样。如果调整政策来面对新需求，方式也必须与时俱进。
后记
中国的人口政策与世界人口政策发展有共性也有特点。总体而言，趋势相近，但方式可能更猛烈。
世易时移。曾几何时，这世界的技术突破和生产力发展仍处在落后阶段，社会资源不足以保障多数人生活，而家庭亟需更多人口来完成代际赡养，世界对于人口增长怀有抗拒心理。当世界经过几次技术革命，又进入前所未有的长时间和平时代，因资源约束带来的人口约束几乎消失，思想上的转变却约束了生育水平，世界对于人口负增长怀有恐慌心理。
其实，对于这世界应该、能够承载多少人口，随着技术继续发展，我们需要的劳动力是更多还是更少，业界或者还可以继续更深刻的讨论。就像是全球的生育观念，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新的变化。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时代是不断变化的，政策应当随之作出及时调整，而且，政策调整不应当只是机械性调整，而应该是基于对时代变化和人的变化、社会变化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公共服务和管理的系统性调整。
无论是“养老”“养儿”，“养老”来“养儿”，抑或“养儿”来“养老”，政策的效率不是表现在简单性上，而是系统性上，不是在管制力度上，而是在服务深度上。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