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走私为业的人需要多大的诱因才会大干特干？要有照价25%的税率吗？抑或必须高到50%或100%？这个问题不可能简答，部分原因在于有经济学家所说的跨境效应。按商品合法价值的某种百分比数字征税，也许在理论上算是高了。但如果毗邻各地的税率也一样高，从外地走私的诱因就很小了，当然也没必要到外地去消费。18世纪的巴黎人常常在周末时跑到市郊的酒馆去享乐，因为巴黎市的葡萄酒税太重了。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前，政府要将酒的重税区域扩大，结果引发了暴动。
逃税走私最能奏效的状况是：能以便宜价钱买到药物或其他体积小的商品，然后经短程运至另一地迅速脱手。1995年的弗吉尼亚州香烟税只有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首府华盛顿所在地）的1/13，华盛顿市民只需买一张捷运悠游卡就可以赚到这个价差。如果邻近地区没有货源，走私者仍有可能跑长途，但成本会提高，风险也变大，所以诱因比较小。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官员要拿捏恰到好处的重税，必须清楚毗邻地区的状况。“多重才算太重”从地理位置上看来是相对的值。
以盐税为例。盐是自古以来最持久的税收来源之一。使用盐是会上瘾的。吃惯了加盐的调味，无盐的天然味道吃来会显得太淡或不好吃。好加盐的口味——有些历史流行病学家把爱吃咸也列入成瘾的毛病——制造了国库收入的机会。中国的皇帝、统治印度的英国人，以及昔日许多君王的朝廷，都利用盐赚过钱。君主政体时代的法国曾经对盐课以重税。农民一整年的收入可能有1/8花在买盐上，而盐的售价的大部分是税。盐税最令人愤恨的，也是最激起人们逃税心的部分，还是税率不统一，法国境内境外各地的盐价高低不同，最大差距有10倍之多。政府官员逮到的走私者有男人、女人、儿童，甚至有受过训练的狗。走私盐的刑罚包括鞭笞、烙印、上战船做划船工、轮式刑车处死。革命爆发后恐怖时代降临，负责收盐税的包税官一个个都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先驱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他的化学实验经费即来自收税所得。
18世纪盐税引起的问题，到20世纪变成香烟税。1965年以后，大多数的美国州级立法机构通过了香烟增税的法案，一则表达对国民健康的关注，同时免掉政治争议的困扰。可是各州增税的幅度不一致。有些州（以东北部为主）增加的幅度很大，香烟的售价也就涨了那么多。到了1975年，同样牌子的香烟在北卡罗来纳州卖36美分一包，在纽约州就卖到54美分，纽约市的售价更贵，因为还要加地方税。1976年加的是每包8美分，数额和整个联邦税额一样。
这下就制造出贱买贵卖的好机会了，谁要是能以北卡罗来纳州的售价大量买入，再以纽约州（或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的售价卖出，就可以赚上一笔。按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计算，每年税收净亏损超过3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犯罪集团赚走了。曾有一段时间，纽约州1/4的香烟、纽约市半数的香烟都是这些集团供应的。他们的全套方法——卡车队运送、伪装挟带、皮包公司、军事堡垒般的仓库、贿赂、劫持、袭击、谋杀，都与禁酒时代的私酒业者很相似。
加拿大政府在1989年、1991年两度大幅提高香烟税以后，大规模的香烟走私又扩散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卖到45加元一条的香烟，在边境以南的美国只要半价。走私者把香烟藏在船、小艇、雪地摩托车里面，藏在轿车或货车的车体内，方式和走私毒品一样。走私者先将加拿大品牌的香烟出口（出口香烟不必课税），再把这些香烟偷偷运回——据说香烟公司的主管不但知情而且提供协助。职业化的犯罪集团也插了一脚之后，暴力事件就跟着发生。安大略省的康沃尔（Cornwall）正好居于走私业的险要位置，因而获得“东方道奇”的诨名（道奇市乃是美国历史上牛仔枪战火拼不断之地）。加拿大人崇尚和平、秩序，是很好管理的国民，却和英、法裔的祖先一样痛恨这类的重税。按1994年估计，安大略省1/3的香烟、魁北克省2/3的香烟都是非法的，都是向藐视法律的商人买来的。这些商人都有两套账目，知道门路的人不怕买不到。加拿大政府鉴于犯罪活动增长惊人，民众丧失守法精神，终于在1994年2月宣布大幅降税。香烟走私案立即减少，因为加拿大的走私者都将目标转移到烈酒、枪支、违禁瘾品、非法移民以及其他形态的非法买卖上了。
这时候香烟走私已经盛行于全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贸易数字显示，每年全世界香烟出口量比进口量多了大约2 800亿支，这占全球香烟总产量的5%，占香烟国际贸易量的30%。假定运输上的耽搁可能造成细微的差额，这么大的差距显然还是走私所致。以哥伦比亚一国计算，单是万宝路香烟的非法买卖就造成国内主要烟草商在1996年有3亿美元的损失。在意大利，两个犯罪集团靠着走私万宝路和其他品牌香烟，一年就有6亿美元的收入。1992年间，意大利政府指控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与走私者共谋，因而把万宝路香烟一股脑儿禁掉了。结果导致走私更猖獗，所以政府又将禁令撤销，情况才恢复了原状。
从以上的故事可以学到一个教训，黑市似乎是“禁止令”的产物。这个观念是自由主义的瘾品史观的中心前提，也是主张在管制下合法化的理论依据。理论上讲，将大麻烟、可卡因、海洛因等瘾品课税后合法卖给成年人，既可杜绝伴随黑市买卖而来的祸害，又可用增加的税收来推动预防与医疗的计划。问题（除了公开销售可能使上瘾者增加之外）是，维护课税（以及不得售予未成年者之类的限制）多少也就等于维持黑市存在。税轻、限制少会使黑市成为不太严重的困扰，却也会使欲罢不能的使用者增多。重税和严密限制之下的上瘾者会比较少，却会制造诱因而引来走私与暴力，归根结底还是税的轻重问题。
听到“瘾品买卖”，多数人会想到主管当局对于非医疗的瘾品贩卖及使用严格禁止，罪犯却想方设法逃避管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瘾品走私是近代特有的活动。大约从17世纪中叶起，一直到19世纪晚期，全世界的统治阶级（仅少数例外）关注的都是如何对这些活动课税最有利，而不是如何予以禁止。就算他们想到祭出禁令，结果也不是白忙一场，就是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