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八十一
在中国古代,一个王朝由盛转衰并不是一种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而且,当一个王朝发展到盛世顶峰时,常常已经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但最高层统治者并没有能清醒地意识到,因而,统治者过度自信、沉溺于享乐,并出现懒政怠政现象,这导致危机加剧甚至爆发,使王朝迅速走向衰败。比如,在唐玄宗统治的中晚期,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开元末期,唐王朝的危机已经很严重了,土地兼并的趋势加剧,土地私有化趋势增强,均田制受到冲击,唐王朝失去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府兵制由于战事的频繁和兵源的缺乏,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唐王朝的中央军力量开始走弱;藩镇节度使权力的增强,促使政治军事离心力产生,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权威受到巨大挑战,而在这种局势下,被盛世冲昏头脑的李隆基等,根本就没有能清醒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极为自信地沉溺于享乐之中,宠爱着他的爱妃,重用佞臣,怠政误国。开元末、天宝初唐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这一系列的慵懒腐朽的行为直接导引了危机的爆发,导致了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败。
第一,开元后期,唐玄宗沉溺于奢靡享乐之中,好色怠政,让佞臣揽权擅政,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武则天去世之后,唐王朝的朝局变化实在太快了,最高统治者像走马灯一样,频繁转换,唐中宗李显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杀,而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联合他的姑姑太平公主发动了政变,铲除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清除了她们的势力,由李旦继承皇位,李隆基被封为皇太子。不过,同样在铲除韦氏势力时立有大功的太平公主对李隆基颇有不满,侄儿与姑姑矛盾逐渐激化,在关键时期,李隆基先下手为强,把他的姑姑太平公主的势力给铲除了,李唐王朝进入稳定的阶段。
武则天剧照
不久,在李隆基27岁的时候,唐睿宗李旦下诏退位,让李隆基继承帝位,李隆基成了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在政治管理上积极出击,强化皇权专制,重用贤臣廉吏,推进改革,励精图治,使得大唐王朝出现了继“贞观之治”之后的又一盛世——“开元盛世”,把唐王朝的强盛局势推向高峰,李隆基也成了盛世明君,倍受赞誉。
可是,盛世王朝的兴隆景象和朝局的相对稳定,让李隆基逐渐变得过度自信和自满,他不再勤于政事,失去了励精图治精神,逐渐沉溺于萎靡享乐之中,开始追求奢靡享乐的生活境界了。
进入开元晚期,李隆基至少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
其一,听信谗言,废杀太子等,违背伦常,妠他的儿媳为妃,沉溺于享乐,怠政误国。
公元737年,李隆基听信了他所宠爱的武惠妃的谗言,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个儿子皆废为庶人,并残酷地将他们杀害,遂改立第三子忠王李玙为太子。而在同一年,武惠妃病死之后,李隆基失去所宠的妃子,寝食不安,在后宫嫔妃中,没有能让他满意的,不久,他发现他和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有一妃子叫杨玉环的,美貌绝伦,能歌善舞,于是,李隆基不顾伦常,将杨玉环纳入宫里,杨玉环也极力表现他的美艳和歌舞才能,以博取唐玄宗欢心。李隆基对杨玉环十分宠爱,整日沉溺于歌舞享乐之中,渐渐地懒于打理朝政,这是帝王好色怠政的误国行为。
大唐“圣人”
其二,沉溺于享乐,宠信佞臣,助长了奸臣揽权擅政,加剧了朝廷的腐败,使唐王朝中央政府的管理机制出现了危机,加剧了中央与藩镇的矛盾。
李隆基与杨贵妃剧照
李隆基逐渐懒政之后,把忠直勤政的张九龄等贤臣罢官,重用李林甫等佞臣,让权臣左右朝纲,让李林甫打击异己,培植亲信,卖官敛财;特别是接受李林甫的建议,支持藩镇节度使中的胡人将领做大,埋下了极大的危机。李林甫利用增强边境胡人将领的权力来抑制其他汉将,避免他的相权受到威胁,而边境胡人乘机揽权做大,增强自己的实力,朝中权臣与边境悍将狼狈为奸,唐玄宗的朝廷焉有不败之理?后来,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充分利用杨贵妃受宠的机遇,乘机上位,取代了李林甫成为宰相,而杨国忠在治国理政方面,其能力比李林甫要差很多,但他在排挤异己,受贿敛财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人误国的方式不同,但腐败的实质是一样的,李林甫为了保相位,与藩镇胡将互相利用互相扶持,狼狈为奸,而杨国忠为了自己的利益却极力诋毁和陷害安禄山等边境悍将,从而激发了中央政府与边境悍将的矛盾,直接引发了“安史之乱”。
其三,怠政之时,却仍对外发动战争,这一方面增加了财政负担,给府兵们以巨大的压力,军队无法承受;另一方面,却又让边境胡人悍将有机会招募兵将,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危机加剧。
李隆基发动对外战争,使中央军力逐渐变弱,而边境胡将的兵力却与日俱增,此弱彼长,导致了中央政府对藩镇胡人节度使失去了控制力,加剧了危机,最后导致了危机的爆发。这一失误的代价太大了,导致了安禄山、史思明等叛乱,叛军于公元756年冲破了由唐将哥舒翰率二十万大军镇守的潼关,并于同年六月,攻陷唐都长安,而李隆基逃到马嵬坡时,被哗变的军士的逼迫下不得不杀了杨国忠,赐死杨玉环,而且,李隆基的皇帝位也被他的儿子李亨抢走了,他只好当太上皇,晚年孤寂忧郁,病死于半软禁的状态中。
第二,武则天之后,唐王朝后宫干政乱政的现象危害很大,破坏了朝廷政局的稳定性,干扰了正常的治政秩序,助长了外戚擅政和宦官专权,加速了唐王朝的衰败。
在中国古代,宫斗一直是政坛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隋唐时,宫斗现象集中而严重,隋朝皇室就有太子与皇子的激烈争斗,而唐初“玄武门之变”更是把宫斗推向了高峰,李世民针对李渊而拿李建成、李元吉开刀的宫廷政变获胜了,这竖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消极的“榜样”,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宫斗的盒子,使后来大唐王朝皇室一直处于对宫斗的加倍敏感和警惕之中,皇室内斗很容易被激发。
此外,武则天的成功揽政和后期登上皇位,更是使本来政治敏感性极强的唐朝后宫女人们蠢蠢欲动,唐王朝的皇太后、皇后、贵妃们,甚至公主们,都不满足于在后宫专权,而竭力寻找机会,想干预朝政。她们把掌控权力的手伸到了朝廷上,肆无忌惮地揽权,这其实就意味着任何派系、力量皆可以夺取皇权,因为连最不允许掌权的后宫女人们都能掌权,朝中其他人,包括朝中文武权臣、外戚、宦官、诸侯、将军们等,都有资格抢夺朝中权力,这既加剧了朝中各派力量的矛盾,也使朝局更加混乱,而且也后宫的女人们常常利用他们离最高掌权者最近的优势,竭力争夺朝中权力,使宫干政现象越来越严重。
比如,在武则天去世后,朝廷的各派力量都盯着皇帝宝座,其中,后宫的女人们权力欲更强,唐中宗的韦皇后野心最大,她想效仿武后,疯狂行动,竭力想把持朝政,可惜的是,韦后只有类似于武后一样的野心和权力欲,却一点也没有具备武后的政治才能,后来,在李隆基发动政变时被杀于宫中,并被追贬为庶人。此外,武则天的小女儿太平公主因参与了李隆基等诛杀韦后的行动,在清除韦氏党羽时起了重要作用,并亲手将李重茂拉下皇位。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一起,共同拥立相王李旦复位,让李旦成为唐睿宗,所以,太平公主因功劳很大而晋封万户,达到了唐朝公主所能拥有的权势的顶峰,李旦刚复位时,不少朝政大事要决策,都与太平公主商议。而当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之后,太平公主心里就大不平衡了,她不能允许李隆基夺去她的权力,于是,她便筹谋着废掉李隆基的太子之位,改立其他懦弱的皇子为太子,不仅如此,太平公主还耍了一些政治手段,试图控制唐睿宗。后来,李旦禅位给李隆基,自己当上太上皇,而太平公主仍然倚仗着太上皇的势力,专擅朝政,任用亲信,排除异己,想方设法制约李隆基,在明面上的较量落败给李隆基之后,太平公主便筹划着谋反,最后,因谋反败露,被李隆基下诏赐死于家中。太平公主虽不是皇后,但作为公主,也是想学她母亲当女皇,最后,落了个悲惨的结局。
太平公主剧照
又如,唐玄宗的宠爱的武惠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李瑁做太子,联合权相李林甫铲除了太子李瑛,可是,玄宗并没有立李瑁为太子,而是把第三子李亨扶上太子之位。
此外,还有一个后宫干政的重要例子就是张皇后干政。张皇后原是太子李亨的表妹,原名张良娣,后来,成了李亨的爱妾。张良娣也是唐朝的一位不简单的女人。在“安史之乱”发生时,张良娣正身怀六甲,但他坚持陪着李亨一路颠簸,在“马嵬兵变”之后,她与宦官李静忠(后被赐名李辅国)极力劝说李亨北上灵武,在颠簸的路上,张良娣产下第二位王子,而且,在险境中她拼死拼活地保护和服侍李亨,表现得非常贤惠。
后来,李亨在灵武即位后,封张良娣为淑妃,再后来,又册立她为皇后。可是,张良娣当了皇后之后就大为改变了。或许,唐朝后宫女人都有强烈的干政欲望,张皇后也是,她在李亨的纵容下,肆意干预朝政大事,并与李辅国互相勾结,把持朝政;她的行为助长宦官势力做强,陷害皇子,坑害忠臣。比如,唐肃宗的第三子建宁王李倓聪明过人,尽心辅佐太子李豫,深得皇帝的喜爱,而李倓为人直率,曾多次向肃宗进言李辅国、张皇后互动勾结干预朝政的事,张皇后知道后,便联手李辅国诬告建宁王为争权位想谋害他的哥哥李豫,极力请求肃宗赐死李倓,肃宗震怒之下,果真糊涂地赐死了李倓。
肃宗病重时,张皇后又加紧密谋,想除掉太子李豫,改立李系,她秘密与越王在宫中组织二百武士,计划发动政变,后因被李辅国的同党发现,李辅国保护了太子,逮捕了越王李系,张皇后也被囚禁了,代宗李豫登基后,张皇后被废为庶人,在幽禁中死去。
唐王朝出现的后宫干政对于朝局的影响,其消极性是主要的,后宫的后、妃或公主,胆大心狠手辣,她们或勾结外戚,制约皇权;或者觊觎皇权,拉帮结派;或者假传圣旨,搅乱朝局;或者试图改变立嗣,图谋专权,她们都以皇室显赫的高贵身份干预朝政,有时连皇帝也难以阻止,危害是很严重的。
唐王朝的政坛上的女人们的权力欲似乎膨胀得特别厉害,当然,她们对朝政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的作用积极的。比如,从政坛运作的大方向看,武则天掌权时,其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民众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武则天的政治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武则天之后,后宫干政的影响基本上属于是消极的,对于唐王朝的危害是很大的。
首先,后宫干政干扰破坏了皇权专制的集权制度,破坏了正常的治政秩序,使中央政体陷入混乱之中,有时造成后宫外廷双重管理,朝政混乱。
其次,后宫的皇太后、皇后、贵妃和公主们,她们或是皇帝的配偶,或是皇帝的女儿,按唐朝法规,都不具有掌控朝中政权的权力,它们的擅权行为是不合律法的,后宫干政是违法的,冲击了唐王朝律法秩序,这对于朝中其他政治力量争夺权力树立了很坏的“榜样”,让各种力量对抢夺朝中大权蠢蠢欲动。
再次,后宫后、妃和公主们主要生活圈都在后宫,她们离皇帝很近,也离宦官很近,同时,与外戚的联系紧密,这很容易产生后宫与宦官或外戚势力的勾结,败坏了朝廷政局,导致朝廷治政机制的混乱。晚唐宦官力量的快速崛起,并长时间把持朝政,这与唐朝的后宫干政传统的消极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
退一步说,后宫的后、妃们即便没有直接干政,但由于她们为了长期获得皇帝的宠爱,大多极力想利用自己的美色或使用各种手段来取悦皇帝,影响了皇帝的正常治政秩序,往往使皇帝沉溺于美色和享乐之中,出现怠政现象,或者,后宫的后、妃们利用她们受宠的有利条件,举荐了她们家中的父、兄等入朝当官,其中有的成了权臣,如杨玉环就助杨国忠当上宰相,而这些在朝中上位的外戚,有的根本就不是在打理朝政,而是竭力在擅政敛财,这对于李唐王朝的破坏力极大。所以,唐朝后宫女人们干政的欲望特别强,并肆无忌惮地干政,这也是使唐朝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第三,唐朝中晚期,宦官专权现象十分严重,宦官能掌兵权,能受封爵位,有时还能行废立之事,甚至有的还杀了皇帝,宦官乱政是导致唐王朝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宦官专权局面,宦官的权力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宦官势力膨涨到了可以控制朝廷程度,他们不仅威胁皇帝,而且有时还妄行废立之事,甚至杀害皇帝,这是唐朝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中晚唐时期,唐王朝宦官专权的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宦官成了朝中的重要政治势力。
唐朝初期,宦官的地位并不高,唐太宗鉴于前代宦官的危害,对宦官严加抑制,规定宦官的官阶不得超过四品,可是,从韦后之乱开始,宦官便参与了官廷政治斗争。唐玄宗登基之后,宦官人数逐步增加,至开元、天宝年间,内廷宦官人数竟达到了三千多人,其中,官至五品以上竟占了三成。宦官地位得到了提高,比如,唐玄宗身边的得力太监高力士,竟能帮唐玄宗批复章奏,参与任免将军、宰相。据说,连太子都要称高力士为“二兄”,而皇子、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称他为“爷”。
唐肃宗继位后,宦官的权力陡然升高,宦官势力成了朝中的一派重要的政治力量。“安史之乱”期间,太监李静忠曾极力劝说李亨在灵武即位,所以,他有辅佐继位之大功,李亨登基之后,李静忠被赐名“护国”,后改名为“李辅国”。李辅国从此成了肃宗身边红人,长期参与军政决策。在肃宗的纵容下,李辅国权力不断膨胀,他干了一些前代太监都想都不敢想的事。比如,他设立“察事厅子”,搞秘密侦察;再如,他帮肃宗限制太上皇唐玄宗,阻扰太上皇与外界接触,是软禁太上皇的实质执行者;又如,他独掌奏事权,将忠臣名将与肃宗隔离开来,王公大臣们想见皇帝,要经他批准;还有,他诬陷宰相萧华等,在朝中排除异己,大臣得罪了他,都没有好下场;更有甚者,他还勾结张皇后,逼肃宗下诏赐死建宁王李豫,后来,又翻脸逮捕了越王李系,囚禁了张皇后;最后,在唐肃宗病死后,他辅佐唐代宗李豫登基为帝,代宗登基后,他独揽朝权,架空代宗。比如,他公然对代宗说:“大家(皇帝的俗称)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作为太监,敢于如此公然僭越,历代少见。
李辅国剧照
还好,唐代宗颇有韬略,他假意奉承李辅国,尊称他为“尚父”,并封其为司空兼中书令,但是,背地里他却秘密联络宦官程元振,分化李辅国的权力;并下旨让药子昂代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禁军,夺取兵权。最后,他罢了辅国的官职,进封他为博陆郡王,但不久之后,他派人刺杀了李辅国,并将李辅国的头砍下,扔到溷厕里。
可是,代宗并没有能真正抑制宦官势力的发展,当时,他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李辅国虽被杀了,而程元振、鱼朝恩却相继当权,他们暗中使用刑赏,威逼朝臣,肆意阻塞皇帝视听,威逼宰相,架空代宗皇帝。后来,鱼朝恩因为在代宗出逃时救驾有功,受到代宗宠信,曾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统率神策军。太监掌神策军,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来,虽然代宗摧毁了程元振谋划的政变,把程元振流放;并与宰相元载联手,利用宴会之机捕杀了鱼朝恩,夺回禁军指挥权,但宦官对朝局的冲击,一直很难彻底消除。
到了德宗时代,宦官专权的状况更严重了。德宗即位后,颇有大志,想干一番事业,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很不稳定的局面,当时出现了“四镇之乱”,朝中文武没有能及时勤王,大多数藩镇大员们不卖力护驾,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率领着宦官们和亲王们保卫德宗奔逃,后来,李晟、李怀光等赶来勤王,德宗才躲过大难。
德宗经此大难,他发现文臣缺乏忠心,悍将支持叛乱,藩镇大有异心,只有宦官在关键时刻能守护着他,于是,“四镇之乱”后,德宗认为宦官才是最可信的,所以,他改变了继位之初所坚持的“疏斥宦官,亲任朝士”的态度,只信任太监,他罢免手握重兵的武将,把禁军的指挥权交到了宦官手中,并设立了管理禁军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专以宦官充任。从此,宦官典兵成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德宗认为,宦官只是家奴,离开皇权便一无所有,即便是对皇权有侵犯,也不可能拥兵自立,不会危及皇权根基。
其实,德宗是大错特错,当兵权被宦官牢牢掌控之后,宦官便有了权力上的独立性,借助兵权,宦官可以左右政局,甚至可以废立皇帝。德宗将兵权交给宦官,实际上是开启了宦官毁了朝廷的可怕之路。
其次,在“元和中兴”的削藩进程中,宪宗不但没有能抑制宦官干政,反而让宦官执掌更大的兵权。
德宗之后继位的是顺宗,顺宗之后是宪宗,宪宗励精图治,重用杜黄裳、裴度、李绛等贤良为相,改革弊政,着力于中兴,平定了四川节使度刘辟、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叛乱,招降了河北三镇,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并且使藩镇相继降服,归顺朝廷,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被誉为“元和中兴”。
宪宗在削藩上的成就很大,但是,在在削藩战争中,宪宗李纯当时依然像德宗一样,不信任武将,他重用宦官为帅,让宦官执掌兵权,借此以打击藩镇势力。比如,他任命心腹宦官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将军,并让他兼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还兼任招讨处置使等。宦官作为军事统帅带兵出征,这大大增强了宦官的的势力。对此,有大臣劝说李纯要防止宦官权力过大,李纯则说:“吐突承璀仅是一家奴,给予再大权力,朕要处置他,犹如拔一毛而已。”李纯取得削藩成功之后,自恃功高,渐渐变得骄侈,变得喜好奢华享乐,而且,他任用奸臣皇甫镈而罢免了贤相裴度,宦官和佞臣掌控了朝局,非常可惜,削藩取得一定成功,但却依然使中央政府转向衰败。
再次,宪宗之后,皇帝犹如宦官手中的玩偶,唐王朝的落败之势已难换回。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暴死,有人认为是因长期服用丹药染毒而死,但有则认为,是被宦官梁守谦、王守澄、陈弘志等所害死,李恒继位,是为唐穆宗,穆宗是郭子仪的孙女之子。穆宗在位四年后而崩,敬宗李湛即位,宦官王守澄专权;两年后,宦官刘克明弑了敬宗,矫诏迎立唐宪宗之子绛王李悟为帝;可是,仅于两天后,宦官王守澄、仇士良又弑李悟,刘克明拥立敬宗之弟李昂为帝,是为唐文宗。这一时期,继位的皇帝都成了宦官的傀儡,被立之后,或被杀,或被废,宪宗之后,唐朝的皇帝犹如宦官手里的玩物一般,可怜可悲。
唐文宗虽是由太监拥立继位的,但是,文宗对太监十分痛恨,因为其祖父唐宪宗、哥哥唐敬宗等都被宦官所弑杀,李昂一继位,便决心根除宦政,起初他与翰林学土宋申锡等密议,计划斩除宦官一党,但秘密因宋申锡的大意而泄露,宋申锡遭到宦官们的群攻,唐文宗保护不了他,只好将他贬了官职,宋申锡失去官位之后便被宦官们害死了。
唐文宗剧照
在朝中大臣中,李训、郑注等也对宦官非常气愤,他们多次建议唐文宗铲除阉党。大和九年(公元835年),27岁的唐文宗再忍受不了当宦官傀儡的处境了,他和李训、郑注密谋,谋划了好了诛杀宦官的计划,他们想在王守澄的葬礼上乘机将仇士良、鱼弘志及掌控神策军的宦官们诱入王守澄墓中统一诛杀。可惜,李训贪功,提前行动,动手诛杀宦官,仇士良发觉之后,迅速命令神策军与禁军一起行动,清除了李训、韩约的兵力,唐文宗再一次失去了诛杀宦官的机会,这便是“甘露之变”。事件之后,文宗哀叹道:“周赧王、汉献帝因受制于权臣而无能为力,我却更不堪,竟然被家奴所控制!”文宗后来被宦官仇士良软禁致死。
文宗死后,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废了太子李成美为陈王,改立文宗之弟颍王李炎为皇太弟,之后,李炎即位,在仇士良、鱼弘志的胁迫下,李炎赐死陈王李成美。自此,唐武宗李炎成了仇士良、鱼弘志的傀儡。
在晚唐的大部分时间内,朝中政权主要是由宦官把持着,自宪宗之后,八位皇帝中,只有末帝唐哀帝李祝是被朱全忠所策立的,其余的七位皇帝皆是由宦官所拥立,而唯一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上位的唐敬宗,也是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弑。其中,唐僖宗是最窝囊的帝王,他称宦官为“阿父”,在位时,他依赖于年轻时的伙伴、管马坊的太监田令孜,十二岁登基的李儇对处理朝政一无所知,遇事便询问田令孜。而田令孜利用受宠之便,当上了左神策军中尉,掌管朝中大事。唐敬宗斗鹅、遛马,田令孜卖官敛财,培养党羽。可怜的唐僖宗,玩得高兴时,竟称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在位15年,田令孜专权乱政,祸国殃民,脆弱的晚唐朝廷,经田令孜一折腾,已奄奄一息,后来,梁王朱温杀掉朝中太监,结束了宦官专权的时代,但却也把唐王朝送进了坟墓。
正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评价晚唐时所说的:“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第四,皇帝年少或懦弱,受到宦官、外戚或后宫的束缚或挟持,朝中大权被太监或佞臣所掌控,朝廷管理大混乱,这也是导致唐王朝衰败的重要原因。
后宫干政、外戚专权和宦官擅政,这造成了朝政的大腐败,而这与登基的年少皇帝成了恶性循环,皇帝年少或懦弱无能,对付不了揽权的宦官或外戚,而宦官或外戚又利用强权扶持懦弱的皇帝继位,以便掌控朝中大权,致使朝局混乱,懦弱的年少皇帝荒废了朝政,权臣贪赃枉法,唐王朝的衰落成了必然。
晚唐的皇帝大都年纪不大,唐僖宗即位时只有12岁,是唐朝即位时年龄最小的皇帝,他死的时候只有27岁。而在位时间最短的是唐降王李悟,宦官刘克明矫诏迎立绛王李悟为帝,但在两天之后,李悟就被杀了,成了最在位仅两天时间的皇帝。皇帝年少,或被废,或被杀,或被挟持,或被引诱而沉溺于贪图享乐,变得堕落颓废。比如,唐穆宗李恒和唐敬宗李湛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们父子两人皆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受宦官掌控,让朝中的奸臣当道,放任地方叛乱而束手无策,整日只图享乐,不理政事。这一时期,唐朝已经彻底腐朽了,没有救了。
在敬宗之后,文宗李昂虽有些雄心,他很想恢复李唐王朝的强势,但已经力不从心了,他两次筹划诛杀宦官的计划都夭折了,最后,他已无力回天,在囚禁中抑郁而死。
晚唐的皇帝中,真正有治政能力有政治经验的皇帝非常少,因为在宦官把持朝政的朝局中,越有能力越有经验的皇子,越是不容易被推上皇位,甚至有的皇子正是因政治素质强而被害了,因为擅政的宦官需要的是傀儡皇帝,而不是雄才大略的帝王。年少皇帝继位之后,被宦官和权臣所控制,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独理朝政,即便有一两个想有所作为的,比如唐文宗等,也很难成功,最终或被杀,或被废,或被囚禁,而能混过去的,只有沉溺于享乐而不理朝政。
有人说,在晚唐后几任皇帝统治时期,宦官的地位和权力与皇帝不相上下,甚至还超过了皇帝,宦官成了唐王朝真正的掌权者,当时的朝廷严格讲已经不是李唐王朝了,而是宦官主政的“朝廷”,唐王朝在宪宗之后,已经名存实亡。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五,“安史之乱”后,科举考试制度逐渐“变质”,堵住了寒门士子的进入官场之路,使绝望的士子们走向了反抗朝廷之路,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在唐太宗时期,广纳人才,王朝兴盛,杰出人才在贞观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那时,选拔人才的途径是非常畅通的,朝廷汇聚了天下的大多数优秀人才。
到了武则天时期,朝廷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人才,比如,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即举行“制举”“策问”,据《大唐新语·卷八》记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策试中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再如,朝廷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荐,避免荐举时有所遗漏。又如,朝廷推进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增加科目,增加录取人数,平均每年其录取人数比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最后,当时朝廷首创了殿试制度,例如在天授元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在长安二年(702年),还“初设武举”,从武生中选拔官员。
可是,这些非常有效的人才政策到了“安史之乱”后,逐步“变质”了,寒门子弟再也没有机会通过策试或科举考试的途径进入官场,朝中权臣抢控了人才的选拔途径,或培植亲信,或用以卖官敛财;而藩镇豪强买通朝中权臣,把亲信部属送入中央机构;王公贵族也着力掌控人事权,培植自己的势力。如此一来,中下层家庭的士子,几乎没有机会进入官场。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途径被堵死了。
比如,当时科举的风气被彻底败坏了,考试中上榜的名单几乎都是官僚子弟,甚至发生了主考官公然把录取名额分给自家亲戚的事,而对此,朝中高官竟然没有有人反对,视为常态了。
社会底层的人才向上流通的渠道被彻底堵死了。如此一来,不少人才便因为当官无望而走到了朝廷的对立面。比如,黄巢原本也是士子,因连续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是落榜,对科举制度彻底失望,于是,他放下了书本,拿起了刀枪,掀起了让唐王朝大伤元气的“黄巢起义”。黄巢起义对唐王朝的经济命脉的打击是巨大的,唐王朝从那以后便一蹶不振。“黄巢起义”既是加速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力量,也是唐王朝腐朽败落的一种反应。
当一个王朝杜绝了人才进入管理系统,将杰出人才推到了朝廷的对立面,那么,这个王朝也就离衰败灭亡不远了。
比如,在唐穆宗时代,曾发生了一起科场大案,据说,有人向皇帝检举揭发,一场科举考试中第的三十三名进士中,有十四个是靠关系上榜的,超过三分之一是通过歪门邪道上榜的。穆宗令被检举的十四名进士重新考试,结果,只有三个人勉强过关,另外一个人是被特赐为合格,玉玺十位全都被刷了下来。更糟糕的是,因为这一事件,主张科举要公正的官员们被贬到地方做官,从此,科举便名存实亡了。这还能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朝廷为官吗?
士子黄巢成了反抗朝廷的起义军领袖,这是晚唐的腐败朝廷造成的,回顾贞观时期,因为有优秀的人才政策,士子就不会变成反抗唐王朝的起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