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八十
【《长安十二时辰》收官了，唐长安繁荣的景象以及其所潜伏的危机；唐王朝表面上依然强盛，但内里已经转向衰落，这引起了关于唐王朝由盛转衰原因的关注，确实，唐王朝失败的历史教训值得倍加关注。本文拟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供读者朋友共赏！】
大唐王朝是继隋朝之后中国的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强盛的唐王朝（618年—907年）历时二百八十九年，共有二十二任皇帝主政，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王朝，在唐朝的极盛时期，其疆域东起日本海、南据安南、西抵咸海、北逾贝加尔湖。唐朝有李世民时期的贞观盛世，有唐高宗时期的永徽之治，后来，到了唐玄宗时期，其开元盛世使唐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达到了唐朝盛世的顶峰，当时，唐王朝成了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可惜，唐王朝达到盛世的顶峰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唐玄宗在其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勤于政事，重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奋发图强，开创了唐王朝耀眼的盛世。但是，在其统治的后期，宠爱杨玉环，沉溺于享乐；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对安禄山等塞外民族的悍将授权过大，导致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从此，唐王朝由盛转衰，步入了衰败之路。后来，尽管也有唐宪宗的元和中兴，促使唐王朝重新步入正轨，但时间不长，唐王朝便日益腐烂，逐渐败落了。
李世民画像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强盛的王朝之一，曾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楷模，自李渊建立唐朝起到朱温篡唐后唐朝灭亡，前后共延续了近三百年，唐王朝有过极大的辉煌时代，在最强盛时，其国力堪称当时天下第一。可是，在开元盛世之后，却突然转向衰落，最后在朱温的篡权下彻底衰亡了，是为什么呢？如此强盛的大唐帝国是如何走向衰亡的？大唐帝国走向其衰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感兴趣的重要历史话题。
说起来，唐初的开国君王李渊、李世民是幸运的，他们接过了隋朝留下了比较丰富的资源，如经济积累，治国经验等，开国之初，唐朝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李世民治国得心应手，唐初君臣合力同心，励精图治，顺利地开创了贞观之治。
可是，唐朝初期治国的顺利也让唐王朝统治者产生了很大的自信，致使他们没有能意识到所隐藏着的危机，比如，在内，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政治阴影一直在发生影响，其阴冷的气氛一直笼罩着后世唐王室的政治舞台，宫斗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也成了后期唐王朝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后面再详述。在外，李世民以安抚为主的对待塞外民族的政策，虽然有其和睦、调和的重要作用，但却隐藏着变乱潜在危机，一旦遇到中央政府政治军事力量减弱，便容易产生叛乱，下面再仔细分析。
所以，唐朝建国之初太顺利了，因而，忽略了对危机的警惕，后来，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唐王朝进入了过渡期，虽他们没有能保持贞观时期的强盛，但也基本上维护住唐王朝强国的基本态势，从边防看，拓边之举不弱；从朝局运行来看，政治也算清明，武则天作为过渡性的帝王，其政治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再后来，唐玄宗既把唐王朝的盛世推向高峰，但是，他却又使唐王朝由盛世转向衰落，而这种转折的发生，虽然有他个人的原因，但实质上，唐王朝走向衰败是多种危机因素并发造成的，导致了大唐王朝走向了衰亡的原因不止一个。
第一，薄弱的农耕经济在乱局中受到巨大冲击，走向大衰退，致使唐王朝失去了稳定的经济基础。
唐朝初期，由于从隋朝继承了比较富足的经济资产，而且，唐朝统治者励精图治，在管理上比较注重发展农业，政治上的清明，社会上的安定，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发展，粮食丰富了，支出无忧，军资有保证，国力变强，盛世也就来了。
后来，唐玄宗登基之后，重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在政治上，精简统治机构，裁减闲置官员，罢免了武则天以来的多余官员，同时，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着力提高官员的素质，使管理效率得到提高，同时也减少了政府机构的财政支出。
唐玄宗与杨贵妃剧照
在经济上，鼓励开辟荒地，增加土地面积；大修水利工程，在各地大建屯田；而农耕技术提高，比如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食增收，全国的粮仓充实，物价十分廉宜；财政也变得丰裕。而且，手工艺和商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茶叶、丝绸、陶瓷等成为重要的商品，城市商业发展很快，当时，世界著名大都市排在前列的几乎都在中国，比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
唐长安城内，坊、市十分发达，城内有东西14条大街，南北11条大街，把全城分割成大小不等的里坊，而朱雀大街成为全城的中轴线和主干道，以此为界分成了东、西两个城区，分别设有东市和西市。而这东西两市是唐长安都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而且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东、西市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丰富，贸易非常繁荣。
而外郭城中列置诸坊，作为都城百万人口住宅的分布区，据说，开元时期，唐长安城有109坊，各大坊内基本上都开辟东西南北十字街，十字街的宽度均为15米，被十字街隔开的4区，又各有十字巷，把全坊分为16个小区。其十字巷的宽度一般达2米多。这表明当时唐长安的都市生活和商业都十分发达。
但是，唐王朝这样的盛世在走到了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开元末期，唐玄宗改变了原来的勤政风格，转向追求享乐。而进入天宝年间，朝政愈加腐败，唐玄宗沈溺于享乐，宠幸杨贵妃，重用佞臣，朝政管理大为松懈，朝中腐败成风，原本兴盛的经济生产也开始受到影响。
首先，“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农耕经济，经不起大折腾，开始衰败。对农业生产管理混乱了，税赋增加了；而老百姓被卷入了战争，再也无法安心进行农业生产；还有，战乱四起，对农耕的庄稼，对老百姓的资产都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原本脆薄的经济繁荣局面一遇到冲击，便转向了大衰退。
其次，“安史之乱”爆发后，地方割据势力乘机崛起，这不但摊薄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还需用财力物力来安抚地方豪强，国库几乎被掏空，何况，“安史之乱”后不久，唐朝境内还曾经出现过很大的饥荒，对经济的打击非常大。
再次，“安史之乱”后边疆不稳，边疆一些小部落乘唐朝弱势之机，入境掠夺，比如，吐蕃人便攻占了河西走廊以及陇右等地区。在战乱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唐朝中央政府对于西部的管理越来越弱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权，这大大影响了财政上的收入。
最后，西部的战乱，特别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掌控能力的弱化，使得西部动荡难以安稳下来，经济发展受到了冲击，此时，唐朝的经济中心随即向南移，而南方的经济要承担绝大部分的税赋，老百姓的付税大大加重。如此一来，西部遭受乱局，南部承担重赋，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薄弱的农耕经济自然经不起折腾，转向大衰退，使大唐王朝失去了稳固的经济基础，王朝的衰败也就难免了。
第二，唐初，府兵制对提升国家武装力量有重大作用，可是，在唐中期之后，府兵制因战事频繁而负担过重，且由于均田制的崩溃，便失去支撑的经济条件，府兵制变得名存实亡，这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军事力量的掌控，从军事上导致了唐王朝的败落。
唐初的府兵制发展得很好，促进了唐王朝军事力量的强大，贞观时期的强大军事力量正是依据这个府兵制来支撑着的，唐王朝之所以能不断地拓展边疆，让周边国家臣服，也是靠这个府兵制来提升军事力量的。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府兵制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兵制之一，其显著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是耕种土地的农民，他们农忙使耕作土地，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而战时，府兵就是军队成员，编入军队打战。府兵的选拔和管理专门由折冲府负责。折冲府是贞观十年（636年）由统军府改变而来的，折冲府的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左右果毅都尉。折冲府分布与全国各地，可根据需要置废，但全国府数增减不恒，较多时为六百三十三府。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所属的兵士通称卫士。
折冲府所选拔的府兵是来自于上六等的户籍家的青壮男子。唐朝时户口本根据经济状况分九等，下三等的农民是没有资格当兵的，当时能当兵是很荣光的。只有上、中等的青壮男子，愿意当兵的，由折冲府挑选上才能去服兵役。府兵服兵役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军饷和装备必须自备，政府是不给粮食和武器的。当然，作为回报，政府会对服兵役的府兵免除“租庸调”（按丁交纳的赋税和徭役），他们不必向国家上交粮食、布帛，也可以免服劳役。
府兵制有它的优势，首先，由于府兵都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装备和粮饷是自备的，这便使府兵们有了较强的战斗力，因为粮食、马匹和刀枪关系到他们在战斗中的性命，自然是要选择好的，合适的，所以，府兵们的铠甲、战马和兵器一般都比较精良。
其次，当时的府兵是从家境富裕的良家子弟中遴选的，当兵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优选而来的，所以，府兵们得到了社会的尊重，有较高的荣誉感，有报效国家的使命感，士气好，凝聚力强，战斗力自然也是很强的。
再次，府兵依靠免税赋来征兵，这能为唐朝政府节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府兵自带军饷、马匹、武器，这也减少了管理环节的财务漏洞，能实打实地把粮饷用在府兵身上，这是很有益处的。据统计，唐朝大约有600—800个折冲府，若按平均每折冲府1000人计算，那么，全国大约有近80万府兵，至少也有60万以上，府兵自备武器、战马等作战物资，这可为政府减少了巨大的财政开支。而些费用由富人来承担（加入府兵的是富裕家庭的男子），政府或许让普通穷人减少交纳苛捐杂税，可见，府兵制在当时是养军队的好办法。
但是，随着唐王朝战争次数的增加，边疆进攻的战事增多了，防御战线也延长了，如此一来，兵役也变得繁重了。原来，防戍边疆的府兵会有一定的番休期限，农忙时可以回家耕作农田，后来，却由于战事繁忙，常常被强留久戍，没有归家的机会，渐渐的，当兵不仅失去了原本的荣光，而且因为太忙太累，很多人都不愿意服役了，甚至有兵士开始逃离军队。
此外，府兵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低，唐初，折冲府属下的士兵还是比较受尊重的，作为国家军队的成员，有自豪感；特别是那些中央宿卫的府兵，皇帝有时还会同他们一起演宫廷骑射，受政府官员的重视，当士兵很荣耀，但是，在武则天之后，朝廷曾出现的乱局，使得府兵们常常被贵族权臣借用，成私家兵丁，这导致了府兵威信大降，人们甚至以府兵为耻。
还有，政府对府兵的重视也大不如前了，比如，之前对于府兵死难者家属是有抚恤和褒奖的，而后来，朝中大权由佞臣掌控，府兵被权臣借用，用兵方式复杂化，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也没有了，这让府兵们非常失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唐高宗以后，特别是在开元末天宝初，原本支撑着唐王朝经济繁荣的均田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国家对土地的掌控力大大减弱，地主兼并土地，国家的荒地开发后归私有，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先是遭到了破坏，后来便崩溃了。如此一来，作为府兵主要征发对象的均田农民，也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越来越少了。
到了天宝初期，一方面是府兵逃散状况日渐严重，另一方面是兵源大大减少，府兵制瓦解了，到了天宝末年，府兵制只留下了官员和虚报的兵额，其实已名存实亡。没有兵源，唐王朝只能拿钱去雇佣外国人员当兵，所以，边疆上几乎都是外国兵守护的。像安禄山、史思明、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姓名是中国的，封疆大吏的官位也是唐王朝授封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心思，与唐王朝并没有能一条心。“安史之乱”产生后，之所以会出现边疆事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府兵制已经彻底失败了。所以，府兵制的崩溃是导致唐王朝中央军事力量衰落的基本原因，也是导致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藩镇节度使制度的设立，募兵制出现，藩镇割据的形成，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实力和权威，唐王朝分化瓦解已难以避免。
对于唐朝的衰落，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从唐玄宗的后期开始的，因为唐玄宗自信心太强，喜好开疆拓土，加强了对周边民族的攻击，而府兵制被募兵制所取代，唐玄宗纵容安禄山等藩镇节度使，让他们做大做强，这造成了难以收拾的后果。
史书上说，开元中后期，“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参看《资治通鉴·唐纪》）。边将节度使做大做强已经很严重，所以，说唐玄宗后期导致了唐王朝走向衰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唐太宗到唐高宗，再到唐玄宗，唐朝的国力处于上升趋势中，在这样的趋势中，中央政府的权力依然很大，权威性也很强，戍边将领对中央政府还是顺从的，不敢挑起事端，可是，边境节度使权力的不断增强却已经潜伏着危机，而处于强势中的唐朝帝王们似乎没有能觉察到。
唐玄宗时期，册封了十个节度使，史称“天宝十节度”，即：安西（新疆南路）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新疆北路）；河西（甘肃到新疆一带）节度使；朔方（宁夏）节度使；河东（山西太原）节度使；范阳（北平到山东一带）节度使；平卢（热河）节度使；陇右（青海）节度使；剑南（四川）节度使以及岭南（广州）节度使。
这十个节度使掌管了约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的军队，而到了天宝末期，在节度使中，有一些是由胡人来担任的。
唐初，领兵戍边的将领只负责打仗，不管政治，不染指地方经济，可是，后来唐朝统治者重视在边境开疆拓土，需要领兵将领长期守在边境，而将领监管地方政务有利于调动后勤力量来支持拓边的战事，于是，中央政府便特别授予节度使印信，使其全权调度当地的军政、经济、民生等事务，节度使便有了集军、政、财于一体的权力。说白了，节度使就成了地方的“土皇帝”。
节度使领兵打战，有军事权力；而且能自己征兵、练兵，能扩大和增强军队力量，这是很可怕的。此外，节度使不仅能向中央政府索求划拨银两，用于治军，而且还有独立的征收税赋的权力，这便有了财政方面的权力；最后，节度使能独立任命当地的官员，这便有了人事任命权，壮大官员队伍也成了其分内之事。
节度使制度加上了募兵制，使得唐朝的边境军队的战斗力迅速增强，当时，唐朝一个藩镇的军事力量可以压制一个甚至几个敌国部落，因为节度使拥有军、政、财等方面的大权，有利于汇聚各种力量于战斗中，战斗力自然就加强了。这是大唐王朝边疆军事力量强大的重要表现，也是唐王朝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一节度使制度却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因为节度使拥有所辖之镇的全部军政人事和财务大权，他们所招募的军队是忠于自己的军队，所选拔精锐称为“牙兵”，成了节度使的“亲兵”，他们只忠于节度使，不属于朝廷管制，而其实力却比唐朝中央军更强。
开元末期，藩镇的力量不断强大，而有的节度使竟然同时管辖几个藩镇，比如，安禄山是范阳、平卢和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其实力堪比半个唐朝的军事力量，甚至比中央军的实力强，如此一来，安禄山等悍将会没有反叛之心吗？
安禄山剧照
在开元前期，唐王朝中央政府还比较强势，而进入开元后期，唐玄宗沈溺于娱乐，宠爱杨贵妃，朝中大权先是由李林甫，后来是由杨国忠等佞臣把持，同时，朝中党争不断，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量大大减弱，而府兵制的崩溃让中央政府军事力量大大减弱，加上朝廷神策军等由宦官掌控，节度使的胆子就大了，安禄山等发动了“安史之乱”，自此，各地藩镇持强而揽权，中央政府的掌控力量被大大削弱，藩镇割据正式形成，唐朝皇帝再也无法改变藩镇割据的状态，再也无法回到开元之前的皇帝强势专权的时代了。
而且，分化还在继续，离心力越来越强，“安史之乱”一出现，便战乱频发，直接导致唐王朝人口锐减，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藩镇割据的趋势已无可逆转。而安禄山、史思明的恶劣行为，成了藩镇强势的诸侯和将领们的“坏榜样”，各地独掌权力的地方豪强，开始尝试着不听中央的指挥，拥兵自立，以谋取自己的私利，藩镇的揽权者各自为政了。
到了天宝之后，藩镇的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之前，是藩镇的主官与所属的将领密切配合，共同应付或对抗中央，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而在后来，在藩镇本身也产生了离心力，藩镇的主官也失去了对掌兵将领的控制，甚至还受到了掌兵将领的掣肘，沦为维护悍将骄兵利益的代理人，有时，藩镇主官不顺掌兵将领之意，便会遭诛杀。
比如，唐末西川的藩镇主官高骈便是被作乱的藩镇突将攻入府宅，高骈许予突将官职及利益，突将才归降，最后高骈找机会杀了突将。高骈算是机智的，保住了命，而在当时，悍将驱逐藩镇主官的事屡屡发生，主官被杀并不罕见。
中晚唐时期，藩镇的悍将骄兵作乱已成了经常发生的动乱事件，各地的动乱事件已经难以遏制，唐王朝处于动乱的漩涡之中，藩镇主官揽权挑战和反抗中央政府，而藩镇的悍将骄兵又挑战藩镇主官，唐王朝衰败已经不可逆转，只是，在复杂的博弈与制衡中，中央政权暂时处于勉强的稳态之中，而后来黄巢起兵打破了暂时的平衡，唐王朝便土崩瓦解了。当时藩镇已处于乱局之中，曾经是强势的河朔三镇也日益衰落，中央政权弱化，藩镇力量也因内部争权而变弱，新的军阀朱温、李克等便乘机消灭在河北河南地区的“河朔”藩镇力量，灭了唐王朝，为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出现劈开了一条路。
第四，朝中佞臣专权，加上朋党之争不断，使中央政府的掌控能力和权威性被大大削弱，而朝中的乱局使藩镇节度使有了可乘之机，向朝廷要权，乘机壮大势力，造成唐王朝逐步衰落。
唐玄宗后期，贤良的宰相都退出政坛，唐玄宗重用李林甫为相，而李林甫任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当政期间，乘唐玄宗沈溺于娱乐而怠政之机，揽权擅政，掌控了朝中大部分权力，朝中的军政大事及人事财政等，大都被李林甫控制着。
《长安十二时辰》中“右相”剧照
李林甫在处理政事时，不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是以个人利益为重；不是以处理好政务为目的，而是在处理政务时极力为自己捞取钱财；不是尽量避免政策推行的失误，而是竭力维护自己在朝中的政治地位。
前期，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政治地位，与安禄山狼狈为奸，他竭力支持安禄山等藩镇势力的做大，因为李林甫担心唐玄宗会任命边境汉将为宰相，夺取他的相权，所以，他着力推荐胡人担任边境将领，他知道胡人没有条件做宰相，不会威胁到他的相权。开元、天宝时期朝廷任命了一大批胡人任边关重镇的统兵将领，这与李林甫在朝中的支持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否则，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哥舒翰等，不可能同时掌控边境重镇的大权。
李林甫还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打击异己，培植亲信，如张九龄、严挺之等贤臣就是被李林甫排挤出朝廷的；而李适之、杨慎矜等，作为李林甫的政敌，皆被李林甫迫害致死。在李林甫任相的后期，掌控了朝中大部分权力，唐玄宗沈溺于享乐之中，完全被李林甫所蒙蔽，几乎是被架空了。
更可怕的是，李林甫还阴毒地为未来布局，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指挥朝中的势力，插手立储之事，他与武惠妃勾结，筹谋让惠妃之子寿王李瑁取代李瑛为太子，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陷害致死。后来，李亨继位为太子之后，李林甫又多次陷害他，并陷害和处死了太子身边的不少大臣。
李林甫干预皇室，陷害忠臣，培植亲信，贪赃枉法，重用胡将，乘唐玄宗“渐肆奢欲，怠于政事”之机，揽夺朝中大权，养成了天下之乱，他是导致大唐王朝衰落的佞臣之一。
后来，另一佞臣杨国忠取代了李林甫，当上了宰相，朝中的大局不但没有变好，反而更糟。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族兄，属皇亲国戚，杨国忠借助于得宠的杨贵妃的庇护而飞黄腾达，升任宰相，封卫国公。杨国忠在朝中最多时曾身兼四十多个职务。在他任相期间，专权误国，败坏朝纲，最突出的祸国举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穷凶极奢，聚敛钱财。杨国忠在理政方面是个笨角，但在敛财方面却是一个能人，为了敛财，他不择手段，不惧任何人；其二是竭力与藩镇悍将争权夺利，特别是与安禄山形成了激烈的矛盾。杨国忠妒忌安禄山受宠，害怕安禄山权力增大而阻止他敛财，于是，他设计陷害安禄山，这逼迫了本来就有二心的安禄山造反，导致安禄山、史思明等以“诛国忠、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安史之乱”。佞臣揽权，造成唐王朝的腐败，激化各种矛盾，对唐王朝走向衰落富有重大责任。
此外，“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出现的“党朋之争”也是导致唐朝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唐宪宗时期开始，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产生了激烈的争斗，争斗一直持续到唐玄宗时期才算结束，持续时间近40年。牛、李两派朝中大臣相互倾轧，互相攻击，相互掣肘，从朝廷波及到地方，从掌权的核心参透到政权的基层，其争斗之激烈，演变到最后，连皇帝都无法制止。
“李党”代表着世家大族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而“牛党”大多数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代表着庶族地主和科举官员的利益，这是一场门阀士族与寒门士族之间的激烈较量。这一场较量发展到最后，不仅是两败俱伤，而且可以说是“三败俱伤”。
“牛党”元气大伤、苟延残喘，再也没有力量继续争斗，他们败了；而“李党”则被贬谪为地方官，也一样属于失败；而皇室作为“第三方”，实际上更是元气大伤，从表面看，是牛、李两党代表着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实质上，斗争造成了巨大的内耗，导致朝中矛盾的尖锐化，加深了朝中的政治危机，同时，因为朝中大臣的矛盾，互相诋毁，互相削弱，使藩镇节度使和朝中宦官的力量得以快速做大，这加速了逐渐腐朽的唐王朝走向衰亡。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一个盛世王朝的衰败，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多重的原因并发而起作用的，唐王朝之所以从唐玄宗后期，即开元末天宝初开始出现由盛转衰的现象，不是一个原因，而是系统因素在起作用，上面，笔者分析了起主要作用的四个重要因素，即农耕经济遇大乱而发生大衰退，府兵制崩溃削弱来唐王朝的中央军事力量，藩镇节度使的做大对唐王朝中央政权产生了威胁，佞臣揽权和朋党之争导致中央控制能力的大大削弱等，这是研究大唐王朝走向衰落必须重视的几个重要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教训。
在文章的下篇，将继续分析唐王朝走向衰败的另外一几个因素，比如宦官专权乱政，外戚后宫干政，皇帝年少误国，以及科举取才机制变质等等，这也都是导致唐王朝衰落的原因，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引起读者朋友们交流讨论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