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朝廷的联系发生断裂，人们的思想要怎样涅槃？
在汉代，学问是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将国家权力塑造成理想的形态，由此确保国家权力的正当性，这正是学问所承担的功能。这里的学问自然就是儒学，儒学是礼作为根本理念的思想体系，而所谓的礼，就是以家庭生活作为中心的乡里社会的道德秩序。如果说国家是由儒学保证其正当性的礼治世界，那么人们对儒学的态度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如上文所说，国家已经背离了理想，沦为争夺私权的场所。无论清流士大夫的言论活动如何描绘理想的国家图景，作为基础的乡里社会早已经不留痕迹地解体了。
在理想和现实的严重乖离中，人们的思想要怎样涅槃重生呢？
从东汉末到魏晋时期，正是以这样的思想课题作为底流的疾风骤雨的时代。汉代得以完备的学问和思想体系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逐渐演变为适应新时代的产物。
西晋官僚傅玄在文章中说：“魏武（曹操）好法术，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这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潮。曹操之所以推行法律主义政治，是因为作为主流的礼教主义已经乖离了现实，但士大夫们却依然拘泥于礼教，只在乎世间的道德评判，对于实际政治没有任何作用。 曹操站在自古以来与儒家对立的法家位置上，意图将政治从过多虚饰的世界中独立出来。
曹操的继承人曹丕虽然篡汉而建立了曹魏，但如后文所说，他本人非常具有文采，他所创造的风潮，用刚才的话来说就是“通达”，也就是不受礼教束缚的自由立场。以前标榜这样立场的人是老子和庄子，老庄思想在这一时期重新壮大，甚至可以说是新时代的思想基石。
《新三国》中的曹丕形象
总之，曹操的“法术”也好，曹丕的“通达”也好，其对立面都是旧有的礼教世界。克服礼教世界，就是这个时代的目标。自觉到这一点，并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追求这一课题的人，无疑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前朝士大夫的子孙，也是属于豪族阶层的人物，但他们的行为中散发着家族和出身所无法解释的自由与奔放。
所谓建安七子（孔融、阮瑀、徐干、陈琳、应玚、刘桢、 王粲），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潮，面向新时代开展着文学活动。建安是曹操拥立的汉献帝的年号，但由于曹操的根据地在邺城（河南），这些人的活动场所也都在邺城。其中之一的孔融前面已经提过，在第二次党锢中藏匿了被通缉的张俭，后来还争着承担罪责。当时的孔融只有十六岁，却也曾为清流士大夫的运动摇旗呐喊。
孔融还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年幼时就以孝行闻名，同时精通儒学，可谓汉代士大夫的典范。然而，他毅然的气节反而成了遭到曹操疏远的原因，最后被曹操杀害。孔融遭到告发，他在和朋友开玩笑时说道：“所谓父子，其实就是性欲的产物；所谓母子，就像把瓶里的东西倒出来一样，倒出来就是两件东西了。”（“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后世学者都认为孝敬父母的孔融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但又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理应谨慎的孔子后代却如此口无遮拦、卖弄聪明，从中倒是可以看出一些时代的风气。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1722—1797）认为，后世的文人流于轻浮浅薄，就是建安七子开了先例（《十七史商榷》卷四十）。比如曹丕在招待他们的时候，曾令著名的美女甄夫人出来招呼，这本身就是无视传统礼法的行为，七子中只有刘桢还直直地盯着甄夫人看。
这些不拘礼法的行为不如说是有意为之，这样的倾向到后来越发明显，其顶峰就在魏晋交替已经初露端倪的正始年间 （240—249）。名列竹林七贤的阮籍（210—263，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和嵇康（223—262）都是这一时期的人。
魏晋风度是如何诞生的？
最不顾礼教的人物就是阮籍，《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撰）的“任诞篇”中记载了很多相关的故事。这些不顾世人眼光的奇谈怪行读来令人畅快，但并非只是对放浪行为的赞美，用当时的话叫作“任真”，也就是追求根植于内心的真实想法，以此作为批判形骸化礼教的依据。有一则著名的故事，阮籍在母亲的葬礼上喝酒吃肉，而当出殡至野外时，却在一声号泣中吐出血来。
阮籍有一篇堪称讨伐礼教主义檄文的作品，那就是《大人先生传》。文中把礼教比作裈裤上的虱子，这些虱子住在裈裤的缝隙或是败絮里，任何时候都死死咬住裈裤不肯出来，这就是它们所说的规范。饿的时候就咬人，不愁吃就高兴。可一旦起了大火，整个都城都被烧毁了，虱子们就只能一个不剩地死在裈裤里。看看那些礼教君子的生活，和虱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像
那么，真正的君子应该是怎样的呢？嵇康在《释私论》的开头说 ：“称得上君子的人，他的心绝不会被是非所束缚，他的行为不会违背道。”（“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在嵇康看来，用“是”或“非”这样的绝对价值定性事物，这本身就是“私”，礼教主义就是“私”的世界。所谓君子必须超脱“私”的世界，生活在“道”的公理世界之中。
嵇康所说的“私”不一定是指狭义的私利私欲，他把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精神状态，或者说人们面对世界的方法作为问题。进一步而言，他以构建超脱“私”立场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目标。当时的礼教主义批判不仅表现为日常行为的放荡不羁，还上升成一种形而上学式的议论。
所谓清谈，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流行起来的。清谈源于清议，也就是东汉末年清流士大夫内部盛行的人物评论。如上文所说，这是当时士大夫有志于超脱被宦官政治所污染的国家的反映。进入魏晋时期以后，这种谈论的风气上升为对人类和宇宙本质的讨论。比如在与人类相关的话题中，才（才能）和性（操行）的关系常常被提出来；在关于宇宙本质的问题中，将其视为“有”还是“无”是一个重要的争论点。
上面两个话题中，前者与当时的官吏任用问题相关，后者则是纯粹的形而上问题。但是，这些都和当时的思想性课题深刻联系在一起。从嵇康的《释私论》中也可以看到，礼教主义往往拘泥于事物的现象形态，与实有论的世界观相关联。与此 相对，将宇宙的本质定为无的立场则是从反礼教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的。西晋时期的裴（267—300）著有《崇有论》拥护礼教主义，而王衍（256—311）则立足于虚无思想进行了辩驳，从中很好地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立场。
虚无思想是超越事物的现象形态而逼近其本质的方法性契机。这一思想的先驱者自然是老子和庄子，但儒家经典的《易经》也对各种现象进行了原理性和普遍性的说明，如果穷究其中的逻辑，就会发现，超越各种现象的原理性世界与老庄思想所描绘的幽玄世界有一定的共同点。因此，老、庄、易被称作三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形而上学就是玄学。
玄学的发展自然也对一直以来的经学产生了影响。正始年间的清谈代表是何晏（？—249）和王弼（226—249），两人都是老庄学者，通常被称为“正始之音”。何晏著有《老子》注疏，晚辈王弼的《老子注》至今仍被传为名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夹杂老庄思想撰写了《论语》的注释书。比如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将孔子“志于道”（《述而》篇）的说法解释为“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矣。”以往的解释都将“道”单纯理解为道德，但何晏力排众说，将其解读为老子的“道”，也就是绝对性的宇宙原理。
这只是其中一例，总之当时的新思潮已经渗透到了儒学之中，并不断使其发生变质。
当批判礼教主义的立场朝着超越现实世界的方向发展时，自然就会出现独立于政治世界的主张。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就是上文所说的逸民，竹林七贤也是希望在魏晋交替之际的动荡政局中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思想问题而言，他们不仅要从特定的政治世界中逃避出来，还需要超越政治世界而自我独立的思想性依据，也就是说，要将汉代绝对化的政治世界的价值相对化。这又是通过怎样的契机来实现的呢？
超越政治世界，也就是超越国家的存在，首先就是自然界。人为创造的国家总会迎来灭亡的时刻，但自然却是永恒存在的。超越国家的另一个世界是个人的内心世界，无论多么强权的国家都无法征服这个世界。
汉末魏晋的时代精神就是放眼于这两个世界，而且这两个世界在人们心中相互交织，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诗。诗在汉代的代表形式就是与楚辞一脉相承的汉赋，它们堆砌华丽的辞藻，以叙事诗的形式记录着宫殿的壮丽、首都的繁荣，以及王侯贵族的狩猎场景。这就是所谓的宫廷文学，伴随节拍歌颂着政治世界的力量和美学。然而，汉赋不知何时起拘泥于技巧，不免陷入了墨守成规的境地。
取代诗赋的就是五言诗。五言诗比《诗经》等所见的四言诗增加了一个字，具有更为生动的韵律感。据说，五言诗本是民间的歌谣形式，东汉末期的诗人用这样的形式歌颂自然，阐发自己的情怀。短诗的形式是最利于抒发情感的。
上述的建安七子都是五言诗的作者，当时掌权的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192—232）（三曹）都是优秀的诗人。正始时期的阮籍、嵇康等人，也都通过五言诗率直地吐露出自己深邃的内心，前者的《咏怀诗》和后者在狱中所作《幽愤诗》就 是其中的代表。
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包含《汉魏乐府风笺》《魏武帝魏文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五言诗的第二个高峰在西晋的太康时期（280—289）。当时，天下由西晋政权重新统一，首都洛阳成了张华（232—300）、陆机（261—303）等文人官僚雅集的场所。他们的作品比起建安、正始时期的文学，稍稍带有修辞主义的倾向，这也意味着五言诗染上了贵族主义的色彩。
上面提到的关于五言诗的情况，总结起来就是文学从政治世界中独立出去。曹丕在《典论》中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论文》），堪称文学的独立宣言。他又接着说道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人的寿命和荣华都是有限的，唯有文章万古长流。
是什么支持着这份永久呢？那恐怕就是独立于政治世界的内 ，以及内心所向往的悠久的自然吧。当时的文学带有更多的抒情性，常常会有纵情于自然的表达，这些都不是没有原因的。
[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尽管人们的精神开始在超越政治的地方构建起牢固的世界，但这样的精神又时常与政治世界相互关联，决定着它的根本性质。正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伴随精神世界的确立，作为社会领导阶层的贵族阶级自然形成，国家权力也朝着贵族国家的方向转变。
原作者|[日]谷川道雄
摘编|徐悦东
编辑|石延平
导语校对|王心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