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出于这些原因，直到最近四个世纪，历史思辨才走上舞台。
当然，这不是突然开始的。在古老的文学作品中总能找到思辨的影子。然而，现代思想对于历史的关注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思辨历经了多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强调记载的确切性。主要问题是“这篇对话真的是柏拉图写的吗？”“君士坦丁献土是真实的吗？”一类。这是订正阶段，当这个订正阶段注重细节时，其便进入了“校勘”阶段。“这份《埃涅伊特》的手稿是维吉尔写的真本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但是荷马与《伊利亚特》的关联就模糊不清了。也许荷马和其他吟游诗人连字都不会写。即使会写，他们也不太可能写下《伊利亚特》。莎草纸很稀有，而且与其相比，用脑子把词记下来倒容易得多。因此，史诗一代代口耳相传，中间不免有些改动。后来，人们才用文本把史诗固定下来。一切社会交流都面临着这样的模糊性。因此，“准确记录”这个概念是有局限性的。
历史现在进入另一阶段，正展现着行为的转变。西方历史学家正在描绘各类活动类型、情绪类型和经过系统阐述的信念类型。这些类型体现于欧洲种族的冒险活动中，他们先是跨越欧洲，然后进入美洲以及各大洲和岛屿的边缘。这种重点的变化在18世纪尤为明显。
例如，1742年，本特利去世，他是一位典型的博学批判家；1737年，吉本出生，他追溯了一种政权体系的衰落，并研究了这种体系内在动机的变体。吉本没有校勘过著作物的版本，本特利也没有描绘过任何行为的转变。在欧洲，1707年去世的马比伦和1694年出生的伏尔泰标志着这种变化。当然，各个历史阶段会有重合，我讲的只是核心旨趣。在更早的时期，即使是散漫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也发表过校勘本。而在19世纪，人们更追求历史叙述而非版本精确。当然，这些变化都是有原因的，而且各种历史研究类型是共存的。
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历史目前的任务更多局限于单纯叙述连续事件。这种智识理想是事实性的胜利。人们公开承认，历史因果仅限于物质力量，例如经济动机。
这样的历史把自己局限于抽象的神话之中，排除了动机的多样性。如若不去估量和判断宗教信仰的动力，你便无法写就宗教的发展史。天主教会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一连串发生的事件，更暗示了一种源于思维方式的因果关系模式。
因此，仅仅将历史作为前后相续的事件的研究慢慢失去了活力，成为一种人为的信念。事实浩瀚如海。我们在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性的特殊形式中寻求同格的线索。除却了这种内化于每个时期的兴趣，就不会有语言，不会有艺术，不会有英雄主义，也不会有奉献精神。理想虽存在于事实性之外，却使其发展得多姿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