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1859年末。1846年到1859年是大量著作涌现的时代——或者说这种扩展涵盖了我们眼中的著作。在整个科学史上，从未有哪个相等长度的年代出现过如此丰富的著作。现代物理学基石之一的“偶然产生秩序”学说（虽然卡鲁斯博士认为这是“皮尔士系统中的最大弱点”）正是在当时得到了最清晰的阐释。凯特勒在《关于道德政治科学方面的概率应用的通信》（Letter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robabilities to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中展开了讨论，该作品对于当时的顶尖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约翰·赫歇尔爵士在英国引起了大众对此的关注。1857年，巴克尔的《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sation）第一卷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因为他也采用了同样的观点。与此同时，“统计学方法”——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是用了这个术语——已经应用于分子物理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国化学家约翰·赫勒帕思博士于1847年在自己的《数学物理学》（Mathematical Physics）一书中概括了气体的热原理；而该理论在1856年再次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当时克劳修斯和克勒尼希写下了著名的回忆录。在达尔文出版著述之前的那个夏天，麦克斯韦在英国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宣读了他对于该课题的首次也是最重要的研究。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偶然事件可能产生物理法则，并且进一步来讲，正是以这种方式解释了那些看似与能量守恒定律冲突的法则。这在思想先驱的头脑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这些头脑必然会欢迎《物种起源》，因为该书的学说只是运用同样的原则来解释另一种“非守恒”行动，解释生物的演化。赫姆霍兹于1847年发现了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而1850年，克劳修斯和兰金独立发现了热力学理论，这些都决定性地令那些原本可能嘲讽物理科学的人们心生敬畏。因此，如果迟来的诗人仍然旧调重弹地说“科学无非忙于给事物命名”，那也只是徒劳。机械论现在已经为大众所周知，或者说几乎人人知道它。与此同时，功利主义——“福音”的改良替代品——已经羽翼丰满，并且成为个人主义理论的天然同盟。迪恩·曼塞尔的不明智辩护已经导致威廉·哈密顿爵士的支持者们改变初衷，而密尔的唯名论也大大获益。虽然达尔文把人们引向的真正科学总有一天会给密尔的伪科学带来致命一击，但是达尔文主义的某些元素肯定会吸引密尔的追随者们。另外要提一点：麻醉学已经投入应用13年。人们对于痛苦的熟悉程度已经明显降低。因此，我们的年代与之前的年代产生了不愉快的鲜明对比，从而使人们倾向于喜欢比较无情的理论。读者如果以为我意在暗示上述任何内容（也许除了马尔萨斯之外）影响了达尔文，那就是大大误解了我的话题转换。我的意思是，达尔文的假说虽然毫无疑问极具独创性、构思精巧、论证渊博、逻辑严密、文辞优美，最重要的是，还具有某种几乎令人难以抗拒的真正魅力，但是似乎假说自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被证明；并且，对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比起20年前似乎更没有希望。但是，达尔文学说所受到的极大支持和接受显然是有理由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时代倾向于支持他的观点，尤其是因为他给贪婪理念带来的鼓励作用。
与依赖偶然的演化相反，一些理论将所有进程归因为内在必然原则或其他形式的必然性。许多博物学家认为，如果一枚蛋必然经历一系列必不会偏离顺序的胚胎转变过程，并且在地质时代也有同样的相继情形发生，那么就可以得出一种强有力的假设，认为后一种生态演替是必然如此的，与蛋的胚胎的转化具有同等的必然性。于是，内格里等人认为，根据第一力学定律和特殊但未知的原生质分子构成，生物的形式必然朝着复杂演进。克里克尔认为，一种形态在达到某种成熟后会产生另一种形态。威兹曼也是如此，虽然自称为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没有什么是因为偶然而发生的，他认为所有形态只是亲代遗传的机械结果[69]。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学说都寻求向自己的学说中引入机械必然性，但其实他们观察的事实并没有指向这一点。这些地质学家们虽然认为物种变化是由于气候骤变或是空气和水的化学构成的改变，但同时也把机械论作为演化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