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演化是连续的，当然中间可能会有停顿。原因在于，在这个过程中，被推翻的思想习惯由紧接着最强有力的思想习惯取代，而后者肯定与前者在很多方面都迥然不同，有时更是截然相悖。它让人想起我们从前的规则——排名第二的总统候选人自动担任副总统。这个特征因而将必然演化与偶成演化明确地区分开来。必然演化与神爱演化的区别在于，它是没有目的的。但是，外部与内部的必然演化必须分开审视。在外部环境压力下取得的发展或剧变的演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可置疑的。它在强度上有无数个等级，从暴力和战争——战争不止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思想潮流——到确凿的事实，或者被众多人误认为确凿的事实。在这样的历史面前，唯一能够存在的犹豫就是对数量的不确定。外在因素从来都不是唯一影响思想的因素，因此要想看一个运动是不是主要由外力影响，是否值得为它设定法则，这是一个具体判断的问题。在中世纪思想的兴起过程中，我是指经院哲学和伴随发展起来的艺术，十字军东征以及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被发现无疑有强大的影响。从罗塞林到大阿尔伯特，教育随着对亚里士多德的不断认识而发展。伯兰特认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并且很少有人比卡尔·伯兰特读过的书更多。尽管他草率地做出判断，但他已经做了具体扎实的工作。然而，在一群经过定期组织并遵守相应规则的学者去系统地探索并消化事件的全貌之前，我们甚至不能很好地理解教育。但是，至于我们现在特殊考虑的那个时期，那个罗马式建筑兴起的时代，文学是容易被掌握的。当时的作者盲目地信奉权威，而这是与伯兰特的说法不相吻合的。此外，他们在一切研究活动中都贯穿着一个先定的明确目的。因此，我不能把这个时期的教育作为一个纯粹的思想必然演化的例子，必然演化似乎相当于思想元素中的氟气。最近，日本人接受了西方思想或许是它在历史上最纯粹的例子。然而，它其中也混杂了其他的元素。如果将研究外部事实影响之下的思想发展视为外部必然演化，它就处于外部和内部形式之间的边界上——当然，这是现代学术中的最主要元素。但是，韦威尔对于科学评论史的见解太过无知，让人无法领会，这就清楚地表明，即使在那个方面，它也还远不能产生压倒性的重要影响。
内在的必然演化，或者叫逻辑展开，按预定的路线前进，既无法预见其被送往何处，也无法操纵其进程，这是哲学发展的规则。黑格尔最先让世界了解了这一点。他企图使逻辑不仅成为主观引导和思维模范（这曾是他之前一直以来的抱负），还要成为思想的主要源泉，并且不仅仅是个人思想的源泉，而是集体探讨的源泉，是思想发展历史的源泉，是一切历史的源泉，是一切发展的源泉。这包含一个显而易见的正面错误，让所讨论的逻辑成为一切可能的逻辑，一个必要推论的逻辑或可能推论的逻辑（也许可能形成适合任一逻辑的理论）。无论如何，它假定逻辑本身足以确定从给定的前提条件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因为，除非黑格尔式的逻辑会这么做，否则它不足以解释单个的推理为什么应该恰好选择它所选择的进程，更不要说其他发展了。它由此假设，由给定的前提条件，逻辑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并且没有任何余地可供自由选择。由给定的前提，逻辑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逻辑学家将注意力局限于思想的孤岛，与相关项无关。而在相关项的逻辑中，它并不适用。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如果历史的演变有相当一部分内部必然演化的性质，那岂不与个人发育相似？对于个人来说，33年是一个自然的时间单元，虽然它只是一个粗略值。这是一个人能否贡献力量的平均时长。那么，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被另一场运动所取代，也应该有一个周期。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得到。我们以罗马政权的发展为例，这是一个足够长的过程。大事年表如下所示。
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
公元前510年，驱逐塔奎尼乌斯。
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
公元962年，神圣罗马帝国建立。
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最后一个事件是世界历史上较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之一，尤其是对于意大利历史来说。它们的间隔时间为243年、483年、503年、486年和491年。除了第一个数字是其他数字的一半之外，所有数字都惊人地几乎相等。连续几位国王的在位时间一般可就没有这么大的规律性了。再来看看思想史。
公元前585年，泰勒斯观测日食。希腊哲学发端。
公元30年，耶稣受难。
公元529年，雅典学园关闭。希腊哲学终结。
公元1125年，（大约）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兴起。
公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现代科学发端。
它们的间隔时间为615年、499年、596年和418年。接下来是形而上学。
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
公元1274年，阿奎那去世。
公元1804年，康德去世。
它们的间隔时间为1596年和530年。前者的间隔大约是后者的3倍。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们不能彻底地得出任何结论。同时，这些数字似乎暗示，存在一个大约500年的自然周期。如果存在独立证据的话，那么我们注意到的这些间隔可能会获得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