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瑟斯（Carruthers，2006）认为，非人灵长类的认知涉及表征和推理，但它们的认知模块具有的“区隔”（compartmentalization）导致了它的局限性。相比而言，人类认知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因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不断有额外的模块加入，其中最重要的要数读心系统（比类人猿能做得更多）、语言学习系统、规范性推理系统。这些模块在同一情境中可以同时发生作用，创造出新事物。此外，人类演化出一种在工作记忆中创造性想象和排演行动计划的倾向（disposition），使得不同模块之间可以更灵活地相互作用。
结合人类遗留痕迹，米森（Mithen，1996）尝试系统地提出了一个人类认知演化的模块理论。他对早期和现代人类进行了区分，指出早期人类在认知上相对受限，几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各处都使用着相同工具，没有符号化行为。在对这种限制的解释上，他假设早期人类像大多数动物一样，拥有若干不同且互不嵌套的认知模块。特别是，他们具有针对工具的技术智力、针对动物的自然史智力、针对同伴的社会智力。但这些智力都不会同其他模块发生相互影响。作为现代的人类，我们获得了符号能力和语言，使得这些模块可以共同工作，创造出同现代人类思维相关联的“认知流动性” [1] （cognitive fluidity）。
这些具体的演化心理学解释有一个共同点：非人灵长类，甚至也许还包括早期人类，被一系列高度区隔的模块支配。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认知过程都是相对狭窄和不灵活的。相比而言，人类认知更为宽广且灵活，因为人类拥有包括一些更新的模块在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作用或相互连通（通过元表征、符号、语言，或者一些诸如工作记忆中创造性想象的平行过程）。这意味着非人动物（或许包括早期人类）仅操控第一系统的直觉推断，现代人类却可以额外地在实际思维的基础上操控第二系统的反思推理。但是这种除人类之外，其他动物都具有的严格模块论的观点，却同类人猿思维研究中的数据完全不匹配。并无证据显示类人猿仅受高度区隔模块的支配，实际上，本书的第二章已经呈现了相反的证据。在物理领域和社会领域借助抽象表征、简单推断和原范式（由物理因果性和社会意图性建构）行动之前，类人猿常常都会使用第二系统加工进行思考。在我们看来，上述尝试性解释都是符合模块论的，同时也为人类灵活性思维腾出了空间，不过不能同已有实证证据很好地匹配。
同样，考察这些不同理论家假设的具体模块之间的不同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实际上，它们常常在分析的不同水平上发生作用（类比对蛇的觉察/面孔识别与技术智力/规范性推理）。或许我们可以把其汇编成一个更为系统和综合的清单，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模块理论家对起源问题的探求常止步于探寻某一模块的单一演化功能（它对什么有用）。广为所知，在演化上，新功能常常由已有结构催生（或许通过把这些结构以某些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例如，规范性推理模块几乎一定由服务于一些事情的技能和动机建构而来，如进行个体推论、顺从他人和群体、评估他人和对他人评估保持敏感、合作交流以及其他技能。着眼于考察当代人类认知结构的单一演化功能［通过逆向建构（reverse engineering）］，会遗漏演化的动态性，即随演化发生的已有结构拼凑创造新功能的方式。这种动态性意味着，依赖共同起源，很多认知功能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关系。例如，一个诸如合作觅食的复杂适应行为可能包含很多子成分过程，如快跑、精确投掷、有技巧的追踪（更不用说联合意图性这一技能），它们都可能有其他适应功能，或者对其本身而言，或者将其放在其他复杂行为中来说。一旦我们越过解决那些伴随有即时和迫切适应收益（如配偶选择和天敌觉察）的窄化问题，这种层级结构对理解不同认知技能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就会变得极为重要。
因此，我们并不倾向使用暗示着静态结构或工程视角的“模块 ”，相反，我们更倾向选择暗示着动态演化过程的“适应 ”一词。适应可能有窄化的瞄定目标，我们自己这里也借助了习性学中同模块概念在精髓上有着紧密联系的适应专化这一概念（蜘蛛结网）。然而，也有一些其他适应可能有着更广的适用，或者一开始就有，或者通过实践的推移逐渐扩展。例如，类人猿似乎并不是专门对工具使用形成适应，大猩猩和倭黑猩猩同样如此（仅有一些猩猩群体存在一些例外），但所有圈养的类人猿都能在适当的情境下娴熟地使用工具。这样，这里的适应似乎更多地服务于操控物体时的因果理解，如果个体需要，则可应用于工具使用（这可以同一些鸟类对比，在它们身上，适应似乎专门服务于工具使用）。
沿着上述思路延伸，我们可以问是否真正存在领域一般性的横向（horizontal）能力（这里的隐喻是，诸如空间和数量这些具体内容是纵向的，诸如表征、记忆和推理等一般过程则是横向的）。一些模块理论家相信，看似横向的能力并不代表某个领域一般性的过程，相反，每个模块都有与其他模块无关的自己的计算过程。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遗漏了复杂适应中层级结构的重要性。诸如认知表征、推断和自我监控这类过程，可能最初（一些远古爬行类祖先）是从一些相对窄化的行为专化（behavioral specialization）的背景中适应而生的，但随着新物种的演化，面对着新的复杂问题，这些过程在许多不同的相当宽泛的适应当中被选配（co-opt）为亚成分使用。在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机体中，如类人猿和人类，这种选配过程尤为重要。实际上，这个过程的广泛发生是认知灵活性的一个核心成分。
最后，我们同样必须指出，在我们看来，服务于共享意图的人类技能和动机并不代表着发生于个体层面的典型适应。早期人类有他们自己的个体性认知技能，但随后他们开始试图通过联合注意去同他人就联合目标保持协同。然而，解决这些协同问题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相反，它为早期人类打开了新的操控方式，特别是就包括经验中修正后表征和推断过程在内的几乎所有事件中进行参照性交流的可能性。这样，共享意图的出现导致了涉及个体性意图/思维的所有过程的重构、转换和社会化（即便不是前所未有，这也是一个不一般的演化事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使用不受此过程影响的第一系统加工，实际上，他们经常会对事件发生概率、道德两难处境、危险情境等（Gigerenzer & Selton，2001；Haidt，2012）做直觉决策（gut decisions）。然而，对于上述问题，人类可能用第二系统思维进行考虑甚至交流，虽然这并不会影响他们最终的行为决策。因此，服务于共享意图的技能和动机几乎转变了人类针对每一件事情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几乎可以交流一切事情）。
无论如何，如同在开头提到的，所有这些假设（前面回顾的三个）同共享意图假设都不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因为它们都没有专注于人类思维和对应的成分加工。我们认为，它们每一个都揭示了独特人类认知和思维真相的一个部分，但我们这里的解释更具概括性，它涵盖了人类思维的所有不同方面，并且在解释演化过程如何在已有成分过程基础上拼凑复杂行为功能的方式上更加正确。此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共享意图假设同样和人类社会性演化的当代理论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