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政府的政策或最新的科学发现而去电影院，没有人会为了了解棒球赛的比分或天气情况或最近发生的谋杀案而去买唱片，没有人会为了听肥皂剧或总统演讲而打开收音机（如果他的手头还有一台电视机的话）。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格雷格·萨科威茨教士是芝加哥的一个天主教神父，他的特点是把传教和摇滚音乐结合起来。据美联社报道，他既是位于芝加哥郊区的圣灵教堂的副牧师，又是WKQX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在他的节目《心灵旅途》中，萨科威茨神父用他轻柔的声音聊着有关家庭关系或忠诚的话题，并在布道的间隙播放"排行榜前十名的歌曲"。他说他的传教不是用"教堂的方式"，他还补充说："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纽约市的圣帕特里克教堂，约翰·J.奥康纳神父在就任纽约大主教区大主教的仪式上戴着纽约扬基棒球队的帽子，并一直扮着鬼脸，他不时地插科打诨，其中有一个是特别针对爱德华·科克市长的。在后来的一次公开露面中，新任大主教又换上了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帽子。这些画面当然都上了电视，而且很讨观众的欢心，主要的原因是奥康纳神父（现在已经是红衣大主教了）比萨科威茨教士更胜一筹：后者认为"你不必为了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前者干脆就认为你根本不必虔诚。
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爱德华·迪特里奇医生要给伯纳德·舒勒的心脏作三路分流手术。手术是成功的，这是舒勒先生的幸事；手术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这是美国的幸事。美国至少有50个电视台直播了这次手术，英国广播公司也参加了直播。两个讲说员不停地把他们看到的一切及时通报给观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直播这次手术，但直播的结果是迪特里奇医生和舒勒先生的胸膛都出了名。也许是因为舒勒先生看过太多的电视"医生秀"，所以他对自己的手术结果出奇地有信心。他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
1984年WCBS电视台和WNBC电视台都大力报道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立学校已经试行把所有要学的科目都唱给学生。在电视里，学生们戴着随身听，听着摇滚音乐，而歌词则是一个演讲稿的八大组成部分。提出这个建议的乔科·亨德森先生正在计划把数学、历史和英语也纳入摇滚音乐计划，希望以此获得学生更大的欢心。事实上，亨德森先生并不是这个主意的发明人，真正的发明人是儿童电视工作室，他们的电视节目《芝麻街》通过成本昂贵的制作，试图证明教育和娱乐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亨德森先生有他的不同之处。《芝麻街》只是想证明学习阅读的过程可以成为一种轻松的娱乐，而宾夕法尼亚州学校的做法则是要把教室变成摇滚音乐会。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曾播出过一次强奸案的审判，观众们似乎难以判断这到底是一场审判还是他们一出喜欢的午间肥皂剧。在佛罗里达州，电视台定期播放一些不同严重程度的审判，包括谋杀，这些节目在人们眼里比电视剧里虚构的法庭戏更吸引人。这些节目播放的宗旨是为了"教育公众"，出于同样的目的，据说有人正在着手把忏悔也作为电视节目。这个被命名为"忏悔室里的秘密"的节目肯定会包含儿童不宜的内容，所以建议父母们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飞机上，一个乘务员小姐宣布旅客要做一个游戏。飞机上持有最多信用卡的旅客将赢得一瓶香槟，结果一个来自波士顿的男子以12张信用卡取胜。第二个游戏要求旅客们猜出机组成员年龄的总和，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男子给出128岁的答案，结果拿走了第二瓶香槟。在第二个游戏过程中，天气情况开始恶劣起来，"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而乘务员们忙着通过对讲机说着笑话，更是一点没有察觉。飞机到达终点的时候，机上的每个人都觉得从芝加哥飞往温哥华的旅途实在太愉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