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快乐，他们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而他们永远不会要他们得不到的。
——《美丽新世界》
永不停歇的娱乐
反乌托邦预言正在变成幽灵，这才是人们应该警惕的。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大洋国终究没有呈现在阳光之下，而赫胥黎那《美丽新世界》的预言却在逐步走向实现。技术肉眼可见的进步，物质前所未有的丰富，人们的欲望随时随地都能得到满足。无忧无虑的幸福图景以无边的幕布将人们包裹于其中。人们在无数触手可及的平台上炫耀着越来越好的生活，心满意足的声音共同汇聚成了热带的浪潮。在温暖的惬意中，一切沾染上过去的东西，一切放缓步伐的东西，一切不能带来欢笑的东西，都在静默中死亡。
信息技术革命使得整个世界都贯通了，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无形的网络将人们有形地互联在一块。只需要动动手指，你可以获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即时资讯。仅仅付出一点流量的资费，你可以参与到任何话题的讨论中去。信息时代的公共话语像雨后的菌类，一个个话题迅速地诞生，又极快地死去。人们成为了七秒记忆的鱼，以往人们可以将一件事记住好些年，可现在不需要凭借脑力去记忆，上午获得的信息，下午可能就会忘却。网络数据取代了头脑，它们只会不断累积、膨胀，保留下所有的记忆。公共话语借助数据在阴影中成长为巨兽，但它本身又是一个个碎片化的事件所组成，这样一个巨大无比的四不像，蛮横地跻身于文化内容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话语构成了当下文化的主体。人们期待的多元文化并未按照理想生长，反而成了一副挂着虚伪笑容的面具，下面附着一张破碎畸形的面孔。
电视的时代似乎才是昨天，它昨天还是家庭中重要的资讯媒介和娱乐工具。然而，现在还有谁会认为电视是必不可少的呢？这可是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中担忧的主角。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们有电脑、手机以及无数种方式实现远大于电视的效果。在这个时代，手机和电脑取代了钱包、电视、游戏机、玩具、证件、卡片……它们同时作为输入端和输出端，重新定义了信息，并赋予了公众话语崭新的形式。我们迫不及待地渴望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带宽、更少的延迟。但是，事实上人们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对此的追求，在根本上是一种无法停下来的娱乐。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科技并不能保持自身的纯粹性，它在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媒介。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信息技术带来的进步事实，然而当其作为一种媒介，并将自己的对象扩展为每一个普通人时，它的娱乐性成为了自己的代言。或者信息技术的各色工具，将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波茨曼的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娱乐成为了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个病症更加严重了，我们遭遇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电视时代所能给予的。即便这一秒浏览了使人悲哀的或是残暴行径的新闻，人们为之愤怒、哭泣、痛斥。下一秒刷到的笑话或者闹剧立刻就能将目光吸引过去。
人们在信息浪潮中被切割了，表现得就像精神分裂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些或许真实的信息，在那个荧幕里失真了，它只是看起来与你同处于一个时空。而你清楚地知道下一秒，你就可以去干别的事，这些或喜或悲的事与你毫不相关。它们与你唯一真实的联系，就是你在遭遇它们时将自己应当喜悦或者应当悲伤的情绪释放了。在点赞时、在评论时、在转发分享时，你释放了自己的感受。这难道不是一种娱乐吗？或许有人会说，那些信息或多或少地会影响现实的生活。当然，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可真实的联系永远地滞后于那些即时的娱乐。
媒介与认知的形成
延续波茨曼的观察，我们将媒介的进程概括为“印刷时代—电视时代—网络时代”。媒介进步的同时，它们也在产生超过以往的垃圾信息。如果印刷时代不知所云的书能填满沟壑的话，如今没营养的垃圾内容简直能环绕地球好几圈了。麦克卢汉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公共话语得以传播开展的媒介，并非如人们一开始所以为的仅有工具的意义。要知道，深入一种文化的有效方式，除了考察广义上的语言之外，还包括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媒介。人们在网络上进行对话，这既是当下文化生长的形式，也是内容。与此同时，媒介本身成为了话语，它也在无形中框定了认知的范围。
借助《娱乐至死》中的例子，印刷时代的话语以书本、纸稿为媒介。让我们稍微回忆一下纸质的岁月。对话与思考从头脑中迸出，在深思熟虑的笔触下写就所思所想。人们会反复的字斟句酌，以免浪费宝贵的纸张。刻在纸上的文字，是与其生命联结在一块儿的，不可磨灭的东西了。书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它催生了无数的可能世界。一边是书写者的世界，一边是阅读者的世界，还有无穷无尽的诠释维度。无论是谁，都要在脑海中搜寻自己全部的经验和知识，试图达成互相的理解，或是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人们可以在每一页、每一个章节停驻，进行严肃而理性的辩论。
到了电视时代，图像出现了。人脑在生理上对图像的反应速度远远高于对抽象文字的反应。彩色的图像，直观地传递信息，简洁明了、易于接受。在人们习惯它的过程中，思考逐渐隐身了。电视上的节目想要变得受欢迎，并不需要像书本一样使得自身富有深度。恰恰相反，要将简单易懂的东西搬上荧幕。真正关键的不再是文化内容本身的质量，而是对客户满意度的调查。也就是说，电视时代的媒介承担的任务并不在于引发人们的思考，而是迎合观众的口味和幻想。观众很容易厌倦，所以新形式的产品被不断地产出，以保持新鲜感。显而易见的是，在初期这种迎合还能够创造新的文化内容，然而当接受者被喂养成了饕餮，一切只能依赖换汤不换药的方式以苟延残喘。
波兹曼以为电视时代便足以摧毁人类的公共话语与时代文化。然而，他还是低估了科技的成长速度。电视时代的确正在退场，但退场的仅仅是其笨重的物理形态以及受限的使用方式。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图像影音的媒介如虎添翼。信息更新的速度和量级简直像是爆炸。人们在每一条信息上拥有的耐心都呈现出加速度的衰减。曾经我们还愿意坐下来，看完一整套三十分钟的电视节目。然而现在，两分钟的视频才是我们愿意付出的时间。而对于文字的消息，媒介的操控者深谙其道地将字数限制。而人们也习惯了在几秒钟内刷掉一条资讯。
的确，媒介即是信息。信息的无穷数量向人们展现了一个永恒更新的世界。人们没有防备地将媒介带来的信息数量约等于了质量。这是沉溺的纵容，因为这种虚假的数量带给人们幻觉般的丰富性。我们以为自身拥有了无尽的知识、自由的对话空间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能力。实际上在手指滑动的每一刻，几乎都是在取消思考的在场的时间。最终的结果将是，思维定式成为我们唯一的认识工具，人们变得顽固、偏执。公共话语的空间也随之瓦解，没人有耐心去接受与之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人们接受了理性的词汇，号称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然而真正的理性在于对自身局限的承认，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将标签贴在胸前。
甚至连教育也向媒介妥协了，寓教于乐的重心不可避免地被拖曳到了娱乐之上。曾经教育天真地以为自己有着丰厚的家底可以抵御过剩信息带来的文化低俗化。然而，媒介成功地将原本严肃的文化转变为了片断，知识的碎片如何能构成一个连贯的文化传统呢？碎片已经就意味着教育所依赖的文化被肢解了，不再是融贯而崇高的了。
痛苦是思考的开始
人们不再有耐心，相比一场旷日持久的思维旅行，白话、总结、解读成为了文化内容出场和生产的方式。这就是当下的文化，如果它可以被之为文化的话，我想那也是一种正在慢性死亡的文化。本文不能给出解决的方式，也不想背负教育人的包袱。然而，过往文化积累对自身的反复申说与推荐，似乎已经证明了转变的契机显然不会从文化这侧开始。
《娱乐至死》的末尾，给出了一条略显悲观的结论：“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取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但是，当人们终于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娱乐，并开始感到痛苦，思考的原点也就诞生了。对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