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关于媒介对于认识论影响的例子来自对伟大的苏格拉底的审判。在他开始为自己辩护之前，苏格拉底向500人的陪审团道歉，说自己没有很好地准备发言。他告诉他的雅典兄弟他可能会结巴，希望他们不要因此打断他，他请求他们把他当作一个陌生的外乡人，并且承诺一定会不加任何修饰和技巧地告诉他们事实。这样的开场白当然是苏格拉底的特点，但这不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苏格拉底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雅典兄弟从来不认为修辞原则同表达事实的方式是互不相干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苏格拉底的请求中可以找到很多意趣，因为我们习惯于把修辞当作语言的一种装饰品--往往表现得矫饰、肤浅和多余。但对于发明修辞的人，对于那些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诡辩家及他们的后裔，修辞不仅仅是戏剧表现的一个机会，而且是组织证据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因而也是交流事实的方式。
修辞不仅仅是雅典教育中的关键部分（远比哲学重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对于希腊人来说，修辞是口头写作的一种形式，虽然它往往有口头表演的性质，它揭示真理的力量最终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尽管苏格拉底本人驳斥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请求中猜测出来），但他的同时代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得以被发现和阐明的正确途径。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者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假定，280个陪审员之所以投票宣判苏格拉底有罪，是因为他的态度同所陈述的事实不相吻合，而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
我用这些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确实，对于亚里斯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他们之后的两千年里，科学事实都是通过对一系列不言自明的前提进行推理而发现和表述出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里斯多德会相信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以及刮北风时怀孕的小孩更健康。亚里斯多德结过两次婚，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数一数两任夫人中任何一任的牙齿。至于他对于生孩子的见解，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用过任何问卷或者躲在别人的卧室里偷看。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庸俗而多余的，因为这不是用来验证事实的方法--推理逻辑的语言提供了一条更可靠的道路。
我们不必因此就嘲笑亚里斯多德的偏见，我们自己也不乏偏见，例如我们这些现代人总认为可以把真理和数量对等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的神秘信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我们的很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当今的政客往往借助数字来陈述事实，否则就一无所能。例如，你能想像一个现代经济学家通过背诵一首诗歌，或者讲述在东圣路易斯的一次深夜漫步所发生的一切，来解释我们的生活标准吗？甚至只是通过说出一串谚语和寓言，或者关于富人、骆驼和针眼的俗语来这样做？背诵诗歌会被视为无聊，深夜漫步只是一件逸事，谚语或俗语简直就是幼稚。但是，这些语言形式确实能够说明经济关系以及其他的任何关系，而且为很多人所使用。对于深受媒介即隐喻这种观念影响的现代人来说，数字是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也许这是对的，但似乎还不足为证。我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决定用什么方式来揭示真理其实是有些武断的。我们一定都记得，伽利略只是说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他没有说一切的语言都是数学，甚至连描述大自然的特征时也不一定要使用数学语言。在人类历史中的大多数时期，大自然的语言是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语言。这些形式具有让人类和大自然相安无事的优点，并使人们相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绝不能随时准备炸掉地球，然后大肆赞扬自己找到了谈论自然的真正途径。
有些讲述事实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所以这会对采用这些方法的文化产生健康的影响。我这样说不是想要宣扬认识论的相对论。我希望能让你们相信，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极力强调，任何讲述事实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产生的影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眼见为实"作为一条认识论的公理，从来都享有重要的地位，但"话说为实"、"阅读为实"、"计算为实"、"推理为实"和"感觉为实"的重要性，随着文化中媒介的变化，也在跌宕起伏。随着一种文化从口头语言转向书面文字，再从印刷术转向电视，关于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既然智力主要被定义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种能力，那么一种文化的智力就决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人看作是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
虽然读这本书的人都了解印刷文字和智力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质，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你读这本书时应达到什么要求，就可能会得出一个更具体的定义。首先，你应该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读这本书或其他书都一样），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就会被认为是运动功能亢进或是不守纪律，至少是有什么智力缺陷。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不受外观的干扰去理解意义，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这包括你要能够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语气（如果有的话）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笑话和观点之间的区别。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在你作这些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摒弃原来认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在铅字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某个人不够聪明，需要给他画张图才能帮助他理解。而现在，聪明则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借助图画就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