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运动与发展的本质和范围对于各个物种都各不相同。植物的活动与发展范围远远少于动物；动物的活动与发展范围又远远少于人。动物在其达到生理成熟后，它的发展能力便停滞不前了，此后，它的生长就是在固定水平上维持其生命所需的活动；达到成熟之后，它不会有明显的、实质上的继续生长，即它不会明显提高自己应付环境的能力。然而，人的发展能力不会在达到生理成熟后停滞不前；他的能力实际上是无限的。理性能力是人具有的显著特征，思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而人类的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发现更好的新方法来对付现实的能力、扩展其能力范围的能力、智力增长的能力则向他打开了一扇大门，通向一条没有尽头的发展道路。
人不是像动物那样通过适应物质环境来生存，而是通过创造性工作改变环境来生存的。“如果遭受旱灾，动物会死亡，而人会修建灌溉渠自救；如果遭遇洪灾，动物会死亡，而人会修建水坝自救；如果遭受一群食肉动物攻击，动物会死亡，而人却写下了美国宪法。"（安-兰德<致新知识分子>)
如果说生命是自我维持的活动过程，那么人类特有的行动与生存模式就是：思考、生产、通过永无止境的努力和独创性来迎接生存的挑战。
消失，于是便浑浑噩噩地过着曰子，不明白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到哪里去了。
当人类发现怎样生火来取暖的时候，他对思考和劳动的需要没有结束；当人类发现怎样制造弓箭的时候，他对思考和劳动的需要没有结束；当人类发现怎样用石头、然后用砖块、然后又用玻璃和钢铁建造栖身之处的时候，他对思考和劳动的需要没有结束；当人类的寿命从19岁延长到30岁、40岁、60岁、70岁的时候，他对思考和劳动的需要没有结束；只要人还活着，他对思考和劳动的需要就永远不会结束。
人类的每一项成就自身都是一种价值，并且也是通向更大成就与价值的一块阶石。生命就是发展，不进则退；只有当生命不断进步时，生命才成其为生命。人类每向上跨出一步，都为自己的活动与成就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并且增加了对发展活动与成就的需要。最终的、永久的“稳定状态”是不存在的。生存的问题从不会一次性永远"解决"，不会从此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或行动。更确切地说，只有承认生存需要不断发展和创造，才会解决生存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不断发展是人类的心理需要，是人类健康的精神状态。人的精神健康要求他牢固地控制现实，控制他的存在，这是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生存的信念。这不要求人类全知或全能，但要求他们知道对付现实的方法——自己的行动准则——是正确的。悲观与这种状态不可并存，人获得自尊之后并不能自动维持自尊，就像人类的其他价值一样（包括生命本身），只有通过行动才能维持自尊。自尊是认为自己有能力生存的基本信念，只有当一个人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只有当一个人致力于增长能力的任务，他才能够保持自尊。自然不允许生命体静止不动：当人停止发展的时候，他也就开始崩溃了——不管在精神领域还是物质领域都如此。
在这个背景中，观察一下这种普遍现象：人到30岁就老了。这些人实际上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已经“思考够了"，过去促使他们努力发展的动力已经消失，于是便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不明白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自己感到朦朦胧胧地担忧，为什么自己的生命看起来如此凄凉地枯竭了，为什么会感觉自己正在陷入某种莫名的深渊，但是他们却从未认识到这个事实：放弃思考的愿望，也就放弃了生存的愿望。
人需要发展，因此，人也需要能够让自己获得发展的社会或生存条件。在判断或评价任何政治一经济系统时，这些需要是应该考虑的重要事实。一个人应该关心这样的问题：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是维护生命还是反对生命？对人类生存所需的条件是有益还是有害？
资本主义的伟大价值在于：对于满足人类生存的要求和人类发展的需要，它具有独特的适应性。资本主义允许人们自由地思考、行动、生产并尝试从未尝试的新事物，其原则产生作用的方式是鼓励劳动与成就，而惩罚消极。
这是资本主义受到谴责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谁是安-兰德〉中，我在讨论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攻击时写道："在研究中世纪的专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里，我们能够观察到，他们明显渴望那种能够自动保证人类生存的社会，即人不用为自己的生存承担责任的社会。这两个阵营设计的理想社会都具有他们称为‘和谐’的特征，没有迅速的变化或挑战，也不需要苛刻的竞争；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完成规定的那部分工作，来对整个社会的福利做出贡献；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没必要做出对其生活和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选择或决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会遇到这种问题：什么是或不是自己通过劳动获得的？自己是否有资格拥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某些人的仁慈将确保个人无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资本主义不符合这种可称为‘田园式’的存在观，这是研究中世纪的专家和社会主义者谴责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因。资本主义为人提供的不是伊甸园。"
那些渴望“田园式”生活的人使用的论据中有一种教条，把它转变成明确的表述，就是这样的：停滞不前是神圣的权利。
下面的事件就表现了这一教条。有一次，我在飞机上与一位工会主席交谈。他开始谴责自动化造成的“灾难”，断言新机器的发明会增加成千上万的永久性失业工人，并要求“应该为此采取点措施”。我回答说，这是曾经多次流行的荒诞说法；新机器的引入不仅会普遍提高生活水平，而且必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历史上也是有据可查的。我评论说，相对于不熟练劳动力，自动化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无疑许多工人需要学习新技能。"但是，”他愤怒地问道，“那些不想学习新技能的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为什么就该遇到麻烦?"
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力图精益求精的雄心壮志、远见卓识和推动力，以及他们旺盛的精力，将会受到扼杀和压制——为了那些"思考够了”和"学习够了"的人。后者既不想关心未来，也不想关心这个棘手的问题：自己依靠什么维持工作？
独自待在一个荒岛上，单独承担自己生存的责任，没有人会允许自己妄想明天与己无关，妄想他能够依赖昨天的知识和技能便可高枕无忧，妄想自然应该为他提供“安全”只有在社会中，人们才能够沉溺于这样的妄想，因为一个人玩忽职守造成的负担能够转嫁给其他不玩忽职守的人。（而且正是在社会中，利他主义的道德变得不可或缺，它为这样的寄生虫提供了庇护。）
主张做同一种工作的人不管在业绩和产量上有多大差异，都应该获得同样的薪水，结果惩罚了优秀工人，而对较差的工人有利一这就是把停滞不前当做神圣权利的教条。
主张人们应该保留他们的工作，或者应该按照年龄而非能力来获得提升，这样先参加工作的庸才就比新来的天才更有利，结果就阻碍了新来者及其潜在雇主的未来发展——这就是把停滞不前当做神圣权利的教条。
主张应该强迫雇主与特定的工会打交道，后者拥有专横的权力来拒绝接纳申请者成为其会员，以便于某个行业内的工作机会可以父子相传，使任何新手都不能进入该行业，以免对既定的利益产生威胁。结果就像中世纪的行会体系那样，阻碍了整个领域的发展一这就是把停滞不前当做神圣权利的教条。
主张人们应该被保留在不必存在的职位上，从事浪费的或多余的工作，免除他们为新工作而接受再培训的可能性，从而对整个行业造成实质上的破坏，就像前面所举的火车的例子一样——这就是把停滞不前当做神圣权利的教条。
对所有选择在生产过程中积极行动的人，不管他们的能力水平如何，资本找的运转对他们都有利。
谴责资本主义具有此类不公行为:如允许一家大型连锁商店将街角一家老杂货铺驱逐出局。这种谴责暗示那家老杂货铺顾客以及连锁商店店主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应该受到扼杀，从而保护老杂货铺有限的主动性或技能一这就是把停滞不前当做神圣权利的教条。
在利他主义法律下，法庭判决一个成功的企业对其专利产品不拥有专利权，却必须把专利权免费给予付不起专利费的潜在竞争者（通用电气公司案，1948年）——这就是把停滞不前当做神圣权利的教条。
有一家企业预测未来的需求并扩大生产能力来满足这种需求，但这有可能会“妨碍”它未来的竞争者，于是法庭便判决该企业具有远见是有罪的，并阻止它往这些方面发展（美国招业公司案，1945年）-这就是对发展施予的法律处罚，这就是对有能力者的能力施予的法律处罚一这就是把停滞不前当做神圣权利的教条的目标，也是它赤裸裸的本质。
资本主义在本质上需要不断运动、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它创造了最适宜的社会条件，让人类以最利于促进其生命的方式，对大自然的挑战做出回应。对所有选择在生产过程中积极行动的人，不管他们的能力水平如何，资本主义的运转对他们都有利。但资本主义不符合停滞不前的需要，现实也同样不符合停滞不前的需要。如果考虑资本主义在实践中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即使受到阻碍性的限制）；如果考虑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遭受了令人沮丧的失败，那么，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敌人的动机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的动机是形而上的考虑；是反对人类的生存模式，反对生命是自我维持、自我创造的活动过程；他们的动机是这样的梦想：如果他们能够控制那些不憎恨生命本质的人，那么他们将让那些憎恨生命本质的人觉得生活尚可忍受。
(196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