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沟通方式使我们难以体会到心中的爱。
对他人的评价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的需要和价值观。比较也是一种评判。
是什么使我们难以体会到心中的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发现某些语言和表达方式的负面影响。它虽然致力于满足某种愿望，却倾向于忽视人的感受和需要，以致彼此的疏远和伤害。这些语言和表达方式，我称为“异化的沟通方式”。
人天生热爱生命，乐于互助。可是，异化的沟通方式使我们难以体会到心中的爱。首先评价就是其中的一种，它将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人看作是不道德的或邪恶的。进行比较也是一种评判，它会蒙蔽对人对己的爱意。异化的沟通方式还淡化了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责任意识。此外，强人所难也会造成心灵的隔阂。
(1)道德评判
道德评判是用道德的标准来评判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那他就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或邪恶的。例如：“你的毛病是你太怎么了。”“他对人有成见。”“这是不恰当的。”批评、指责、辱骂、归类、比较以及评论等都是在评判人。
苏菲派诗人鲁米写道：“在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分之外，有片田野。我将在那里见你。”然而，语言使我们陷于是非之中。它擅长将人分类，把人看作好人或坏人，正常或不正常，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聪明或愚蠢，等等。
我从小就学着以貌似客观的语言表达自己。一旦遇到不喜欢的人或不理解的事，就会想别人有什么不对。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我不想做，那他就“太过分了”。如果有人开车横冲到我前面，那他就是“混蛋”。同样的，要是达不到自己的期待，我也会觉得自己有毛病。我一心分析和确定错误的性质，而忽视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因此，如果女友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就“太粘人了”。可是，如果我想多一些体贴，那她“冷漠得象个木头”。如果同事更关心细节，他就是“有强迫症”。反之，如果我更在乎细节，他就是“粗心大意”。
我相信，诸如此类的评论暗含着我们的价值观及需要。不幸的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主张，很可能招来敌意，使我们的愿望更难得到满足。即使他们接受批评，作出让步，通常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他们出于恐惧或内疚来迎合我们，或迟或早，我们将会发现对方不再那么友好。当然，他们也付出了代价。屈服于外部或内部的压力，很可能使他们心怀怨恨，并厌恶自己。
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将价值判断与道德评判混为一。什么是可贵的品质，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例如，我们也许会欣赏诚实、自由以及和平的价值。价值判断反映了我们的信念——生命的需要怎样才能得到最好的满足。看到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行为，我们可能会说：“暴力是不好的。杀人者是邪恶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小就学习爱的语言，我们将会直接说出我们的价值观，而不会指责他人。此时，我们就会说：“对于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我反对，我主张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冲突。”
语言与暴力的关系是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教授O.J.Harvey的研究课题。他从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随机节选了一些篇章，然后统计某些词语的使用频率。这些词语涉及道德评判。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越高，暴力事件就越频繁。在一些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认为坏人应该受到惩罚。在另一些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围绕人的需要来考虑问题。得知后一种社会的暴力现象远少于前一种社会，我一点都不吃惊。在美国，在孩子们最可能看电视的时间段，75%的电视节目播放主人公杀人或暴打对方。将暴力作为节目的“高潮”是很典型的现象。看电视的人看得津津有味，是因为这个社会告诉他们，坏人应该被惩罚。
暴力的根源在于人们忽视彼此的感受与需要，而将冲突归咎于对方——至少大部分暴力的根源者是如此，不论是语言、精神或身体的暴力，还是家庭、部落以及国家的暴力。冷战期间，我们看到了这种思维的危险性。美国领导人把前苏联看作是致力于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邪恶帝国”；前苏联领导人将美国人看作是试图征服他们的“帝国主义压迫者”。双方都没有承认内心的恐惧。
（2）进行比较
比较也是评判的一种形式。在《让自己过上悲惨生活》一书中，作者丹.格林伯格（DanGreeberg）诙谐地提示了比较对我们的影响。他建议读者，如果真的想过上悲惨的生活，就去与他人做比较。他给初学者介绍了几个练习。第一个练习是，根据当代媒体的标准，展示完美男人或完美女人真人尺寸的全身照。他建议读者先量好自己的身体尺寸，然后与照片上的美女或帅哥的尺寸相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这个练习实现了它的承诺：在比较时，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活得很惨。此时，我们的心情极为低落。可是，翻到下一页，我们发现，第一个练习仅是热身运动。既然形体美不是特别重要，格林伯格现在请我们比较要紧的事情：成就。他从电话簿中随机挑出几个人让读者进行比较。他声称他看到的第一个名字是大音乐家莫扎特。格林伯格列出莫扎特能说的语言以及他在少年时期的主要作品。他接着建议读者想想他们现在的成就，然后和莫扎特十二岁时的成就做比较，并用心体会差别。
读者即使不做上述练习，很呆能也会认为比较蒙蔽了我们对人对己的爱意。
(3)回避责任
我们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动负有责任。可是，人们广泛使用“不得不”这一短语。例如：“不管你是否喜欢，有些事你不得不做。”显然，这种表达方式淡化了个人责任。“你让我”是人们常用的另一短语，例如：“你让我伤透了心。”此时，我们的表达方式忽视了我们的情感的内在根源。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作者汉娜.阿伦特纪录了审判纳米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过程。据她的记载，艾希曼及其同事借助“Amtssprache”回避责任。Amtssprache大意是“办公室语言”或“行政命令”。例如，如果问他为什么采取了某种行动，他也许会说：“我不得不做。”如果追问为什么“不得不做”，他就会答道，“长官命令”、“公司政策”或“法律规定”。
当我们根据以下理由行动时，我们也就试图回避责任。
*受说不清楚的力量驱使。——为什么打扫房间？——因为我不得不做。
*我们的个人情况、成长历程、自我形象等。——为什么喝酒——因为我是个酒鬼。
*其他人的行为。——为什么我要打自己的小孩？——因为他跑到街上去。
*上级的命令。——为什么欺骗顾客？——因为老板叫我这样做。
*同伴的压力。——为什么抽烟？——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抽烟。
*机构的规章制度及政策。——为什么我要将你停职？——因为你违规了。根据学校规定，我必须这么做。
*性别角色、社会角色或年龄角色。——为什么我必须做我讨厌的工作？——因为我不仅是一个丈夫，而且还是一个父亲。
*无法控制的冲动。——为什么吃巧克力？——因为吃巧克力的冲动征服了我。
有一次，在与家长和老师讨论回避责任所带来的危险时，一位女士气愤地说：“但有些事，你确实不得不做，不管你是事喜欢！我认为，告诉孩子有些事他们也不得不做，并没有什么不对。”于是，我请她举例说明什么事她“不得不”做，她有点不屑地回答：“这太容易了！今晚离开这里后，我不得不做饭。我讨厌做饭！我早就受够了！但二十年来，每天我都不得不做饭。即使有时累得象一条狗。因为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告诉她，听到她长期做自己讨厌的事情，我很难过。我希望非暴力沟通能帮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很快，她从学习中找到了灵感。研讨班一结束，她就告诉家人，她不想再做饭。三个星期后，她的两个儿子参加了一个研讨班，这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他们怎么看母亲的决定。大儿子感叹着：“马歇尔，我刚和自己说，‘感谢上帝！’”看到我困惑的表情，他解释说：“也许妈妈终于可以不在吃饭时发牢骚了！”
还有一次，我为一个学区的老师提供咨询服务。一位老师说道：“我讨厌评级。这样做不仅没用，而且学生会很紧张。但我不得不评级。因为这是学区的政策。”此前，我们刚刚练习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我建议这位老师用以下的方式来表达：“我选择评级。因为我想……”。她脱口而出：“我选择评级。因为我想保住工作。”她赶紧补充说了一句：“我不喜欢这样说。这让我觉得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回答说：“这正是我建议你这样表达的原因。”
法国作家乔治.贝尔诺斯有段话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技术的进步最终被用来摧毁人类，那么，并非是暴行导致人类的灭亡，当然，更不能说是得复仇行为使人类灭亡……人类的灭亡，却是因为现代人唯唯诺诺、缺乏责任感，毕恭毕敬地服从各种命令。我们所看到的悲剧和马上就要看到的更大悲剧，并非是世界上反抗的人、不服从的人增多了，而是唯命是从的人、听话的人越来越多。”
一旦意识不到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就成了危险人物。
（4）强人所难
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往往暗含着威胁：如果不配合，他们就会受到惩罚。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是强者常用的手段。
许多人相信，作为父母、师长或经理，我们的职责就是改变他们并让他们循规蹈矩。我也曾以为，作为父亲，我的职责说法是管教孩子。可是，我发现，我可以提出各种要求，但无法强迫孩子们按我的期待生活。盛气凌人并无济于事。是的，我要以通过惩罚来教训他们，但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他们迟早也会想出办法来对付我。
在第六章，我们将探讨请求与命令的区别——这是非暴力沟通的重要内容。
异化的沟通方式还与一个想法有关：有些行为值得奖励，而另一些行为必须受罚。这种“应当”这个证书得到了体现。例如“他应当为他所做的事情受到惩罚”。这种想法认为有些人是“坏人”，应该通过惩罚让他们感到后悔并重新做人。然而，我相信，如果一个人选择新的生活，是为了追求幸福，而非为了逃避惩罚，那他的行为就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大多数的人使用的语言倾向于评判、比较、命令和指责，而不是鼓励我们倾听彼此的感受和需要。我相信，异化的沟通方式的基础是性恶论。长期以来，我们强调人性本恶以及通过教育来控制天性。这导致了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常常心存疑虑，以致不愿去体会自己的内心世界。
异化的沟通方式源自于等级社会或专制社会，同时也支撑着它们。对于国王、沙皇、贵族来说，将臣民训练得具有奴隶般的精神状态符合他们的利益。“不应该”“应该”和“不得不”这些表达方式特别适合这个目的：人们越是习惯于评定是非，他们也就越追随权威，来分辨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一旦专注于自身的感受和需要，我们就不再是好奴隶和好属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