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工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是《娱乐至死》一书的开篇，作者是美国作家尼尔·波兹曼。
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1984》之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本书年代稍微久远了一点儿，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
它就是英格兰作家阿道思·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概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
赫胥黎描绘了一个六百年后（2532年）的未来世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科技主宰了一切。人们接受各种安于现状的教育、制约和管理，除了阿尔法和贝塔高级阶层，以外的大部分人都被标准化、管道化、统一化。
人的欲望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完全的满足，享受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也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
然而，在机器时代，人类的良知、自由、道德、情感，甚至包括宗教、婚姻、家庭等等都成了历史名词，剩下的只有一个统一、安定、共享的“美丽新世界”。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独裁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乃至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和享受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高科技。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阻挡我们获取信息的“爪牙”，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海量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冷漠；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
奥威尔害怕的是文化最后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赫胥黎担心的是文化（所谓科技主义）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载体。
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所提及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专制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真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穷欲望”。
在《1984》中，人们被压迫而痛苦的寻求自由，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甘心丢掉了自由。简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赫胥黎的观点，我深表赞同。我也不止一次的撰文抨击时下中国的“全民娱乐”现象。而这些，也都被波兹曼写进了《娱乐至死》这本书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大抵上已经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波兹曼纵览了美国从印刷术（文字文化）时代、电报和摄影术（图像时代）、电视广告时代到娱乐化时代，美国文化与世界观、价值观的深刻转变。其实，这也对应了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经济、自由工商业发展尤其是高科技取得突飞猛进以后，无论东西方国家、社会、民众都整体趋向“全民娱乐”的态势。
01
波兹曼首先辛辣的指出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比如电视播音员，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商人们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不论是亚当·斯密备加赞扬还是卡尔·马克思百般指责，资本主义的原理有一半都是无稽之谈。就连能比美国人生产更优质汽车的日本人也深知，与其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表演艺术”，丰田每年的广告预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症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娱乐）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从印刷术时代到电视广告（娱乐）时代的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媒介的转换，而是公众话语表达方式和受众思维模式的深刻转变。
波兹曼继续分析指出，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
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
科学革命——对知识进行分析的典范，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改造。也是在18世纪，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种理性而开明的经济制度，宗教迷信遭到猛烈攻击，王权的神圣受到挑战，人们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地进步，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而娱乐需要的是接受和理解，不是求知和思辨。这并不是说，印刷术时代发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实的、正确的。文字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但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问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到了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
波兹曼举例说，假如美国的前15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那个时期的著名律师、牧师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文字、演讲，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
如果想想近些年来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
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式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这也是一个几乎没有娱乐的文化和一个充满娱乐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区别。
02
在过去，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到了19世纪末，“阐释时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娱乐业时代”。
这就是新闻报纸的诞生。但是，商业化报纸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开辟全国第一条电报线路4年后，美联社成立了，从此，来路不明、读者对象不定的新闻开始横扫整个国家。
梭罗说，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了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不管是在最早的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总是多于输出的。但是，由于电报、电视媒介的发明，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政治和社会活动能力的问题。
电报（电视）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还不只这些，电报（电视）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完全割裂的专注力和判断力。电报（电视）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解释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电视和文字阅读截然相反。
电报（电视）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标题党”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
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每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电报（电视）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
03
波兹曼还谈到了摄影术对于娱乐化时代的助推。摄影和书写是不能存在于同一个话语空间的。但是，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
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也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
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读文字却需要能理解”。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于语言。只有在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时，语言才有意义。
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者或听者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事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让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到了19世纪中期，照片和插图突然大量侵入了符号（文字）环境，这就是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著作《图像》中所称的“图像革命”。布尔斯廷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提醒众人注意到图像对语言进行的猛烈攻击——照片、印刷画、海报、图片和广告，这些图像无可遏止地迅速覆盖整个美国文化。
波兹曼特意用了“攻击”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布尔斯廷的“图像革命”所表达的深刻含义。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的功能。
关于布尔斯廷对图像革命的暗示，波兹曼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图像（包括今天的短视频）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从早期的广告牌、海报和广告到后来的所谓“新闻”杂志和报纸（乃至手机阅读），图片（短视频）把文字驱赶到背景里，有时干脆就把它驱逐出境。
后来，广告商和新闻记者很快发现，一张照片（短视频）不仅胜过1000个字，而且，如果从销售情况来看，好处（经济效益）更多。对于无数美国人来说，“看”取代了“读”而成为他们进行价值判断的来源和基础。
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电视成为大众首选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师”。电视也是他们最可靠的伙伴和朋友。
简单地说，电视（手机）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猫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不过，也是其乐无穷的。
04
电视（手机）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波兹曼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手机）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
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手机）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大众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电视（手机）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的表达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手机）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除此之外，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各种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语言”，换句话说，电视（手机）正在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很有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这正是赫胥黎50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
波兹曼说：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儿脑筋，看电视（玩手机）的目的只是感官上得到满足。
就连很多人都讨厌的电视广告也是精心制作的，悦目的图像常常伴随着令人兴奋的音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世界上最美的照片是出现在电视广告里。换句话说，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05
当我们谈论电视（手机）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电视（手机）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
波兹曼严正指出，不是电视（手机）的娱乐性本身是好是坏，而是电视（手机）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文化的形式。目前乃至将来，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电视（手机）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和视频，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手机）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适应庸俗的娱乐业的发展。
当下，电视（手机）已成为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手机）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话语权的象征，在线下，这种象征也准备统治一切。
进入娱乐化时代以后，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才华、观点取胜，而是颜值、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波兹曼说，美国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波兹曼还举例说，有的新闻不管看上去有多严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条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让它显得稀松平常。这是新闻节目结构的一个关键，它有力地反驳了电视新闻也是一种严肃的公众话语形式的言论。
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视的不连贯性（手机碎片化阅读），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因为播音员在播完有关核战争无法避免的新闻之后说“巨无霸广告后我们再见”而晕倒。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这样的情况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怎样的危害，尤其是对那些过于依赖电视了解这个世界的儿童观众。
波兹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06
波兹曼说，现在美国的“今日新闻”，充斥着很多假信息。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他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
电视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波兹曼悲观的认为：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这一点，而奥威尔则没有。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
虽然赫胥黎没有明确指出电视在这当中起的作用，但他肯定会很赞成罗伯特·麦克尼尔的话：电视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解忧丸”。控制人们的不是“老大哥”，而是电视上的“好迪都迪”。
无处不在的商业广告也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
从19世纪末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到20世纪50年代，语言形式几乎从商业广告中消失了。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
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今天，电视广告上的语言陈述既标新立异又实际缺乏吸引力。
可是，广告词（图像语言）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只要观众自己从广告的重复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就够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
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乡间野餐——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提及要出售的产品，但是未来消费者的盲目期待和梦想都尽在其中了。
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欲望。于是，工商业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所有这一切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是一个意外，就像政治的转变让可敬的乔治·奥威尔感到吃惊一样，——虽然政治是腐败的，但它仍将继续以一种鲜明的话语模式存在着。他鄙视的对象是那些惯用宣传和欺骗的政客，——他没有想到，“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他害怕的是作为欺骗者的政客，而不是作为娱乐者的政客（乃至大众）。
07
在一个本身结构属性就偏向图像和碎片化的媒介语言里，电视（手机）注定还要丧失历史的视角。没有了连续性、逻辑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
但是，图像、广告和瞬间即逝的新闻、娱乐节目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因为有了电视和手机的综合呈现，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该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波兹曼说，如果上述这些观点还有几分道理，那么奥威尔的预测又错了，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是这样。他预见到历史将消失，但他认为这是政府所为，是类似于“真理部”这样的机构系统地毁灭对政府不利的史实和记录。
当然，这正是苏联的做法。但是，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科技（媒介）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真相）销声匿迹，也许还更长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08
电视和手机的普及，对于传统阅读也是一个极大挑战。电视（手机）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同禁书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19世纪，但真正取得胜利却是在20世纪。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手机）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
那些经营电视（娱乐节目）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玩手机），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手段），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在教育方面更加如此，波兹曼举例讲，《芝麻街》能否教给孩子们字母和数字完全不重要。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他的观点作为指导。
他在《经验与教育》中写道：“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课或地理历史课更为重要……因为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
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的方法。“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如今，电视（娱乐化）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iPad）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戏，其实本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人们也不再认为教育应该建立在缓慢发展的铅字上，一种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之上的新型教育模式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
目前的教室还在利用铅字，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日渐削弱了。而电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为“什么是知识”和“怎样获得知识”重新进行了定义。
波兹曼说，美国目前最大的教育产业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家里，在电视机前，在手机上。这个产业的管理者不是学校里的行政人员和教师，而是电视、网络、APP公司的董事会和娱乐节目制作人。
波兹曼最后谈到了一档“反娱乐化”的节目，——《周六夜现场》是让全国人民在一片大笑中认识到了电视对公众话语的控制。但是，笑到最后的还是电视。为了争取到足够的观众，这个节目也必须具有很强的娱乐性。
也就是说，对于电视（娱乐）的批评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娱乐）自身的力量。而这个节目中的参与者又可能会成为名人，会出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最后，再回到电视（手机）上效力于商业广告。这足以令人感到无比的可笑与悲哀。
09
如果说赫胥黎的预言在20世纪的美国应验了，那么波兹曼的观点则在21世纪的中国也应验了。我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底，什么叫做“娱乐至死”？
一言以蔽之，即采取娱乐化、低智化、游戏化与低成本、可持续性、容易抓住人性的弱点，轻易就能取得刺激性快乐的方法。以达到制约、卸除人们的思想和不满，尤其是底层人群。
娱乐要越多越好，游戏要越玄幻越好，各种综艺和选秀要铺天盖地，无脑的、烂俗的、狗血的偶像剧亦越多越好，这样，便使得本就脑残的人们更加失去独立思考的意识与能力。
当这些具备“毒品”效应的东西时时触手可及，并且，进而变成一种依赖与“信仰”，更多的人便会“安分”的、“快乐”的、“无知无觉”的混过这一生。
就我们现在电视上、网络上所看到的，很显然，大多数内容都过于“物质化”和“娱乐化”。并且，就连一些科普类或者文艺类的节目也走向“庸俗化”和“综艺化”。
尤其是近几年来，各类综艺节目的大火，让一些觉得有利可图的大佬，一下子聚焦在了这棵“摇钱树”上。我们每天手机包括其他的客户端上刷到的、看到的，起码有80%内容比例是有关综艺娱乐的。
房地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逐步萎缩，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分刺激了互联网“割韭菜”产业、尤其是娱乐业、影视业所谓流量明星、网红们的“兴旺发达”。
不是“鸡太美”，也不是人们真的那么在乎明星，更不是明星们本身的价值和吸引使人欲罢不能。
这仅仅是在所谓科技主义的侵染、包装下，从上至下，从媒体导向到全民娱乐的、实质为“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下行），致使“妖风”盛行。这是令人堪忧的、不敢预想未来与否的“美丽新世界”时代的序幕，缓缓拉开。
人，创造价值，价值决定了价格与市场。真正的人才和产品决定了自由的市场竞争、健康良性的发展循环；现在，已颠覆为资本先“创造”甚至是垄断市场，“代言人”明星、网红被直接标上了价格。
大佬们的贪婪决定了堕落的、冷漠的、恶性的金钱社会。这，就是“全民娱乐”的实质。
10
古语云：婊子无情，戏子无义。
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自诩的大中华，所谓的“笑贫不笑娼”也只是古人的解嘲之语。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真的只知道崇拜金钱，也没有哪个婊子真的可以亡了国。
因为在古代，不管商人怎样富可敌国，他们始终处于社会阶层的末端。官商勾结的最坏结果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诸如戏子则更是“下九流”，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一类存在。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禁锢了我们的思想，毒害人心。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约束、净化了中国社会。就如科举，它再是腐朽也选拔了不少仁人志士。
可是，到了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早已发生了质的改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再梦想着长大了当个科学家什么的，而是开始把娱乐明星作为成功的标尺。
这种“全民娱乐”所带来的毒害更甚。
加之移动互联网平台的“为虎作伥”，诸如综艺、娱乐、网游、（泛娱乐化）影视等这些大量充斥着物质性、低智性、诱导性、成瘾性的视听载体，正在意识和思想上，更是在文化上，间接摧毁一个正常、健康、公平社会的精神肌体。
实际上，已然是金钱、名利至上的这个时代，各种明星、网红这些“跳梁”仍不过是表象。然而，凡事无利不起早。“娱乐至死”的实质所反映出的深层忧患，是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一点廉耻与遮盖。
大佬们，以及他们的狗腿子，已经是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这也是历朝历代盛极而衰的先兆之一。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今，更大的、灾难性的后果其实已经露出冰山一角。“娱乐圈”的混乱与堕落，以及这个庞大的泛群体所传递和影响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已不仅仅是愚民，而是“废民”。
这就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了。
张锋编撰 己亥夏写于上海
庚子清明修改于望城翠彧轩
注：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波兹曼《娱乐至死》相关章节，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