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问到什么导致了人类认知和思维的独特性时，很多认知科学家的一种默认答案可能是像“一般智力”一样的东西。他们的观点是，既然人类演化出很大的大脑，而大脑又具有很强的计算能力，人类就有能力以更多、更好和更快的方式进行所有类型的认知加工，包括思维。即使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确，人类独特的思维如何在演化上成为可能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答。采用极端的观点，仅说因为聪明比愚笨更具有适应意义，所以人类变聪明了，这是不合理的。它是一个影响最为恶劣的“就是-所以”故事（just-so story）。同时可以飞翔和走动比仅仅只能走动要好，那么人类为什么没有也会飞呢？这里的问题在于，一个合理的演化理论必须建立在涉及一套具体境遇的演化情景的基础上，在这套境遇中，一套特定的认知技能为掌握它的那些个体提供了一连串优势。
就一般智力而言（如果说这是一种有用构念的话），最近研究数据显示，更为具体的叙事无疑更贴近我们的社会现实。赫尔曼等人（Herrmann et al.，2007，2010）对同人类亲缘最近的灵长类近亲黑猩猩和猩猩以及2.5岁人类儿童进行了大样本研究，他们以一套综合性认知测验对被试进行了施测，来评估其应对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的技能。如果人类和类人猿的区别是基于一般智力，那么人类儿童在所有任务中的表现都应该同类人猿有区别，然而，结果并非如此。结果显示，人类儿童和类人猿有相似的应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技能，但那些虽然只会使用一些语言的人类儿童（离可以阅读、数数和上学还有几年），已经具有了比类人猿更为复杂的应对社交世界的技能。因此可以假设，人类成人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比其他类人猿聪明，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强大的一般智力这样的适应，而是因为他们从儿童期开始的成长过程中，就使用特殊社会认知技能同他们文化下的其他人就所有新事物（包括使用各色人造物和工具）进行合作、交流以及社会学习（Herrmann & Tomasello，2012）。
类似但不同的商榷同样适用于那些描述虽然窄化但仍属于领域一般性（domain-general）的解释人类独特认知过程的理论，此类最系统的尝试是佩恩等人（Penn et al.，2008）做出的。他们认为，使人类认知区别于其他灵长类的是人类理解和推理各种高阶关系的能力。除了他们引述的一些有关类人猿的数据存在争议，总的问题在于该理论预测人类和类人猿在处理不同领域活动中的多类问题时，存在全面差异。然而，这同赫尔曼等人（Herrmann et al.，2007，2010）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此外，佩恩等人并没有提供同人类关系概念相连的特殊技能在何种适应场景中得以演化的详细叙事。实际上，第三章专栏1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备选解释：人类尤为复杂的关系思维源自对各类联合意图性和集体意图性中不同个体角色的理解。这样，这种特殊的关系思维形式，仅仅是对新的社会参与形式产生的认知适应罢了。相似的还有科尔巴利斯（Corbalis，2011）的观点，他指出，人类认知独特性的关键在于递归（recursion），尤其体现在语言、心理时间旅行和心理理论中。在我们的解释中，递归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并非全部，相反，它是人类彼此用特殊方式合作和交流的一个产物。同时这种特殊方式，恰恰也是人类在合作性（明示-推理）交流过程中推理时必然要使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