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本质上是一本关于人类进化史的长篇著作，其中只有少数几个章节谈到了鸟类和其他动物。达尔文将鸟类（和其他动物）纳入其中，只是为了更好地支持他的假设，即性选择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本书也采用类似的写法，但人与鸟的篇幅比例正好相反。今天，这种混合法和过去一样重要且有效。通过应用在探索鸟类进化史的过程中学到的有关配偶选择的知识，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它在塑造人类物种的外表和性行为方面的作用。
我们在鸟类身上看到的驱动力（“总有美会发生”机制、两性冲突和审美重塑），它们也在人类及其灵长类祖先身上发挥了作用，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对具体的过程进行推测。我之所以说“推测”，是因为人类的审美进化是一门新学科，我在这里提出的大部分理论都需要用数据进行验证和分析，数据的来源主要是对比研究和社会学调查。不过，我们在鸟类的例子中已经看到，审美进化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摆脱了坚决主张自然选择无所不能的这种乏味且有限的适应主义思想。
事实上，对于人类配偶选择的研究目前正处于适应主义思想的控制之下，形成了一个叫作进化心理学的领域。当代的进化心理学在推动用自然选择解释一切进化过程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往往起到了过分狂热的决定性作用。将适应性的概念应用于人体生物学，正是这一领域的组织原则。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大量的性装饰器官和行为既是反映个体素质的诚实指标，也是适应策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进化心理学研究得出的任何结论。唯一的问题在于，研究需要进行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这项学术研究任务的危害是什么呢？最让我担心的，不只是进化心理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伪科学，因为伪科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纠正。更糟糕的一点是，进化心理学开始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性欲、行为和态度的看法。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有些配偶选择的结果在科学上被视为有适应性的（即普遍适用），有些则不是，这些观点正在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
当然，雌性莺鹪鹩（House Wrens，Troglodytes aedon）对某种雄性叫声的偏爱，到底是因为这种叫声仅从审美角度来说比其他个体的叫声更动听，还是因为它反映出雄性出众的遗传素质或繁殖投资能力，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种鸟类学方面的争论，影响力极为有限。不过，当我们将适应主义者的逻辑错误地应用于人体和我们自己的性欲时，我们将会看到，确保科学过程不要成为知识运动的牺牲品，就成为一件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