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思想的巨大进步往往是侥幸犯错的结果，而这些错误则是过分简化的结果。
这种进步源于如下事实：这种超越暂时与使用过分简化的概念无关。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属概念、种概念和亚种概念，这便是一大例证。他的分析是最绝妙的想法之一，自此厘清了以往的思想。柏拉图关于“区分”（division）的学说是一种模糊而朦胧的预知，可是他却感受到了价值所在。由于缺乏充分的明确性，它的实践意义不大。在明智之士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模式是两千年来标志理性进步的根本特征。
当然，柏拉图是对的，而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各个种属之间没有清晰的区分，任何地方都没有清晰的区分。也就是说，当你把视野放到预设以外时，清晰的区分便不见了。但是，我们却恰恰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
在实践层面看，亚里士多德是对的，而柏拉图是糊涂的。但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他们都没有充分考虑到一点，即必须对那种每个时代思想中都流行的重要性感觉的特征进行研究。一切分类法都依据于当时流行的重要性。
我们身负三四千年的人类文明史。除了对之前的两三代人，希腊人几乎对历史一无所知。埃及人和犹太人则盲目崇尚悠久的历史。如果希腊人知晓历史，他们会批判历史；如果不是崇拜历史，犹太人会批判历史；如果埃及人不是将自身囿于“纯粹的历史”中，他们也会批判历史。埃及人未能概括他们的几何学知识，因此他们丧失了成为现代文明奠基者的机会。过度依赖常识有其弊端。希腊人凭借着他们的空想，一直处于如孩童般天真的状态中，这是现代世界的一大幸事。对于错误的恐慌会扼杀进步；而对于真理的热爱则是进步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