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很重要
在这本书（第十六章）和其他地方，我都写过关于生和死这两个问题。什么时候把一个人推倒在疾驰的电车前、摘取一个健康人士的器官或者关掉呼吸器可以被接受呢？
例如，我有提到，为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提供呼吸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想要惩罚穷人，是因为呼吸机价格昂贵，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这样花钱来帮助穷人的话，那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例如，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还清在食品杂货店的赊账单。（而且你建议我们同时做这两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用；如果你想每年花10亿美元来帮助穷人使用呼吸机，再花10亿去帮他们还清食品杂货店的赊账单，那么我建议你最好把所有的这20亿都花在偿清食品杂货店的赊账单上。）
每当我写这方面的内容时，我就会被铺天盖地的电子邮件淹没。反对者们提议我这样的成本和效益分析在考虑无足轻重的政策问题上确实不错，但是一定不适用于讨论生和死的问题。多么奇怪的观点：经济学家在考虑取舍问题时确实有实用的办法，而且我们应该接纳这些想法——除了那些很重要的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这就好比在说科学在设计家电的时候很有用，但是涉及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癌症治疗方面的问题时，我们还不如求助于巫术。
有时候巫术会假借科学的外衣，但巫术终究是巫术。我的电子邮箱里也不乏一些控诉，他们认为我的成本——效益分析不能够区分“确实存在”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那些我知道或者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的存在。
这种反对意见简直不可理喻，因为我不曾记得提到过这样的区别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也想象不出任何合理的论证来说明这样一种区分能够带来什么不同。
为了具体一点，我们拿十六章中的头痛问题为例：我们都知道人们会花一美元去治疗头痛，但是不会为了避免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而去耗费一美元。因此，如果让你来接手这10亿头痛患者，而你提出通过随机选择杀死其中一个人的方式来治疗其他人的头痛，那么你就是帮了他们所有人一个大忙。帮助别人是好事，所以，尽管去做吧。在这一论证过程中，被选择的牺牲者是谁无关紧要。
近期，我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克·克雷曼（Mark Kleiman）教授通过几个回合的邮件进行了讨论。他把反对意见贴在了博客上（专门针对我那篇有关呼吸机的专栏文章）。克雷曼教授的反对意见如下：一旦你选定了受害者，他的生命就因“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变成了“确实消失”，这就推翻了之前的论证。但是，我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得杀掉一个人；现在我们还是会去杀掉一个人；如果这过去是个好主意，它现在仍旧是一个好主意。
按照克雷曼教授所谓的“论证”，所有那些选择了一条有风险的道路而最终遭殃的人应该得到补偿。我们都一致赞同让那些不受欢迎的餐厅倒闭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旦一家特定的餐馆关门倒闭，它就从“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变成了“确定消失”，因此，我猜想克雷曼教授得要求我们给这家店主提供紧急财政援助。
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看看克雷曼教授的思想会指引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假如一个疯狂的哲学家抓了5个人——这5个人的名字你都知道，所以他们可以被认定为“确定存在”——哲学家打算杀掉他们，除非你同意他去随机杀掉6个陌生人。克雷曼教授很有可能会牺牲6个陌生人的生命来救这5个人。（我猜想在克雷曼教授这里，那6个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要远低于这5个确定存在的生命；如果克雷曼教授脑中的比例并不是6∶5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数字换成10或者11，或者任何能让他满意的数字。）要被杀掉的6个人既已选出，在死之前，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到了这一步，克雷曼教授又会愿意牺牲别的7个陌生人来挽救这6个人。然后又选出来7个人，我们又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终，克雷曼教授会牺牲掉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
又或者不是。克雷曼教授在博客和邮件中的表述模糊不清，我都不晓得他到底在反驳什么。例如，他经常混淆“我要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冒生命危险”和“你愿意给我多少钱来救你于危难”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区别，这样他总是前后不一致。为了使论据更牢固，最后我把我的论证过程转换成几行数学推理，然后问他不同意其中的哪一行。[2]这次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发邮件了，只是在博客上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而我并不觉得这些观点跟之前有什么变化。
通过这件事情我得到的教训是，满口专业词汇，如“Statistical（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和“Identified（确实存在）”，这些都代替不了分析过程。如果你正在反驳一个合乎逻辑的论证过程，请试着问问自己到底是不同意其中的哪一点。如果你无法确定到底不同意哪一点，那么很有可能你只是在胡说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