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想象一下，你正在为霍恩、卡普兰和戈德伯格律师事务所（law firm of Horn, Kaplan&Goldberg）工作，而且你雄心勃勃，一心想早点晋升为合伙人。然而晋升的机会是有限的，这次有可能成为合伙人的人除了你之外，还有坐在大厅另一侧的史蒂夫。你的优势在于业绩非常突出，你的绩效考核排名已经连续6个季度高过史蒂夫了；而且，你在法庭上的表现也比他更好。在过去的三年里，你为事务所贡献的收费服务时间比他多了30%。不过，史蒂夫也有一个优势，那是他的秘密武器。他是史蒂夫·戈德伯格（SteveGoldberg）——为律师事务所冠名的一个高级合伙人的侄子。史蒂夫也是一位优秀的律师，他同样有资格成为合伙人，但是与你相比，他显然稍逊一筹。你更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够晋升的话，那么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是你。
得不到这个职位意味着你将错过获得更高薪水的机会，但是你的损失肯定不止这一点。这个结果将带来的社会影响会让你更加痛苦不堪。被人忽视的感觉将会深深地伤害你；你觉得这是公司合伙人拒绝了你的结果，因此你会因受到社会排斥而痛苦；此外，这个结果无疑还将构成一种社会侮辱，律师事务所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你所有的基本需求和社会需求都将受到影响。
如果最终结果是命运之神眷顾了你——是你，而不是史蒂夫·戈德伯格成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紧随职位晋升而来的是薪酬的大增，你和丈夫可以搬到你们梦想中的社区生活，那里可以为你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不管你现在从事的是何种职业，或者不管你的职业抱负是什么，你可能都已经想象或者曾经拥有过这样的时刻。你或许会沉浸在职位晋升带来的幸福感中，在财富和地位面前迷失了自我；但是你其实不一定明白，在得知这个结果后所产生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其实源于你觉得这才公平。是的，公平感可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合伙人优先考虑血缘关系，而不顾你的工作业绩和能力选择了史蒂夫，你会怎样？即使是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在与其他人分享小饼干时，如果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也会万分难过。不公平的对待会让人失去斗志，而且常常会导致许多负面情绪。但是，仅仅依靠公平本身是不是一定会让人产生积极的情绪呢？公平这东西看起来有点像空气——没有它时比有它时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人们往往把对被公平对待的期望与获得更好的结果的渴望混淆，因此很难解析积极情绪到底因何而起。假设现在你正与一位朋友散步，你们两人在同一时间看到路面上有一张10美元的钞票，你的朋友捡起了它，并且与你分享。很显然，他分给你的份额越大，你就觉得越公平。但是细细分析起来，你仍然存有一些困惑。当他分给你5美元时，你在那一刻感受到的“幸福感”中有多少是因为他分给你5美元而没有只分给你3美元（或者干脆分文不给）而产生的？又有多少是因为你觉得你的朋友很重视你而产生的？
学者们已经找到多种方法，可以把获得更多好东西所带来的快乐与被公平对待所带来的快乐区分开来。其中一种方法是，在特定事件发生后，对人们感受到的公平与人们获得的物质福利分别进行评估。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就能使用统计技术分析出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的。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参加实验的被试组成一个团队，然后让每个被试独立地完成“易位造词”任务（anagramtask，例如，要求被试辨认出“LIOSAC”这些字母能够拼成“SOCIAL”一词）。然后再根据团队的总体成绩支付报酬。拿到钱后，团队成员必须通过协商来确定每个人应得多少份额。这样，事情就变得相当棘手了，因为总会有某些团队成员的得分比其他成员高一些，也就是说，他们为整个团队做出的贡献比其他成员更大一些。有些成员觉得平均分配才是公平的（“所有人都应该分到一样多的报酬”），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按贡献多少分配才是公平的（“根据每个人在实验中获得的分数的高低来决定所获得的报酬的多少”）。但是不管团队成员最终收到的报酬到底是多还是少，只要他们认为整个分配过程是公平的，团队成员就能够保持积极的情绪。
在田野研究中也观察到了相同的模式。心理学家汤姆·泰勒（TomTyler）发现，在诉讼案件中，如果被告认为自己会被公平对待，那么他们在法庭上就会表现得更积极，甚至在结果并非如他们所愿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在说这样的话时是真心真意的呢？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也或许，他们只是试图取悦研究人员，给出了研究人员希望找到的答案。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化解这些疑问，高尔内兹·泰贝伯利亚（GolnazTabibnia）和我决定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我们认为，通过扫描人类的大脑，将能够获得更多的证据来支持或反对以下这个观点：从本质上讲，公平对我们是有益的。实验要求躺在核磁共振成像仪里的被试进行一个由经济学家称为的“讨价还价博弈”，这个博弈最终会让他们面临公平和不公平两种结果。
在这里，有必要花点笔墨解释一下这个博弈，它是“最后通牒博弈”的一种变体。在博弈过程中，两位博弈参与人必须对如何分配一定数量的金钱达成一致意见，比如10美元。第一位参与人被称为“提议者”，他提出分配方案——两人各自应该获得多少钱；而另一位参与人则被称为“响应者”，他决定是否接受“提议者”提出的这个建议。如果“响应者”接受了，那么两个人就按照“提议者”的方案，各自获得一些钱；但若“响应者”拒绝了，那么两人都将一无所获。“提议者”可能会提出，他自己分得9美元，而“响应者”只能分得1美元。如果你由此猜测这位“响应者”会觉得这种提议是对他的侮辱，那么你就说对了。“响应者”通常都会拒绝高度不公平的提议，他们宁愿什么也得不到，也不愿意承受这种侮辱。这似乎与理性的自利行为背道而驰，然而这正是人们会做的事情。
在实验中，被试扮演的是“响应者”的角色，他们可以看见一连串由不同“提议者”提出的分配方案。我们想知道的是，被试对于公平提议和不公平提议是否会做出不一样的反应。因此，在这里，被试面对的情形类似于本章一开始的律师事务所例子中的挑战。从10美元中分5美元给“响应者”的提议显然比从10美元中分1美元给“响应者”的提议更加公平；不过另一方面，对于“响应者”来说，显然5美元也比1美元更加“有利可图”。为了解决这个交叉影响问题，我们改变了被分配的总金额：“响应者”不仅可以看到从10美元中分得5美元的提议，也可以看到从25美元中分得5美元的提议。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有机会分得的绝对数额是一样的，但是从公平性的角度来看，两种提议则明显存在差异。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观察到的神经层面的差异归因于公平因素上，而不用过多地考虑金钱收益的影响。
事实上，大部分研究也都采用这种方法考察被试对不公平提议的神经反应。与第3章中描述的有关社会痛苦的研究结果一样，在这些研究中，也可以观察到被试大脑内部前脑岛和背侧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然而，当在公平与不公平两种情况下对照观察哪个脑区更加活跃时，我们却发现，这些脑区几乎全都属于大脑奖赏系统的一部分（见图4-1）。只要被公平对待，就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而与公平提议所涉及的金额的多少无关。
图4-1 大脑内部的奖赏系统
另一项研究提供了更加引人注目的证据。在这项研究中，一群来自于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研究人员把一些被试本来可能获得的潜在报酬“划拨”给了另一些人，然后观察这些被试的神经反应。通常情况下，这种“被剥夺”的经历必然是痛苦的，毕竟，谁愿意看到自己的钱被别人拿走呢？在这个实验一开始，一部分人赢得了50美元的彩票，而且他们看到了另一部分人分文未得；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当这些最初的赢家看到那些最初的输家接二连三地赢钱时，他们的大脑奖赏系统一直稳定地处于激活状态——即使那些最初的输家赢走的是他们自己的钱时也是如此。到了后来，那些最初的输家赢得的总金额变得与最初的赢家相差无几。对于被试（即最初的赢家）来说，他们看到大家都公平地赢得了一些钱，比看到自己赢得更多钱还要快乐。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境下，公平战胜了自私。
通常，得到公平对待是我们是否拥有适当的社会连接，是否身处社交网络中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公平对待意味着别人重视我们；而且，当将来有可供分享的资源时，我们有可能会公平地获得自己应得的份额。因此很显然，公平是社会连接的一个抽象标志，只是许多人都未能想到这一点而已。公平非常重要，且大脑的奖赏系统对它十分敏感。当我们吃到了自己喜爱的巧克力时，当我们被公平对待时，都会觉得愉悦，在这两种情况下，被激活的脑区也相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公平的味道品尝起来就像是巧克力。
我们很难就公平论公平，因此本章将重点阐述的并不是公平本身，而是各种强化我们与某些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连接的各种社会信号、事件以及行为。因为所有这些通常都能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所以它们被统称为“社会奖赏”（socialrewards）。正如社会痛苦和物理疼痛共享同一个神经认知过程一样，物质奖励与社会奖赏也共享同一个神经认知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