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深刻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人质困境。
旅行社的中巴将于下午一点返回，可是临发车时，导游却发现还有三个人没到。一车人等到下午两点半，三个人优哉游哉地回来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司机发动了车准备出发。不料那三人转身旁若无人地钻进了路边的一个小饭馆。车上的人愤怒了：素质太差！快开车吧，太晚了不安全！可是愤怒了半天，只有一个女人独自下车前往交涉。
那女人进了饭馆，言词激烈地劝阻他们点菜，可是迟归者冷冷地反驳道：“大家都没说什么，你一个人就代表大家了？”那女人满脸通红地回到中巴上搬救兵，可是大家只是在车内嚷嚷一通，算作一种远距离的声讨。三点钟，三个迟归者吃完饭上车，中巴启动了。那女人提议，由迟归者向大家道歉。可是全体游客鸦雀无声，过了半天才有人小声说：“得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一些人随声附和。那女人冷笑着自言自语：“听说当年一个日本鬼子能管中国一个县，原来我不信，现在算是信了。”
把三个缺德的游客与日本鬼子相比，看上去有些小题大做，但实际上这里面的机制是一样的，因为二者所赖以成功的东西，都是人质困境。只不过后者的威胁是明显的暴力，而前者则是人情社会中的面子。
人质困境在生活中虽然十分普遍，但其实也不是不能克服。我们来探讨一下怎样才能破解这个困局。
1945年，德国牧师马丁?尼莫勒说：“刚开始时，纳粹镇压共产主义者，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然后，他们开始迫害犹太人，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纳粹把矛头指向商业工会，我还是没说话，因为我不属于商业工会。当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时，我仍然没说话，因为我是个新教教徒。后来他们开始镇压新教教徒……可那个时候，我周围的人已经被迫害得一个不剩，没有人能为新教说话了。”
面对邪恶却明哲保身的人，最后也会成为受害者。
希特勒是怎样通过规模相对较小的力量一步步控制了包括“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商业工会、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这样一个数目不断增大的人群呢？整个德国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劫持国家机器的人面前无计可施而束手就擒呢？不仅是在德国，在很多极权社会中的人们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就像上一节所说的，只要大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就很容易取得成功。不过，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而压迫者由于深知群众的力量有多大，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人们进行沟通与合作。一旦人们不得不单独行动，希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谁该第一个采取行动？”
仅仅用道德的呼唤来让人们挺身而出与邪恶作斗争是不现实的，而且，要任何一个人在人质困境中首先采取行动并独自承担报复的后果都是不公平的。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能把斗争的代价和风险降到最低，并能把人们从人质困境中解救出来？
《北京晚报》报道，在该报与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于2004年合办的“我为反扒支一招”活动中，“短信报警”这一建议荣获一等奖。实际上在此之前，南京公安局已经推出了短信提醒服务，还将开通短信报警。
在犯罪分子制造的人质困境之中，报警者可能遭到犯罪分子的报复。那么相应的对策，也就应该从减轻报警者可能遭到的报复和提高报警的回报两方面着手。短信报警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报警者摆脱报复的困境。
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方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短信报警最大的优点在于其隐秘性，使人们能在不动声色、不惊动他人的情况下报警，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犯罪分子直接冲突。短信报警的匿名特征也使得报警者没有后顾之忧，从而降低了对遭到报复的预期。
我们通过对短信报警的考察，再来回顾德国纳粹的例子，似乎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假设。如果互联网早出现七八十年，也许可以为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提供一个风险较小的沟通平台，能够把自己从极权的劫持中拯救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