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我们总是比较喜欢自己熟悉的东西。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找一张自己正面免冠照片的底片，用这张底片冲洗两张照片，一张是真实的你，另一张是相反的你（即你左右脸互换的形象）。然后，看看你更喜欢哪一张照片，并让你的一个好友做出同样的选择。如果你和一群做过这个实验的密尔沃基市的妇女的反应完全一样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的朋友会喜欢你真实相貌的照片，而你自己则喜欢那张左右脸互换的照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论是你还是你的朋友都在选择自己更为熟悉的那张脸，对你的朋友来说这是整个世界看到的那个你；而对你自己来说，这是从镜子里看到的你。
因为熟悉可以导致喜爱，因此它能够对我们的各种决策产生影响，包括投哪一个政客的票。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但在投票站，选民们经常会因为某个候选人的名字听起来比较熟悉而投他一票。几年前，在俄亥俄州的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一个看上去毫无希望的候选人却在州司法部长的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原来就在选举前不久，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布朗。在俄亥俄州的政治传统中，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其实，之所有发生这种事情，部分原因是由于对某种东西的熟悉会让人们下意识地对它产生喜爱之情。通常我们不会意识到，我们过去看到某种东西的次数会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几个人的脸会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因为闪现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当时以这种方式看见过这些脸的实验对象时候记不起来自己曾见过这些面孔。然而，一个人的脸在屏幕上闪过的次数越多，当后来实验对象遇到这个人时，对他的印象就越好。由于越喜欢一个人，受这个人的影响就越大，所以这些实验对象也就更容易被这个人的意见所左右。
基于我们对接触过的事物会更有好感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建议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改善种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主张，如果让不同种族的人平等地相互接触，久而久之，这些人之间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好感。然而，当科学家们评估学校（接触法的最佳实验场所）种族融合的成果时，却发现情况完全相反。白人黑人同校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偏见。
让我们再看一看学校种族融合这个问题。虽然那些主张通过简单的接触来促进种族融合的人完全是出于好意，但他们提出的方法却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是不正确的。首先，研究表明，学校的环境并不是一个能让不同种族的孩子们乐于交往的大熔炉。在学校正式取消种族隔离很多年之后，种族融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学生们还是和同种族的小孩们聚在一起，使自己远离其他种族的孩子们。第二，即使有更多的种族之间的交流，但研究表明，通过频繁接触而变得熟悉起来并不一定能引起更多的好感。事实上，长期在不愉快的环境下，如挫折、冲突、竞争等，接触一个人或一件事，只会使人们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更加反感。而典型的美国教室孕育的正是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氛围。
心理学家阿伦森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学校管理部门进行咨询时写过一篇发人深省的报告。他对标准的课堂教育所做的描述几乎可以用于美国任何一所公立学校：
通常来说，一堂课是这样进行的：当老师站在教室前面提问时，总有6-10个孩子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急切地希望被老师叫到，以得到一个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而另外一些人则安安静静地坐着，避开老师的目光，恨不得能变成个隐形人。当老师叫到某个孩子时，你会从其他举手的学生的脸上看到失望和沮丧的表情，因为他们失去了一次赢得老师赞扬的机会；而你也会从那些不知道答案的孩子们的脸上看到解脱的神情……这个游戏竞争非常激烈，赌注也很高，因为孩子们想要赢得的是在他们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两三个人的认可和喜爱。
而且，这种教育方法注定孩子们不会去学习相互了解和关爱。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吧！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但老师却叫了另外一个学生，可能你会希望他答错了，那样你就有机会表现你的知识。如果老师叫到你，而你又答错了，或者你根本就没有举手来加入这场竞争，可能你会嫉妒那些知道答案的同学，并对他们怀恨在心。在这样的体制中，不成功的孩子会嫉妒和憎恨成功的孩子，会耻笑那些成功的同学，说他们是老师的跟屁虫，甚至会在校园里对他们拳脚相加。而那些成功的孩子会蔑视那些不成功的同学，称他们是“笨蛋”或“傻瓜”。这种竞争过程无法使任何人和睦愉快地看待他的同学。
我们不禁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新推出的学校种族融合，不论是强制实行的校车制度、重新划分学区，还是合并某些学校，通常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种族之间的偏见？当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种族群体里得到的是令全身心愉悦的友谊，而与其他种族的孩子们的不断接触却总是在充满竞争的教室里时，我们也就不会对这种意在改善种族关系的措施抱过高的期望了。
那么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结束学校的种族融合。但这种做法看起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我们忽略无法避免的法律问题，以及这种倒退所引起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的争吵和辩论，还是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继续推行教室里的种族融合的。举例来说，在学校融合之后，虽说白人学生的成绩基本上维持不变，但对少数族裔学生来说，其学习成绩显著上升而不是明显下降的可能性提高了10倍。因此，在学校种族融合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持谨慎态度，才不会在倒洗澡水时将小宝贝一起倒掉。
我们的想法当然是只把脏水倒掉，而留下那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宝贝。但是现在我们的宝宝却浸泡在不断加剧的种族对立的脏水中。幸运的是，我们从教育专家们提出的一种名为“合作学习”的新概念中看到了消除种族对立的真正希望。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室种族融合之所以会加深种族间的偏见，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将其他种族的成员当做是竞争对手来看待。因此这些教育专家们设计了一些通过合作来学习的教学方式，而不是过去那种以竞争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去露营。为了了解这种合作方法背后的逻辑，有必要回顾一下土耳其裔的社会科学家谢里夫在30年前所做的一项有趣的研究工作。由于对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冲突现象很感兴趣，谢里夫决定到由一群小男生组成的夏令营中去调查了解这种现象的发展过程。尽管这些小男生们从未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实验中的主角，但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们其实一直都在巧妙地控制着夏令营的社交环境，以观察不同环境对群体间关系的影响。
要想使这群小男孩之间产生敌意实在是太容易了，①（划分群体）只要把他们分到两个宿舍中就足以在两个群体间产生出一种“我们和他们”的感觉。②（贴上类别标签）而给每个团队指定一个名字（雄鹰和响尾蛇）更加剧了这种对抗心理。不久之后，这些小男孩们就开始贬低对方团队成员的素质和他们取得的成就。但是，相比之下，这种敌意还算是比较轻的。③（竞争性活动）等到研究人员故意在两队的会战中引入一些竞争性的活动时，他们之间的敌意就深多了。比如说，宿舍之间的寻宝比赛、拔河比赛及体育竞赛都会引起谩骂和身体上的冲撞。在比赛过程中，对方的成员被冠上了“骗子”、“告密者”、“讨厌鬼”这样的名字。再后来，他们甚至发展到袭击对方的宿舍、偷走宾烧掉对方的旗帜、张贴威胁对方的大字报、而餐厅中的混战简直是家常便饭。
到了这个时候，谢里夫已经清楚地知道，要造成一种不和谐的局面一点也不难，只要把人分成两组，听之任之地让他们去折腾就行了。然后当他们还在互相较劲的时候，突然把他们合在一起。结果你已经看到了，这两组人简直到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
但这些研究人员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则更有挑战性，那就是如何将已经形成的这种敌对情绪化解掉。他们首先试着采用接触的方法，让这些小男孩们花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但是，即使给他们安排的活动非常令人愉快，像看电影或社交等等，结果也非常糟糕。野餐时他们为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娱乐活动变成了嗓门大赛，在餐厅排队用餐时挤成一团。谢里夫和他的研究小组开始担心自己可能像弗兰肯斯泰因博士一样，制造出来一个自己也不能控制的怪物。但就在双方的冲突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种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创造出一种竞争对双方都有害的环境，为了共同利益，他们必须合作。在一次一整天的外出活动中，仅有的一辆能够到城里拉食物的卡车被陷在了某个地方不能动弹。这些小男孩被集合在一起，又推又拉地忙乎了好一阵子，直到卡车重新上路。另外一次，研究人员故意切断了夏令营的供水系统，使从远处的水箱接出来的水管出了故障。面对这个共同的危机，孩子们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很快就组织起来，在天黑之前发现并解决了问题。还有另外一次需要合作的情况。当时营业员们得知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录像带在出租，但夏令营的钱不够支付租金。既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大家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他们便凑钱租来了这部电影，度过了一个愉快而融洽的晚上。
通过合作取得的效果虽然不是立竿见影，可是却十分惊人。为达到共同的目标，双方齐心协力的举动渐渐消除了两组人之间的怨恨。不久之后，口角消失了，排队时推推搡搡的现象也不见了，而且他们开始坐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了。此外，当让他们列出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名字时，很多人在名单上都出现了另一组成员的名字，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其中一些人甚至感谢研究人员，让他们有机会重新评价他们的朋友，因为自从上一次列出这个名单之后他们的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有一个小插曲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有一次，这些孩子们坐同一辆公共汽车从一个篝火晚会回来，在过去这肯定会引起一片混乱，但这一次却是他们自己要求的。当汽车在一个卖饮料的摊位前停下来时，其中一组的孩子们当即决定用他们剩下的5块钱买奶昔来款待另一组的成员，而就在不久前这些人还是他们的仇敌。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惊人的转变,与这些孩子们将对方看作是盟友而不是敌人分不开的。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时刻，又是因为研究人员给整个夏令营的成员们设定了共同的目标。正是由于达成这些目标需要双方的合作，才让这些相互竞争的小组成员们有机会体验到另一小组的成员从对手逐渐转变成通情达理的伙伴、有价值的帮手甚至是朋友的过程。而当他们共同的努力获得了成功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再对共同取得胜利的队友保持敌意了。
回到学校。在学校的种族融合带来的紧张和混乱之中，有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谢里夫等人的研究发现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对教室中的学习经验加以改进，使得至少在有些时候不同种族的学生可以通过合作来取得成功，那么不同种族之间的友谊便有了成长的土壤。虽然很多州都以这个理论为基础进行了相似的改革，但阿伦森和他们的同事们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州采用的一个办法特别有意思，这就是所谓的拼板教学法。
拼板教学法的核心是要求学生们一起学习，以掌握考试所规定的内容。而这使通过把学生们分成一个一个的合作小组，并让每一个学生只知道一部分的考试知识，也就是拼板中的一块来完成的。在这种体系下，学生们要轮流教授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并帮助其他的学生。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正如谢里夫夏令营中的营员们要联合起来才能完成任务一样,在这里学生们也必须合作而不是竞争。
当在那些刚实行种族融合的课堂中使用这种拼板方法时，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研究表明，与同一所学校中使用传统竞争方法的班级相比，拼板教学法增进了不同种族之间的友谊，并减少了他们之间的偏见。这种方法除了能显著地减少敌意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势。它让少数族裔的学生更加自尊，而且对学校的喜爱程度以及考试成绩都得到了改善。白人学生也获益颇多。他们的自尊心以及对学校的喜爱程度也都提高了，而且他们的考试成绩也不比按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出来的白人学生差。
采用拼板教学法取得这么多的收获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拼板教学法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产生出这种效果来，而我们很久以前就对公立学校取得这种成果不抱任何希望了。阿伦森所做的一个案例研究会使我们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案例与一个美籍墨西哥裔的年轻小男孩卡洛斯的经历有关。在拼板教学里，他第一次对自己有了新的发现。卡洛斯的工作是了解普利策中年的生活经历，然后将他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的队友们。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很快就要参加一场有关这位著名的新闻人一生经历的考试。阿伦森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卡洛斯的英语不太灵光，因为英语并不是他的母语。而且由于过去他将英语时，总会遭到人们的嘲笑，于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学会了在教室里保持沉默。我们甚至可以说卡洛斯和他的老师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了默契。他悄无声息地将自己埋在班级活动的喧嚣中，而且也不会因为答不上来老师的问题而感到无地自容。反过来，他的老师也不会叫他回答问题。她这么做的动机可能非常单纯。她不想羞辱他，或看到其他孩子取笑他。通过忽视卡洛斯的存在，他的老师实际上将他从班里注销了。她暗示说不值得为他费心，至少其他孩子们听到过这种说法。如果老师都不叫卡洛斯回答问题，那一定是因为他笨，可能连卡洛斯自己都这么认为。
很自然，卡洛斯对新的体系感到非常不适应，因为他必须与他的队友讲话。在向他们传播他所学到的知识时，卡洛斯感到非常困难。他说话结结巴巴、犹犹豫豫而且非常紧张。而其他的孩子也不帮他的忙。他们的反应仍源于原有的、过度学习的习惯。当一个孩子，特别是一个他们认为很笨的孩子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时，他们只会嘲笑他，奚落他。“哦，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玛丽责备到，“你这个笨蛋，你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被指派去观察这个小组的学习过程。当她听到这种评价时，她可以打断他们，并给出一些建议：“好吧，如果你愿意你就取笑他好了。”她说，“那对你来说可能很有意思，但对你了解普利策的生活经历没有任何帮助。考试很快就要开始了。”请注意她是如何改变了强化事件的。现在玛丽并不能从羞辱卡洛斯的行为中得到什么，如果她坚持这样做只会让她失去得更多。几天之后，经过几次这样的经历，这些孩子们开始明白，要想学到卡洛斯掌握的那部分知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仔细听他在讲些什么。
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孩子们开始逐渐变成非常好的谈话对象，像晚辈一样虚心。他们不再取笑或忽视卡洛斯，他们学习让他讲出实情，问一些对他来说比较容易、他能大声解释的问题。反过来，卡洛斯也更加放松了，而这使得他的沟通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几个星期之后，孩子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卡洛斯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笨。他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他们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他们更喜欢他了。而卡洛斯开始变得更愿意去上学了，并且认为他的同学们不是小魔头，而是他的朋友。
当我们面对拼板教学法所取得的那种正面成果时，我们往往会对一个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寄予过高的希望。而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问题很少能够通过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例子也不例外。因为仅仅是合作学习过程本身就存在着很多复杂的问题。在我们对拼板教学法或者任何其他的学习方法以及增进好感的方法感到适应之前，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以确定这种方法要采用哪种频率、针对哪种规模、哪种年龄、哪种类型的群体才能发挥出作用。而且如果老师们想要采用这种新的教学方法，那我们还要找出使用这种方法的最佳方式。毕竟，合作学习的方法不仅与大多数老师熟悉的传统的教学方法截然不同，而且这种方法也会对老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因为很多教学任务都交到了学生们的手中。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竞争还是有其重要作用的。因为竞争既是一种能够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宝贵机制，也是一种帮助学生建立自我概念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消除学习环境中的竞争，而是要通过引入各种族学生成功合作的方法，打破课堂中的垄断局面，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尽管有着这么多的限制条件，我还是被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证据所鼓舞。当我和我的学生，或邻居和朋友谈起合作学习的前景时，我自己都能感到一种乐观的情绪正在我的心中升起。长期以来，从公立学校传来的都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不断下降的考试成绩、心力交瘁的老师，节节攀升的犯罪率，当然还有种族之间的冲突。现在我们至少在这一片黑暗之中看到了一线曙光，这真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为什么我们要扯那么远去谈学校种族融合和种族关系的问题呢？这么做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虽然通过接触产生的熟悉感通常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好感，但如果这种接触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那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当不同种族的孩子们被丢进标准的美国课堂所特有的那种不断竞争的残酷环境中时，我们应该会看到双方之间敌意的不断加深，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一点。其次，合作学习方式的成功使我们看到，在建立起好感的过程中，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我们假设合作可以产生好感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合作是否可以通过我心目中认为的一个“严峻考验”：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是否系统地使用合作来博取我们的好感，以使我们答应他们的要求？当合作关系已经自然地存在时，他们是否会想方设法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当这种合作关系很微弱时，他们会不会尽力将它加强？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合作关系不存在时，他们会不会人为地将它制造出来？
结果我们发现，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总想试图建立起我们和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必须“齐心协力”、他们其实是我们的战友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而且大多数是我们所熟悉的。例如那个站在我们这边，和我们一起来“对付”他的老板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好价钱的汽车销售员。但有一个相当特别的例子，当它发生时，我们很少能够将它一眼识别出来。因为在这个例子中，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是诱导嫌疑犯供认罪行的警察。
近年来，法庭对警察与嫌疑犯打交道的行为方式，尤其是获取嫌疑犯口供的方式，做了很多限制性的规定。过去，很多能让嫌疑犯招供的方法现在都不能再使用了，因为害怕法官会因此拒绝受理此案件。不过，法庭却并不认为警察使用一点点心理学的方法有什么不妥。因此在审讯嫌疑犯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多地采用一种所谓“好警察、坏警察”的方法。
所谓“好警察，坏警察”的方法是这样进行的。比如说，一个年轻的抢劫嫌疑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权利，而且他声称自己无罪。于是他被带到一间房间里，由两名警察对他进行审讯。其中一名警察扮演坏警察的角色。这可能是因为他比较合适这个角色，或者仅仅是因为正好轮到他了。嫌疑犯还没有坐稳，坏警察就开始骂他是“狗娘养的”，而且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他一直在大吼大叫。为强调他的观点，他会去踢嫌疑犯的椅子。而且当他看着嫌疑犯时，就像在看一堆垃圾。如果嫌疑犯对他的指控表示异议或是拒绝回答他的问题，他就会火冒三丈。他会发誓说他一定要给这个嫌疑犯判最重的刑。他还说他有朋友在检察院工作，他会让朋友知道这个嫌疑犯极不合作，让检察官对这个案子提出最严厉的起诉。
当坏警察刚开始他的表演时，他的合作伙伴好警察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是慢慢地，好警察就开始加入进来了。最初他只对坏警察说话，劝他别发那么大火。他说：“冷静点，弗兰克，冷静一点。”但坏警察却大叫着说，“不要叫我冷静，他在当面撒谎！我讨厌这中不说实话的杂种！”过了一会儿，好警察居然开始帮这个嫌疑犯说起话来了。“别着急，弗兰克，他还是个孩子呢。”这句话虽说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帮助，但与坏警察的咆哮比起来，简直比音乐还要好听。但坏警察一点也不为所动。“哦，他可不是什么孩子了。他是个流氓，知道吗？小流氓。我还要告诉你，他已经过了18岁了。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这个混蛋送到黑漆漆的监狱里去。”
到了这个时候，好警察开始直接对嫌疑犯说话了。他叫他的名字，向他指出他这个案子里任何一个对他有利的细节。“我告诉你，肯尼，你很走运。因为没有人受伤，而且你也没有带上任何器械。当他们审判你时，这些对你都非常有利。”这个时候如果嫌疑犯仍坚持自己无罪，坏警察会展开新一轮的谩骂和威胁。但这时，好警察会拦住他说：“好了，弗兰克，我想我们都需要来点咖啡，去买几杯回来，怎么样？”并顺手塞给他一些钱。当坏警察离开之后，好警察的戏就开场了：“你看，伙计，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同事就是不喜欢你。他一定会想办法抓住你的，而他的确也能做到，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另外，地方检察官确实会严惩那些不合作的犯人。你恐怕要被判5年的刑，5年哪！但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如果你现在承认你抢了那个地方，那在他回来之前，我就会把你的案子接过来，并且会在检察官面前为你说好话。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我们可以把刑期从5年减到2年，甚至一年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就看你了，肯尼。只要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让你度过这一关。”到了这个时候，嫌疑犯通常会将他的所作所为全部如实招供出来。
“好警察，坏警察”的办法之所以总能奏效，是出于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坏警察的威胁让嫌疑犯很快就产生出长期监禁的恐惧，而在第1章谈及的认知对比原理的作用下，与那个狂暴、恶毒的坏警察相比，这个扮演好警察的审讯员会显得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第二，由于好警察不断地为嫌疑犯说好话，甚至还花自己的钱给他买咖啡，互惠原理产生的压力会使这个嫌疑犯觉得应该还他一个人情。但是，使这个办法非常有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个嫌疑犯感到有人和他站在一起，有人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有人会为了他和他一起努力。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人也会给别人留下极佳的印象，更何况对这个身陷困境的嫌疑犯来说，这种人简直就是他的救星。而从一个救星变成一个值得信赖、可以向他忏悔的神父就仅有一步之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