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交流最有力、最必需的手段。和语言带来的社会变革相比，火车取代马车使社会拉平、趋同并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不同的家庭或氏族会说不同的话[1]，直到许多家庭组成一个部落；然后，人们认识到说相同的话有好处；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一种习惯用语——一般是占主导地位的家庭说的话就压倒了其他家庭说的话。
优势家庭的成员只熟悉或者希望只熟悉父亲说的话，后来才学会了异姓“大人物”的话，那是把它作为时尚或爱好来学的。等到混血完成之后，部落这个新家族里的语言就传播开来并牢牢扎根。起初，部落的语言对大多数人都比较陌生，稍后的语言才成为一种原住民语言——对所有成员都很亲切的语言。于是，所有人都鄙视和排斥外族的习惯用语。语言演化的过程并非到此为止。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刻起，家庭——我指的是自然的、人为的和父权制的，由亲人、奴隶、领养的陌生人组成的家庭——就不仅是原始的社会群体。与家庭并列的、我们应该考虑的一切隐蔽进步的酵母，是群体之外的人和被家庭抛弃的人的重组，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或东奔西杀，或保护自己。在家长制日益严厉的家法之下，这些浪子的人数将不断增加。如果说模仿是货真价实的社会生活，那么即使在最原始的时代，这些生理上的异质成分发生社会意义上的混合也没有困难。从语言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融合将产生一种混合的语言，就像一些海港城镇上混杂的习惯用语一样。不仅在衰落的时期，从社会滥觞之日起，就始终存在宗教的混合和语言的混合。
我接着往下说。后来，部落谋求混合并组成部落联盟时，同样的几个阶段又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重复一次。一种典型的部落语言得到传播，其他语言受到压抑，于是文明就过渡到第一种异质的语言，稍后又过渡到一种城市的母语。再往后，又开始了以同样节奏展开的、一连串新的演变。城市和地区结成了国家，各地的语言就消失了，只剩下其中一门志得意满的语言[2]，这门胜出的语言最后成了民族共同语。和以前的语言一样，民族共同语也是忌妒心强、排斥异己、受风俗约束、传统保守的，和它以前的语言无异。19世纪末的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面对欧洲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情况，难道我们感觉不到一个新时期正在展开的预兆吗？我们狂热地向邻邦借用词汇，我们狂热地教孩子学外语，这就是显著的预兆。新词到处盛行，就像昔日古词吃香一样。一种大踏步走向世界的语言——我说的不是世界语沃拉卜克语[3]，而是英语——正准备成为普世的语言。总有一天，这种语言或另一种语言将把全人类结合成一个社会大家庭，这种语言将成为普世的母语，将成为高雅、普及的语言，同时又是亲切、固化和持久的语言。
在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托克维尔说得好，在一切世袭和约定俗成的贵族社会里，每一个阶级不仅有自己的习惯，还有自己的语言，它说的话是从社会共同语里挑选出来的。它“挑选出一些词语，把它们像财产一样代代传承。共同的习惯用语既是穷人的语言又是富人的语言，既是平民的语言又是贵族的语言，既是学术的语言又是通俗的语言”。我还要补充说，它既是宗教的语言又是世俗的语言，既是仪式性的语言又是日常的语言。与此相反，“人们不再受阶层的限制，而是以平等的身份经常交往时”，也就是说，当时尚模仿的潮流开始公开发挥作用时，“语言里的所有词汇都互相混合，方言土语随之消失。新世界就没有方言土语了”。[4]一种语言凭借时尚可以用两种方式传播。由于征服或由于其文学优势受到承认，邻国的贵族可能会自愿学习它。贵族会带头放弃自己粗野的语言，并激励下层阶级也跟着放弃自己的语言——或者是因为虚荣，或者是出于实用。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暂时未能以上述方式征服邻国的语言，可能会对邻国施加非常理性的影响。虽然未被征服的语言保留了自己母语的习惯用语，但是它们模仿人家的文学，借用人家的语言结构、华丽的辞藻、精湛的表达方式、优美的韵律。这第二种方式是外在的模仿，也就是语言在文学修养上的提升，历史上不乏其例，它常常和第一种方式存在巧合。在西庇阿父子时期的古罗马，年轻的贵族不仅会学古希腊语，而且使自己的母语带上古希腊化的风格。在16世纪的法兰西，贵族首先学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后来又从这两种语言中借用大量的词语。再往上追溯，波斯人可能曾经以这样的方式使周边的语言波斯化，阿拉伯人可能曾经以同样的方式使周边的语言阿拉伯化。
无论是以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方式传播，语言时尚总会走向语言习俗。如上所述，异邦语言成为学习的对象，然后又取代母语的习惯用语，并最终成为母语；进入民族习俗语言的异邦文化不久就成了本民族的文化。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古希腊语的音韵和结构就进入拉丁语，融合成拉丁语的成分，并作为古罗马民族的产品传播开来。
不过，在以上论述中，我把许多变化归因于对异域和当代对象的模仿，其实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优势对象的模仿。实际上，要把这两种接触产生的模仿区分开来，实在是太难了。然而有的时候，前一种接触模仿似乎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尤其是在界线不分明的时期。在黑暗时代，在中世纪初期浩瀚的森林里诞生的罗曼语，就像许多难解的语文密码一样，其速度极快，其朦胧程度是难测的。像老牌的博物学家一样，语言学家匆匆忙忙解释了这种看似神奇的现象，它们用的假说是自发生成的。我承认，我对这样的解释不满意。我想我可以断言，除非我们从另一个理念出发去进行研究，否则这个谜还是一个谜。这个理念是：8世纪末，发明的精神突然转向语言，因为其他一切发明的渠道似乎都已经被堵死，一股时尚的新风开始吹袭，长期把新种子吹向使用拉丁语的欧洲的各个角落甚至是更远的地方，这些新种子到处萌芽，具体的地方则无关紧要。我们有把握说，分崩离析的帝国过去存在的交流突然中断，分解的拉丁语方言各自落地生根，罗曼语就这样在各地诞生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各地的拉丁语同时以同样的程度走向破落了。凡是孤立的地区，拉丁语的变格、变位和句法都开始发生巨变，原有的拉丁语就无法保留下来了。
在这样一个使人眼花缭乱的时期出现这样同步而普遍瓦解的情况，而且是发生在拉丁语这个顽强的、生命力强的语言身上，真的可能使人非常震惊。此外，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从拉丁语这根枯木上生长出来方言和语言，却表现出结构上的同一性，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呢？在奥克语[5]、奥依语[6]、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瓦龙语[7]及其地方变异之间，存在一些“紧密而深刻的相似性”。利特雷[8]为此感到惊叹。一开始他的判断有误，他在其中看到的是某种普遍的必然性。冠词同时在各地兴起，而且必然是由代词ille派生而来的，这是必然的、预先注定的吗？（冠词从代词ille演变而来；完成不定式加拉丁语过去式，与有（avoir）搭配，置于过去分词之前而形成j’ai aimai、ai amat、ho amato、he amado之类的变化；meus被当作新的后缀而构成新的副词chère-ment、cara-men、caramente。以上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吗？）显然，以上灵机一动的思想总是先从一个地方冒出来，而后才向四面八方辐射。不过，除非我们承认有一种与之相关的时尚之潮，否则就无法解释这种辐射的广度[9]和速度。
仅仅因为地域上的分裂、交流的断裂，那是难以说清楚以上现象的，这两种解释只能是假象。与此相反，这个例证最好地说明，那些独特而间歇的潮流正好使我不得不提出一个假设。于是，在16世纪，路德的教义以闻所未闻的速度穿越警界森严的边界，那是由于一个类似的风暴——宗教的风暴。它横扫整个欧洲。只是等到风势减弱之后，它才在各个地方以独特的面貌示人。就像11世纪的罗曼语方言一样，等到各地重新完成了语言分离之后，这些方言才尘埃落定。我们不能说，拉丁语是自己瓦解的。它不是自己瓦解的，就像路德布道时，天主教不是自己瓦解的一样。在以上两例中，需要有出乎意料的新生微生物进入肌体，才能使其瓦解，不能用瓦解来解释瓦解。这个瓦解过程必然走在语法或神学的变化之前，而不能走在其变化之后。这些种子的广泛撒播，需要有一种流行趋势去欢迎外来的新奇事物。
一般情况下，每个社会把自己禁锢在风俗里，却反而使自己向外敞开了欢迎的大门。请比较：那么多人放弃拉丁语，转而使用罗曼语，那一场变革何其快；胜出的语言要超越它固有的习惯地域，那又是何其慢啊！再比较：虏获几个信徒，使之脱离本土的宗教，那是何其快；在纪元初的几个世纪里，天主教使徒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日耳曼和爱尔兰的成功，那又是何其快啊！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的迅速胜利，是多么惊人啊！
这些伟大的革命不能归因于或者不能部分地归因于优势者的威望。拉丁语变成罗曼语的革命，就像犹太教演绎出基督教的革命一样，至少在起初的几百年里，首先是在普通人和被征服的人民的心里兴起和传播的。罗曼语的内在优势也不能说明它为何战胜了拉丁语，但模仿逻辑律在这里却是适用的。罗曼语的胚胎取代拉丁语的时候，逻辑取代律和逻辑积累律无疑发挥了作用，于是这个胚胎才成长成熟起来，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上文做了阐述。不过，人们起初采用萌芽状态的罗曼语的偏好，本身是没有理性可言的。如果说在拉丁语和罗曼语之间无数的逻辑决斗中，罗曼语占有优势，那是因为它乘风而行，有时尚之风作为动力。然而有人试图辩解说，因为拉丁语缺乏冠词、条件式和条件式过去时，所以罗曼语乘虚而入去填补空白。这岂不是说，伟大的古罗马作家得心应手的令人惊叹的工具，对原始地区的殖民者反而是蹩脚的语言！此外，倘若我指的革新仅仅受惠于改良，而拉丁语这种天才的语言又不会与这些改良产生抵牾，所以这些改良只会使拉丁语更加丰富。然而实际上，拉丁语却被这些改良摧毁了，这是因为，催生这些改良的精神同样催生着取代机制。我不认为取代是进步。比如，罗曼语用冠词取代拉丁语里的变格就不是进步。谁也不能说，这样的变革使思想粗糙了，拉丁语变格传达的细腻情感必然要在这场变革中丧失。语言之细腻穿透疏漏头脑的本事真是天下无双，那个变革时期的人绝不是哲理上的糊涂人。他们的头脑非常灵光，甚至为了发明的乐趣而去搞一些不实用的发明，因为人类的想象力不是走这个方向就是走那个方向。我们对古人想象力的丰富表示钦佩！利特雷指责他们由于荒废而失去了拉丁语的钥匙，可是以下这段话又说明，他是自相矛盾的：“每一位语言学家都将认识到，我们的语言在发轫之初是多么细腻，语法区分是多么发达，而现代法语在这些方面又是多么欠缺。我不能不反复重申，把语法的不规范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那真是荒谬至极。”
凡是语言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判断。它适用于雅利安语言的形成过程。我想，上文的一些论述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初步的见解，使我们窥见雅利安语言在史前出现时的一些情况——看到它勇于发明和热情模仿的情况。这种非理性的语言革命需求正是年轻人中最重要的时尚流行热，我们在大学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流行热潮对民族的青春期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语言领域里从风俗到时尚，再从时尚到风俗的转换产生的结果，数量众多，效果明显。对异邦人的模仿和对优势者的模仿结合起来之后，我们总是能看到重大的进步，因为胜出的语言必然在地域上有所扩张，活着的语言数量必然有所减少。不过即使时尚因素单独发挥作用，效果也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和罗马帝国的瓦解比较而言，封建欧洲在语言上的分裂不应该归因于时尚的影响。封建欧洲在语言上的分裂是风俗的过错，因为风俗只能尾随时尚兴起；即使时尚没有给萌芽之中的罗曼语火上浇油，听任拉丁语在各地紧守风俗而自生自灭，拉丁语也会在没有被革命的情况下沿着许多不同的方向演化，那就要产生更加可悲可叹的分崩离析的局面了。
语言是人类交流最有力、最必需的手段。一种大方言淹没几种小方言，一种语言淹没几种方言，将带来重大的社会变革。因此可以说，和语言带来的社会变革相比，火车取代马车，使社会拉平、趋同，并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语言趋同是一切社会趋同的必要条件，因此它也是一切高贵且华美的活动形式的必要条件，因为语言趋同是其他趋同现象的预设前提，同时前者又把后者作为创作的画布。时尚在表层传播的时期是短暂的，但是它足以产生伟大的民族文学（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语言价值的最大化，或者说文学作品能达到的名气，局限在能读懂它们的人数范围内。因此，为了使这些作品的价值和名气上升，承载它们的语言就必须溢出过去的河道——当然还有一个事实：流光溢彩的奖品会刺激天才。不过只说到这里还不够。即使一种语言凭借一连串时髦的语法变异而代代相传却不遵守语言习惯和规则，这种语言也可能被整合而不会被分裂。不过，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仍然喜欢生气勃勃、朝生暮死的表演，喜欢风行一日的大作，喜欢今天鼓掌欢呼、明天就忘得一干二净的作品；他们不会赋予这些作品令人敬畏、天长地久的名气；作品的威名是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因为每代人都会使作品的读者群扩大。“光辉”的文学固然有，“古典”的文学并不存在。经典作家是古代的文学革新者，同时代的人模仿他、钦佩他，后世人追随他，因为他的语言是维持不变的。在他有生之年，他无与伦比的名气归功于他的语言的传播；去世之后，他经久不衰的权威归功于语言习惯的传承使作品固化。
在趋同情况对等的条件下，连串的时尚危机使一些语言革新地位突出，这些革新最容易疏导，却难以被界定。这些革新的特征是简化语法、扩大词汇、朝着清晰而规整的方向前进，当然这些变化对语言的诗意美并不是没有伤害。[10]我们要记住这些特征，它们很快就会以趋同的名目再现。
[1]有些语言学家断言，语言并不是在无数地方和无数家庭中自发地同时涌现出来的。我完全赞同。无论渴望与同伴交流的欲望成为多么自然的事情，这种欲望也不能把语言的发明带到世界各地。此外我要说，这种欲望是在它会说话的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说它不可能在会说话之前产生。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一位有天分的原始人强烈地感受到说话的冲动，语言出现的先兆在他身上发生，出现在一个家庭里。以这个家庭为中心，语言这个有效的发明被迅速传播开来，马上给会说话的家庭带来了大量的好处，于是不会说话的家庭很快就消亡了。从那时起，说话的能力就成了人类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支持赛伊斯等杰出的语言学家，他们反对人类起源的一元说。不过，受到模仿的与其说是语言发明的粗糙产品，不如说是发明人指示新方向的精神。原始家庭的成员首次听见发明人说的话时必然是很激动的，比自己说话还要激动。这一定是萌芽状态的幻想力最喜欢做的事情。赛伊斯说得好：“非常明显，在社会生活的某一个阶段，想通过说话表达意思的倾向一定是难以抗拒的冲动。原始人一定因为能利用刚刚获得的能力而喜不自胜，就像今天的原始人或儿童一样。儿童不断重复他刚刚学会的话而乐此不疲，原始人和刚刚学会说话的人就这样说个不停。”因此，洪荒之初的语言一定多如牛毛。主张人类一元论的人不可能把他们幻想的语言起源一元论追溯到语言演化的源头，而是只能追溯到它的结尾。“现代的人种仅仅是在无数消亡的人种之外幸存下来的少数几个人种而已。对语言的存亡也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这里或那里的某些语言有幸被选中而固化下来并免遭灭顶之灾；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找到一些幸存的片段；大多数语言荡然无存了，就像遥远的地质年代里大量灭绝的动物一样……小普林尼告诉我们，科奇里乌姆（Cocylium）地区有几百种方言。1631年，萨迦德（Sagard）发现，在北美印第安人的休伦人部落里，很难在两个村子里发现相同的语言，甚至在同一个村子里的两个家庭里也难得发现同一种语言。”如果我们记住，原始时代家庭的世仇使彼此有隔阂，这就不奇怪了。以下这段话更加令人吃惊：“在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岛上，一个50人的部落里的方言居然不少于4种。”
[2]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完成得非常快。以下是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弗里德兰德（Lugwig Heinrich Friedlander，1824—1909，德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文化史》三卷。——中译者注）告诉我们：“潘诺尼亚被征服之后不到20年，到帕特库卢斯（Velleius Paterculus）写历史时，拉丁语甚至拉丁文学就以如火如荼之势传遍了一大片蛮荒、野蛮的地区，包括匈牙利，还包括奥地利西部。”
[3]沃拉卜克语（Volapük），德国传教士J. M. 施莱耶尔于1879年发明的一种世界语，在竞争中不敌后来的世界语Esperanto。——中译者注
[4]?Democracy in America, II, 82, Alexis de Tocquevill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enry Reeve,Cambridge, 1863, 2d edition. ——英译者注
[5]奥克语（Langue d’Oc），中世纪法国卢瓦尔河以南地区用语。——中译者注
[6]奥依语（Langue d’Ol），中世纪法国卢瓦尔河以北地区用语。——中译者注
[7]瓦龙语（Walloon），比利时南部及比利时与法国接壤地区的一种语言。——中译者注
[8]利特雷（Paul-Emile Littre，1801—1881），法国语言学家、词典学家、哲学家、翻译家，孔德信徒，所著《法语词典》为不朽名著，另著《实证主义哲学言论集》。——中译者注
[9]思想和时尚辐射之广似乎超越了帝国的范围。我发现的证据是：大致在同一时期，德语和斯洛文尼亚语（Slavonic）的变化，都很像拉丁语转变为罗曼语的变化。库尔诺指出，“根据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德国语言学家，《格林童话》作者，又著《德语史》。——中译者注）和葆朴（Franz Bopp，1791—1867，德国语言学家，历史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中译者注）的研究，构成完成时态的助动词不见于8世纪或9世纪之前的日耳曼诸语言”。除了用模仿来解释这个现象，谁还有本事能把这种巧合说清楚呢？
[10]在罗曼语取代拉丁语的过程中，虽然这些新兴的语言的语法比较精致，语言的诗意美还是由于其分析的特质和结构的简化而得到了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