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Histoire de luxe, II, 340. ——英译者注
[2]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知识分子统治社会、消灭贫穷、以宗教代替理性。——中译者注
[3]巴朗特（Baron de Barante，1782—1866），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倡导用报告文学描述历史，著有《勃艮第历代公爵史》。——中译者注
[4]尼尼微（Ninevite），古亚述帝国首都，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中译者注
[5]孟斐斯（Memphite），古埃及城市，今开罗之南。——中译者注
[6]这种模仿的狂热性，从以下例子可见一斑。1705年，阿尔让松侯爵（Marquis d’Argenson）撰文说，连上流社会贴身男仆都雇有仆人。
[7]伟大的君主（the Grand Monarch），法王路易十四。——中译者注
[8]大革命，即法国大革命（1789 —— 1799）。——中译者注
[9]第一帝国（First Empire），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中译者注
[10]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1768—1835），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1792—1806）。——中译者注
[11]亨利二世（Henry II，1519—1559），法国国王（1547—1559）。——中译者注
[12]Histoire de luxe, III, 440. ——英译者注
[13]詹森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证明，德国存在同样的情况。比如：“在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上……农夫很富裕。他们只穿英国进口的衣服和其他同样高级的衣服。他们的衣裙就像昔日中产阶级和贵族的衣裙一样。”（Die allgemeinen Zust nde des deutschen Volkes bei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p. 312，ninth edition，Freiburg，1883. ——英译者注）。
以上文字是詹森转引波美拉尼亚的历史学家康彻的论述。我们从当时的布道词中了解到，农夫穿丝绸。布克哈特论证，同一时期的意大利也出现了奢侈品向一切阶级下行的趋势。
[14]奢靡之风常常是实用事物赖以传播的工具。布尔多在《动物的驯化》中说，我们驯化最有用的动物，起初是为了给自己提供娱乐，而不是为了得到意料之外的好处。今天，同样的动机引导我们去寻求新的动物。在原始时代，每一种被征服的动物都具有这样的魅力。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鸭和鹅是送给心上人的信物和儿童的礼物。在恺撒时代，不列颠人饲养鸡和鹅是用来当摆设的，而不是用来吃……到16世纪，印度的鸭子与火鸡是贵族圈养的观赏动物，之后它们才落魄到普通鸡的行列，被驱逐到谷仓前的禽畜棚……动物身价下降的趋势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结果。只有富裕的阶级才有钱付出高昂的代价，去冒险做试验。但是有了成功的把握之后，收获就成为普遍的共享了。
如果说高卢贵族在被古罗马人征服之后开始采用古罗马的言语和风俗，那是因为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古罗马的优势。为什么美洲印第安人没有采纳欧洲文明？因为他们太骄傲，不认为自己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美洲黑人习惯于承认白种人的优势，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后也是如此，他们一直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模仿现在的主人甚至昔日的主人的倾向。
[15]阿波利那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约310—390），早期基督教主教，提出基督神人二性，用荷马和品达的诗歌体转述《旧约》，用柏拉图对话体转述《新约》，认为基督没有人的理性灵魂，所以教会判处他受刑罚。——中译者注
[16]亚瑟·扬（Arthur Young，1741—1820），英国作家，著有《法国游记》。——中译者注
[17]我预料会有人反对。有人会说，腓尼基时代地中海的贵族、威尼斯时代的欧洲贵族在模仿异域的衣饰、盔甲和家具时，其走势是从外到里的。他们的看法错了。这两个时代的贵族在强势的民族面前摧眉折腰，古埃及、亚述、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都使他们折服。外国的文学已经先行一步，深入他们之中，其威望令他们臣服。贵族的社会功能就是让所有人钦佩和嫉羡异域的东西，给模仿时尚开辟道路，用以取代对风俗的模仿。
[18]还有一例：在西庇阿父子（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前211；Scipio Aemilianus Scipio，前185—前129，古罗马将军，扩张，从政。——中译者注）执政期间，古希腊的思想、语言和文明是通过古罗马贵族输入古罗马的。
[19]有时甚至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征服者模仿被征服者，借用其习惯、法律和语言。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后被拉丁化了，他们不得不改用罗曼语。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征服俄罗斯的瓦兰吉人等都遭遇了同样的下场。征服者之所以向被征服者学习，是因为征服者觉得被征服者占有社会优势。这种优越性越真实，越会受到充分的赞赏，被征服者在征服者身上的影响就越能真实地反映出来。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比征服者威廉王有更多优势，所以这两个文明产生了融合，尤其是语言上的融合，而不是撒克逊文明战胜了诺曼文明。我们还知道，征服英格兰的高卢-罗马贵族代代相传，继续占据领导地位。
[20]巴特认为，印度的婆罗门是一切宗教革新之首，是印度一切变革的源头。
[21]佩里托（Pelitot）神父说，因纽特人中的男人早晚都祈祷，女人则不会早晚祈祷。我们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女人祈祷比男人频繁。在这一点上，《科学评论》（1888年11月27日）说得对：“在一切原始民族中，宗教是男人的职能，就像打仗和狩猎是他们的职能一样。”由此大概可以推论：如果说宗教在妇女的心灵和习惯里保持的时间更加长久，那是因为她们的宗教信仰最初是从贵族和主人那里学到的。这是文明模仿律的又一个例证。
[22]沃盖（Melchoir de Vogüé）先生问：“被穆斯林黑人追捕的拜物教黑人，为何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迫害者的伊斯兰教呢？”其实这就是对地位优越者的模仿。不过这样的高位人必须要靠得近，他们的优势不能太大，不能使人敬而远之到不敢模仿。基督教在黑人中难以传播，其原因就在这里。与此相反，伊斯兰教征服黑人之快，就像当初穆罕默德征服现代民族一样。
[23]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以如椽之笔证明：“人越来越平等，新闻的影响必然随之延伸。”
[24]比利牛斯山在欧洲西南部，从8世纪到15世纪，伊斯兰文化在此渗入欧洲，与基督教文化交融，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译者注
[25]吕谢尔（Achille Luchaire，1846—1908），法国历史学家，法国卡佩王朝和中世纪研究的权威。——中译者注
[26]罗沙（Wilhelm G. F. Roscher，1817—1894），德国政治经济学家。——中译者注
[27]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早年追随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要著作论述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和中世纪村社历史。——中译者注
[28]见Histoire générale of Lavisse and Rambaud, II, 431 and following。
[29]乍一看，从上到下的模仿律似乎不适合用于讨论基督教传播的情况，因为它起初是在下层阶级中传播的。不过，它在下层阶级中的传播意义不大，直到后来赢得了上层阶级甚至是帝王宫廷的欢迎，情况才有改观。然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基督教的传播开始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后来才到达乡间并进入最底层的农夫家庭。在《法兰克王朝》（Monarchie franque）中，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提请读者注意基督教在都市里的传播。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和现代社会主义一样，是从都市开始的（Monarchie franque,p.517）。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约62—约113。——中译者注）在给古罗马皇帝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98—117年在位。——中译者注）的信里说过：“这个像传染病一样的罪恶不仅在城市里传播，而且在小镇和乡村里传播。”
[30]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又称安茹王室或安茹王朝，1154—1485年统治英格兰。——中译者注
[31]就像其他修辞术一样，布道词继承了过去的时尚，其变化多样弥补了教义的相对不变性。模仿律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当经院哲学进入索邦神学院时，巴黎的神父带头，省城的神父跟上，最后是乡间所有的神父效仿，大家都爱用固定的程式布道。这种干巴巴的、令人生厌的布道方式何以能站稳脚跟，我们要熟知当时的模仿潮流的普通的力量，才能明白道理何在。后来，在路易十四豪华的宫廷里，布道人成了朝臣和俗人，他们调整社会的一般语言，使之适合基督降临节、四旬斋等场合的布道词。以后，这种修正后的布道词逐渐从宫廷传遍首都，从首都传到大中小城市。不过在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作家，以针砭时弊、批评世道人心见长，著有《品格论》。——中译者注）写作时，这个习俗才刚刚开始传播开来，从以下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经院哲学终于被赶出了大城市的布道坛，转移到了小镇和村庄，去拯救劳工和酿酒工的灵魂。”
[32]佩剑贵族（the nobility of the sword），由于服务皇家的军功而被授勋。——中译者注
[33]穿袍贵族（the nobility of the gown），指资产阶级，由于其司法功绩而被授勋，这里所谓的“袍”是法官穿的法袍。——中译者注
[34]政治狂热像酗酒一样，滥觞于上层阶级的特权。几百年前，政治狂热在贵族和文人之中蔓延；相反，平民甚至中下层阶级倒比较冷漠。到19世纪末，上层阶级和受过教育的人往往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即或谈到政治，他们也相当温和谨慎。在时髦的社交场合，这一类问题仅仅是偶尔出现，并且以闲聊的方式出现。从这一类问题在描绘“社交”的刊物中不起眼的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过，对这类危险问题的激情在上层消退之后，却开始下移，一个阶级接一个阶级地向下移。总有一天，政治狂热和酗酒的结合将要把大众的愚蠢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当然，我不想把宗教信仰甚至迷信或习俗与上述异常联系在一起。我想指出对大众信仰的一种解释：远古的时候，在宗教的滥觞期，宗教总是少数贵人专有的奢侈品，以后它才逐渐成为平民普及而通俗的信仰。
所幸的是，政治热情并非唯一这样传播的事物；爱国主义情怀也同时传播开来。爱国主义情怀首先在贵族阶层兴起，然后才逐渐通过模仿而一步步向下传播，先传到中等阶级中，最后才传到平民百姓中。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民主派的历史学家佩伦斯（Perrens）。他说：“百年战争之后，爱国主义情怀才普及开来，不过它已经在绅士中间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2世纪，因爱国主义激励的诗歌就已经出现。从那时起，《甜蜜的法兰西》（Douce France）就成为骑士文学喜爱表现的主题。普瓦捷灾难［1356年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普瓦捷（Poitiers）战役，法军在此地遭受重创。——中译者注]之后，爱国热情就在中等阶级和普通百姓中爆发了。”
[35]我已经说明，亚得里亚海以西的古罗马各省（意大利、西西里、西班牙、高卢、日耳曼等）都比较容易拉丁化，他们不得不采纳古罗马的法律、语言和风俗。东边的情况与此相反，即使古希腊被征服之后，古希腊人的语言和文明还是岿然不动，而且在继续传播。这是因为，被古罗马人征服的西部人承认古罗马的优越性，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日耳曼人等都承认古罗马人的优越性。与此相反，即使在垮台之后，古希腊人也不承认自己比台伯河畔的原始人落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思想优越的豪情。与此相似，稍后被征服的高卢-罗马人也拒绝与日耳曼人同化。每当普通人升迁至掌权的地位，并开始模仿倒台的贵族的举止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因为他们一直认为，生活精美的权杖就掌握在这些贵族手中。古罗马、君士坦丁堡和雅典的威望反而因为崩溃被放大了。
显然，古罗马的外部历史可以用从上到下的模仿律来解释。对它的内部历史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古罗马平民提高自己的地位，就是靠模仿贵族的风俗习惯和特权，起初就是靠模仿贵族的婚姻。
[36]突雷尼语族（Turanians），一个假定的语族，包括除了操印欧语和闪含语的大多数亚洲民族，主要指使用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民族。——中译者注
[37]世袭贵族制的念头兴起时，掌握当时非常简单的军事机器和方法要求的身体条件和道德品质很容易通过适当的训练而培养出来，也容易通过遗传而得到传播，比现代社会里复杂的技能容易传播得多。
[38]应召显贵（Notables），法王召集参加紧急会议的知名人士。——中译者注
[39]拉美西斯（Rameses the Great，——前1318），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一世，古埃及第十九王朝创建人。——中译者注
[40]自此，在历史上的一切地方和一切时刻，优势阶级比劣势阶级在混血、复杂和非自然的程度上都要高。在现在的埃及，农夫还是和古代的埃及人一样，而主人却已经远离古代那种类型的主人。阶级的地位越高，它的婚姻市场就越大。在古代法兰西贵族的阶梯上，越往上看，婚姻的范围就越宽广。皇家高居榜首，它的婚姻范围涵盖整个欧洲。
[41]见Vie des sociétés，p. 159。
[42]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法兰克王国王朝（486—751）。——中译者注
[43]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法兰克王国王朝（751—843）。——中译者注
[44]奎尔希法规（capitulary of Kiersy），加洛林王朝皇帝“秃头查理”颁布的法令。——中译者注
[45]请不要把这个解答封建问题的尝试和关于贵族起源的假设混为一谈。有人问，法兰克王朝的贵族从生理上来说是否起源于国王的卫队？格拉松先生否定了这个猜想，他的见解显然是有道理的，贵族诞生（生命意义上的诞生）于皇家的朝臣，当他们的职能成为父传子的职能后，贵族就兴起了。这个判断并不排斥这样一个事实：得到世袭权力之后，他们一定也想到了国王的卫队，也想拥有自己的卫队。
[46]Historie du droit e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II，482. E. Glasson, Paris, 1888. ——英译者注
[47]Historie du droit e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II，483。 ——英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