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公平”当幌子
再征收税款使我的财产税增加了40%，而我的邻居却安然无恙地避过了这次增税。这使我对这种不公平做法做了一些考虑不周的评论。我的邻居说：“没错，是不公平。很显然，在过去15年，你一直没有付够你应付的那一份。你应该捐上一大笔款子，对市财政进行补偿！”
税收负担是否应该和财产价值挂钩呢？先把这个大难题放在一边，我必须赞成邻居的观点。现实中没有什么是完全公平的，也没有什么变化是完全不公平的。暂且称之为老祖父谬误吧，这是一种关于公平的修辞学上的花招，意思是享有一些特权，使自己免受新的法律的限制，就像我报的低税额，或者说像一个工会会员所受到的保护，这种保护使之免受国外竞争的威胁。甚至从一开始，这些特权就是不公平的，然而就是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所以它们仍然被看成是一种道义上的权利。但是，这也是惰性的秘诀，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有任何人试图从源头上纠正一种现存的不公平现象，最终都会被攻击为对其自身权利的不公平。根据这种老祖父谬误，我的税额永远不能提高，工会工人的工资永远不能降低。
道义问题在游戏场上总是表现得最清楚的。如果有个恶棍在学校欺凌弱小，勒索同学的午餐钱，被抓住后，被命令改过自新，我们不会认为剥夺了他传统的收入来源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没有任何人，甚至是这个恶棍自己的老祖父，会支持这种发生在学校的老祖父谬误式的行为。
同时，也没有任何人会这样认为：这个恶棍是被误导了，以为允许他永远统治这个学校，于是，他就把自己训练得非常具有威胁性；如果他知道他的统治将会发生改变，他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友善一些，因此，他就不必受到谴责，不必去赔偿他的受害者。但是，如果这个恶棍的事不是发生在校园，而是发生在一个工厂，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有选举权，那么，政治家们就会卑躬屈膝地跑来，像老祖父一样地溺爱他了。
我要提倡的是一种零基数预算法，这也是公平的另一种说法。零基数预算法是一种公司管理方法，它要求公司的每个部门每年从一开始就为其所有开销提出正当理由。而传统上，与零基数预算法相对的一种管理方法是，认为每个部门都会有一个和上一年非常类似的预算。就像那种老祖父谬误一样，传统的预算法把现实当作一个自然的起点。
采用这种零基数的方法做到公平，意味着认清一项政策制定得是否公平，并不是根据这项政策是改善了一个人的前途，还是毁了一个人的前途，而是要根据它是否与某个绝对的道义标准相一致。我们也许对那个绝对的道义标准是什么样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这种解决分歧的尝试比起一贯认为“我有权享受农业补贴，因为它从我可以记事起就有了”这种态度要更有教育意义。那么，如果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损害了最需要这种制度的人的利益，这样做公平吗？这个问题问得不对。公平的概念牵涉的不是变革救济金的问题，而是救济金水平的问题。传统的行事方法会使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福利救济金是应该增长还是下降？而零基数的方法要求我们直接转到这样的问题：福利救济金的合理水平应该是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一个数字，而不是像“少一些”或者“多一些”这样的词。
福利救济金的合理水平应该是多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所有对福利救济金的削减行为都遭到指责，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那也就是认为这个关键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问。如果对所有的削减行为都持一种自发的反对态度，那也就意味着要维持现状，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它是现状。
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是说因为某事是好事，所以它应该多多益善。其实正确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某个事物很好，我们应该拥有很多（当然，除非它很昂贵），但是“很多”并不是说多多益善。无论你喜爱的东西多么称心如意，太多了也会受不了的。
因此，如果有人对你说，政府应该在福利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或者在艾滋病研究方面、学生贷款方面、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等），这里我给你提供一种检测方法，就像石蕊实验一样，可以测定他是否已经沦为老祖父谬误的受害者：问问他，政府现在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多少资金？如果他不知道目前的资金投入水平，他又怎么可能知道是投入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呢？
在处理像租金管制、失业救济金以及反托拉斯政策等多种多样的问题方面，常常缺乏一种零基数推理法，留下了一个知识的真空，于是，像老祖父谬误这样的东西就会冲进来填补这个真空。纽约的政客们讨论过“逐步取消”租金管制的问题，这样一来，房客们就能够逐步自我调整，来适应市场规律。但是，如果租金管制已经首先使房客得到了不公平的利益，那么，让管制继续存在就毫无公平可言了。如果公平是问题的要点，那么，这种租金管制制度就应该被毫不犹豫、毫不拖延地废除，而且即使到那时，房客们也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我们不会再跟在他们后面要账了。实际上，他们拖欠租金的原因是不同的，或者是因为市场价格的公平问题，或者是他们的真实收入问题。逐步取消租金管制，就好像是想要惩罚一个偷车贼，惩罚的方法是：让他开着偷来的车，每天少跑几英里！
逐步取消的鼓吹者们也许会回答说，他们的动机不是公平，而是实用主义，即一种对政治可行性的判断。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关于公平和实用主义的讨论经常被老祖父谬误搞乱。就拿失业救济金问题来举例吧。人们总是说要公平就要提高救济金的水平，而实用主义者就会给这些救济金设一个上限，对于这些说法，我已经听腻了。但事实却几乎是相反的：实用主义正是我们首先获得高额救济金的原因，实用主义是对政治压力的一种妥协和投降。布什一次次地提高救济金的水平，可以算是一个美国现代政治上最佳的投降主义者。完全取消救济金将会是实用主义和公平之间的一种妥协行为；而纯粹的公平要求就更多了，它甚至会要求那些当别人在工作，而他们在吃白饭的人做出赔偿来。
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老祖父谬误甚至影响到了反托拉斯法律领域，当时，有一些公司的合并计划被禁止了，因为它们的合并可能引起价格上涨（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另一些公司的合并计划被禁止却是因为它们的合并可能引起价格下跌（损害了竞争者的利益）。总体上看，反托拉斯法的基本原理就是：不允许改变任何价格；取而代之的，是要市场停止活动，服从现状。原因是现状就是现状。这就是老祖父谬误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