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比邪恶更有益，因为它更令人愉快。
——潘西·约卡姆（Pansy Yokum）
我们如何辨别是非、区分善恶呢？有时候很容易判断：肆意谋杀一定是邪恶的。有时候就很难，至少颇有争议：堕胎是邪恶的吗？死刑、发表种族歧视性的言论或者投票给美国共和党，这些是邪恶的吗？你或许会觉得某些答案显而易见，但你身边肯定有人跟你意见相左。
在这儿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道德哲学——它提供了一种评判标准，可以使人们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哲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在探求一种终极道德理论，但我怀疑他们都误入歧途了，做了些无用的努力。和其他任何与我们有关的事物一样，我们在道德方面的本能只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东西；很显然，由超智慧的猫咪组成的社会中的道德预期，必然和由我们这些超智慧的猿猴组成的真实社会里的道德预期标准完全不一样。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寻求那个唯一正确的终极道德理论跟寻求唯一完美的终极消化系统一样，都是徒劳无益的。
道德不过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对它置之不理。事实上，我们所关注的一切事物几乎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例如，绿色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你家草坪上的草和你圣诞节穿的毛衣上的羊毛反射出的光完全不同；只是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把这两种模式解读成了“同样的颜色”。如果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演变成了不同于今天的样子，那么或许你家草坪的颜色看起来就和消防车的颜色一样，而你的毛衣或许就会跟鸡蛋黄的颜色一样。然后，我们会分别给那些颜色命名，但这些颜色中绝对没有哪一个会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绿色”。
关于这一点，时间——或者最起码时间和空间之间的严格区别——也不过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经邀请他的学生们一起想出一种可以将“宽度”和“深度”感知得完全不同的生物。只不过这种生物不能够理解对你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即宽度和深度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事实，只是观点上的差异。当提及时间和空间时，你我也会像这个生物一样。有一个事实我们一直视若无睹，那就是时间和空间两者的区别也只不过是人们在观点上的差异而已（还有一个事实：时间和空间可以通过极速运转而部分互换，就像宽度和深度可以通过绕着某个物体行走，然后半道转弯而发生转换一样）。时间就是人类大脑的产物。
颜色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棕色和紫色染发剂之间的区别漠不关心。时间也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聚餐时迟到。道德也一样，也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你的邻居当成练习打靶的对象。
我在这里真正想要表达的是，道德真理无法超越人类经验而存在于某些抽象的范围内。很有可能，我们顶多能够从书架上翻出某些道德哲学理论，然后试着用它们来安慰自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总是会去寻找一些十分简单且内部一致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得符合我们最强大的道德本能，即认为人们总是可以把幼儿的耳朵切下来的哲学理论就是一种糟糕的哲学。
现有的哲学可以粗略地分成两种：结果主义哲学按行为产生的结果来评判行为，而道义论哲学按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来判断是非。
如果这样讲太过抽象的话，这儿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面容憔悴、心烦意乱的女人从你身边跑过躲进了胡同里。两分钟后，一个看起来气得发狂的男人带着斧头向你问话：“她往哪个方向跑了？”撒谎是不是正确的？极端道义论哲学认为撒谎是错误的，这没什么好讨论的。而结果主义哲学会允许你为撒谎而感到高兴，因为你这样做就会挽救一个女人的性命。
不过，并非每个道义论哲学家都认为撒谎总是错误的，但每个道义论哲学家（按照定义）都会相信某些事情总是错误的。道义论哲学的观点我无法苟同，这是因为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总是错误的。我会很愉快地把幼儿的耳朵切下来，以便为他根治疟疾。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在大街上边走边拿着机关枪随意向四周扫射是不对的。为什么说它不正确呢？道义论哲学家会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对，因为它属于在他人非自愿的情况下侵犯他人身体。有时候你会听到这一类原则以口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做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别在我背上就行”。
但是，如果把这当成行为指南却完全行不通。从字面上来看，它是一种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方法。“别在我背上”的确切界限是什么？比如，你在窗口放一盏100瓦的台灯，每秒它会向路过的陌生人身上发射一亿个的光子。这样你不仅仅作用在人家背上，你还作用在了他的其他器官上。
我们都一致认为开台灯是可以接受的，而连续谋杀则不可以。但我们要怎样才能在那片广袤的灰色区域中清楚地划出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呢？[1]
道义论哲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就是结果主义哲学：只要结果是好的，撒谎就是对的；而只要结果有害，撒谎就是错误的。让光子射过其他人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光子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让子弹射向其他人的身体通常很不妥，因为结果很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