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的张阿姨是某大型国企的保洁员，去年夏天，由于身体原因，张阿姨想申请提前退休。然而，公司总部刚搬到新的办公场所，保洁员正缺人手。人事经理找到她，希望张阿姨能到总部，以退休返聘的方式再干两年。考虑到家中经济困难，张阿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然而，就在来总部工作半年之后，去年年底，张阿姨突然接到通知：公司要求她即刻退休，不再返聘！
张阿姨感到五雷轰顶，这算什么呀，我当初就是因为退休返聘才选择留下来的。这么大的企业，怎么对员工出尔反尔呢？不过，既然上面决意已定，想改变也不可能了。于是，她要求公司提供补偿。人事经理对张阿姨说：我们领导已经商量过了，如果你答应退休，可获得去年一整年的年终奖；若不答应则做离职处理，只能拿两个月的工资补偿。两条路，你选一条。
退休显然是明智之选，可区区几千元的年终奖怎么够呢？在张阿姨看来，年终奖是她劳动一年的应得报酬，根本不算补偿。但公司却不肯让步，商量无果，她决定去找总经理。次日早晨九点，张阿姨就给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电话那头始终没人接。在电梯厅等候，总经理还是迟迟未出现。最后，张阿姨决定在食堂里守着，终于在吃午饭时与总经理见了一面。陈述了一番详情之后，对方当场拍板：我去落实。
然而，一个月过去，张阿姨依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于是她又去找总经理，可是这回等着她的，则是一群全副武装的保安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张阿姨悻悻而去。这回，她直接把一封投诉信寄往了集团总部。没过几天，人事经理打来电话，语气颇为强硬：你要解决问题，可申请仲裁。
接下来的一个月，张阿姨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搜集证据，准备资料上面，好不容易折腾完了，终于等来了一纸仲裁通知。万万没想到，公司接到通知后，竟然拒绝调解，耍流氓也不是这样的！气愤之余，张阿姨在个人微博上写下长文，把公司上上下下都骂了个遍，一时间传的沸沸扬扬。
这则故事是一位前同事告诉我的，他们挺同情张阿姨，也都对国企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不少在国企工作过的人，对这一幕都司空见惯。劳资纠纷，在基层员工与大公司之间经常发生。通过这则故事，我想到了博弈论里的一个经典实验：独裁者实验。
一、什么是独裁者实验
想象一下你和张三走在田间小路上，不远处地面上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引起了你们注意。你们走过去一看，哇塞，是个皮夹。张三打开皮夹，里面总共有一万元现金！
该怎么办呢，交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在几十公里开外呢。于是你们想分掉这笔钱，怎么分？是五五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张三犹豫了片刻，对你说道：给你一张百元大钞，其余的都归我。不答应？可以，那我们就把这个皮夹交给警察叔叔吧。
这就是著名的独裁者实验，它讲的是，当一笔钱摆在两个人面前时，在充分理性的前提下，人们会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分配。至于如何分配，则完全看分配者的心情。他可以把钱分一半给对方，也可以给别人一个零头，自己拿走绝大部分。从理性的角度，无论怎样的方案对方都得接受，否则他就连一分钱也拿不到。
在前面提到的小故事里，张阿姨与公司之间的博弈就带有独裁者实验的色彩。然而，经济学家后来又做了个实验，推翻了独裁者实验的结论。
他们在全球多个国家，邀请几十位志愿者参与了实验，实验中，他们把钱摆在两人面前，要求他们根据需要任意分配，如果分配无法达成共识，则谁也得不到钱。结果出人意料，人们大多选择了四六开或五五开的方案。即便这些志愿者来自贫穷国家，分配金额达到了他们几个月的工资水平，这些人依然采用了较为公平的分配比例！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理性人不应该很自私吗？学者们给出的答案是：人们内心有一种强调公平感的机制在起作用。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在面临分配问题时，都会产生公平感。这种公平感能起到自律的作用，促使双方进行合作。
诞生于二十世纪的行为经济学，正逐渐推翻古典经济学里有关“人是彻底自私的动物”的假设。那么，独裁者实验的结论已经不可信了吗？那也未必。
二、弗农·史密斯的实验
弗农·史密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位仁兄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经济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实验经济学。顾名思义，实验经济学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经济学领域。提倡一切经济学理论均需从试验中找到证据。
弗农·史密斯教授
弗农·史密斯做了一个新的独裁者实验。具体地说，这个实验由两部分人组成。第一组被安排面对面分配，给他们10美元，结果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实验一样，提出分配的人，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分配方案。比如给自己六元或七元，给对方四元或三元。但几乎没有人提出给自己留九元，对方拿一元的分配方案。古典博弈理论关于利益最大化假设仍旧不成立。
但第二组实验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回，两个人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里，互不见面，以此来决定分配方案。结果我们发现惊人的一幕。大多数人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即拿走十元钱的绝大部分比例，甚至统统拿走，一分钱也不留给对方！
这个实验又把我们带回到了人性的拷问上，人们在何种情况下会变得更加自私呢？弗农·史密斯的实验告诉我们，当两个人完全不见面的时候，就会成为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但为何见了面就愿意公平分配呢？因为面对面是一种相互监督，每个人都把自己置于对方的压力下。
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古代社会，统治者把国家财政收入堂而皇之的占为己有，却不给民众一分一厘。因为民众根本见不着他，他与百姓之间隔着重重宫墙。百姓的怨言他既听不见，也不乐意听见。九十年代国企改制，一些国企干部侵吞国家财产，工人大批下岗，却得不到半点补偿。工人申诉无门，只能到政府部门上访，有人甚至拦下市委领导的专车，请求为自己讨个公道。基层员工之所以三番五次找大领导“伸冤”，就是想以这种面对面的方式给对方施压，让领导作出相应的承诺。
三、市场中的“独裁者”
独裁者实验在买卖市场上也随处可见。
我们在旅游景区就餐，发现那里的饭菜特别贵，服务态度也很恶劣。记得有一年旅游旺季，媒体曝光了海南的一些天价餐馆，一盘普通的番茄炒蛋能卖到一百多元，一顿四菜一汤达近千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餐饮店的老板知道，顾客来过一次，下次再也不会来了。
虚抬价格的情况在某些行业非常普遍，比如机械手表维修，维修店店主很清楚，有钱的客人不太修表，最多只修一次，所以会借机狠赚一笔。反正你不会修第二次，我也不怕被你骂。
十年前还没有网约车，在上海的周边地区，黑车非常猖獗。我读大学时和朋友去苏州玩，到晚上八点钟已经买不到返沪的火车票了。于是我们只好找黑车，最终，有辆面包车答应把我们送回上海，前提是每人出价300元！
所谓的“一锤子买卖”，就是一种市场上的独裁者实验。要抵制一锤子买卖，就得让所谓的“单次博弈”变成“重复博弈”。
在单次博弈下，卖方就会追求一次性的利益最大化，而不会考虑长远。但重复博弈就不同，由于顾客下次会再来，卖方就会寻求与对方建立合作关系。
重复博弈是实现社会合作的关键，你一定听说过囚徒困境，警察抓到两个小偷，如果双方拒不认罪，则两人各关押三个月；如果一方认罪并指证对方，而对方拒不认罪，则认罪方当场释放，被指证的人牢底坐穿。结果你猜怎么着？双方统统认罪，一起坐了五年大牢，这就是囚徒困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两个小偷不可能有第二次合作，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们都选择认罪，却没料到对方和自己想的一样。
囚徒困境的博弈矩阵
但如果两小偷出狱后还打算接着干一票呢？有了这个前提，出卖同伙就显得不明智了。两个人也许会事先商量好，万一被警察抓了，大家拒不认罪，出来了还是兄弟。
四、如何破除一锤子买卖
单次博弈往往会导致信息不对称。而价格透明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上海有一条街，叫做七浦路。上海人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做cheap路。为什么叫cheap路呢？因为在过去，这条街的商品以廉价著称。七浦路上所贩卖的，是各种服装品牌的山寨货。
上海市七浦路
虽然是山寨货，但七浦路的生意异常火爆，除了不少外地游客，上海本地的大姨大妈们也热衷于此。是她们特别喜欢七浦路上卖的衣服吗？不见得，因为大姨大妈们有个特殊的癖好——爱砍价。
只要跟着大姨大妈们买东西，你绝对不怕被商家宰客。因为她们总能把价格砍到你难以想象的程度。大姨大妈们的砍价能力是怎么修炼出来的呢？一句话：货比三家。
在七浦路这样的市场，商品的真实价值会因为激烈的竞争被透明化，一旦你觉得谁的价格高了，只需一个转身，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对方马上会拦住你说：阿姨别急，价钱好商量。
因为七浦路上的摊贩是聚在一起的，消费者可通过不同的商家打听价格，在这个例子中，消费者等于和不同的商家开展了重复博弈。重复博弈，能够消除信息上的不对称。
你也许会说，七浦路上都是小商贩啊。那么对于大品牌呢？如果他们要宰客，会不会出现“独裁者实验”里的一锤子买卖呢？回答是：大品牌也需要和消费者重复博弈，而它们主要靠的方式就是——声誉。
五、成也声誉，败也声誉
什么是声誉？2016年我去西班牙旅游，刚走出机场，饥肠辘辘，满大街的餐馆香气扑鼻，去哪家吃呢？好像每一家都很诱人，可我不懂西班牙文，点菜也不会点，这下怎么办呢？此时，一个金灿灿的M出现在我面前，我二话没说就走了进去。因为这家店的名字叫做——麦当劳。
什么是品牌？品牌是让你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发现有个熟人。在国外遇见麦当劳，给了我一见如故的感觉。
品牌建设，就是让企业成为消费者的熟人，熟人代表了信任。大家信任你，才选择买你的东西。品牌能提高重复博弈的概率，就像麦当劳，我在西班牙吃的第一顿午饭就在麦当劳，不是麦当劳的汉堡特别好吃，只因为我熟悉它的味道，即便不懂西班牙文，我也能轻而易举地向店员指出我需要巨无霸和奶昔，而对方对这一切也心领神会。
位于马德里的某麦当劳餐馆
声誉让麦当劳不敢随便宰客，它不可能把汉堡卖到100欧元一个，然后宣布你们爱买不买。同样，宝马也不会在自己的车子上偷工减料，然后告诉消费者这就是你们要的宝马。品牌影响力对这些企业与其说是收益来源，不如说是一种无形的监督。
声誉的作用无处不在，在商业世界，它能为企业吸引到消费者。而在其他领域，声誉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明星，声誉意味着流量。对于政治家，声誉意味着选票。前面说过，声誉就是把自己变成大家的熟人，唯有熟人才能建立信任。和熟人打交道会让你放心，可一旦熟人欺骗了你，他可能会失去所有熟人。
六、为何波叔的人设崩塌的那么快？
我们身边很容易找到类似的例子，如果一座小学有两个老师发生婚外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当事人会双双辞职，从此从大家的视野里消失。因为在这个狭小的熟人圈里，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两个人从此会抬不起头来。
明星的婚外情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近吴秀波的事闹得很大，国民大叔人设崩塌，个人演艺生涯遭受重创。其实作为理性的观众，你不妨仔细想想，波叔私底下和哪些女人有染，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吗？只要波叔的私生活不影响到他的演技，我们又何如此较真呢？
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明星之所以是明星，除了演技和相貌，还有他们的熟人圈——一个庞大的粉丝群。明星的形象是一份公共资产，受到全体粉丝的监督。波叔乱搞女人，作为观众，你会觉得那与我们无关吗？显然不会，在你看来，波叔对所有人都做出了缺德的行为，你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行为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光环效应。什么是光环效应？就是你接受了某人的优点，会下意识地觉得他在其他方面也出色。如果你面试一个小伙子，对方英俊潇洒，口齿伶俐，你会相信他的工作能力也很棒。如果张三从小读书很优秀，现在他打算开餐厅，你也会觉得，张三那么聪明的人，开餐厅肯定稳赚。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光环效应在明星与政客身上体现地最明显。一个演员一旦成名，我们就认为他样样都好，否则怎么能当上明星呢？由于光环效应，明星的私生活和他的公众形象被绑在了一起。
因为光环效应，明星成了我们的“熟人”，这个熟人不是指关系上的熟悉，而是说他在我们心中植入了一个认知锚点，很难再改变。好比企业品牌，一旦你对它形成了良好的印象，就等于建立了一套重复博弈机制。
还记得之前那个弗农·史密斯版本的独裁者实验吗？当大家面对面的时候，会激发彼此内心的公平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声誉来实现与陌生人的“面对面”。面对面就是把自己交给别人，让自己生活在对方的视野里，一举一动都接受对方的监督。唯有面对面，重复博弈才会成为可能。
品牌也好，形象也罢，面对面让重复博弈的次数增加，人与人的信任感也会越深，从而降低了“独裁者实验”的概率。不过，凡事皆有代价。互联网把我们的熟人圈子越扩越大，重复博弈的次数越多，我们就越是输不起。名声，既是从企业到个人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也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
成名有风险，风流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