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希望得到的越来越多
在第三种驱动力这个看似是非颠倒的世界里，奖励经常会让我们所鼓励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但是这么说还不够全面，如果使用不当，外部激励因素还会在无意中产生其他反效果：它会让我们不希望得到的越来越多。在这个问题上，企业的做法又一次与科学相悖。科学告诉我们，胡萝卜加大棒可能会引发恶习、导致瘾嗜、滋生短视思维等。
● 引发不道德的行为
什么会比有目标更有价值呢？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老师、教练、家长会建议我们设立目标，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目标努力，这是有道理的。目标确实很有用，很多学术文献证明，目标可以让我们不去关注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更加努力、工作时间更长、取得更多成就。
但哈佛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艾勒管理学院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群学者，对这一包治百病的良方提出了质疑。他们写道：“不应把目标当作便利的非处方药，而应该有选择性地设定目标，把目标当作需要监督指导的处方药。”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或者是希望具有某种能力的目标通常都是健康的，但是他人强加的目标，如销售目标、季度收益、标准化测试分数等，经常会产生危险的副作用。
和所有的外在激励因素一样，目标也会让我们关注的范围变窄，但同时，这也是它有效的原因之一：能让我们集中注意力。但正如我们所见，狭窄的关注面也有其代价。对于复杂的思维型工作，提供奖励可能会屏蔽创新型解决方案所必需的广泛思考。与之类似，如果外部目标的重要性至高无上，那么它就可能会在更广的维度上限制我们的视野，其中短期、可测量、会带来大笔奖金的目标尤为如此。正如上述商学院教授所说：“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设立目标除了可能带来具有建设性的努力，也可能引起不道德的行为。”研究人员称，此类例证数不胜数。
西尔斯公司给它的汽车维修工强加了销售份额，结果导致维修工多收客户的钱，进行不必要的修理；安然公司设立了很高的营业额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不计后果的竞争成为这家公司轰然崩塌的催化剂；福特公司一心一意要在某个日期之前生产出某个重量、某个售价的车型，因此忽略了安全检查，最后将后患无穷的福特Pinto推向市场。
把能否获得外部奖励作为唯一重要目标的问题在于，有些人为了达到目标会选择最快的路线，就算走歪门邪道也在所不惜。
目标会导致目光狭隘、出现不道德行为、增加冒险行为、减少合作和内在动机，可能会给机构带来系统性问题。因此，设立目标要谨慎。
事实上，大多数现代生活中的丑闻和不端行为都与走捷径有关：管理人员拿季度收益赌博以获得高额绩效奖金；中学辅导员伪造学生成绩单以便让学生进入大学；运动员给自己注射类固醇以取得更好的名次，赚得更多的奖金。
把这些行为与受内在动机激励的行为做个对比。当奖励就是积极性本身的时候，比如深度学习、取悦客户、尽力做到最好，捷径就不存在了。实现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走正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道德行为就不可能出现，因为唯一的受害者不是你的对手而是你自己。
当然，不是所有的目标都会产生同样的后果。需要强调的是：目标和外部奖励并非“性本恶”。但是，目标的危害比驱动力2.0认识到的更大。事实上，商学院的教授们建议他们应该写好警告标语：由于目标会导致目光狭隘、出现不道德行为、增加冒险行为、减少合作和内在动机，可能会给机构带来系统性问题。因此，设立目标要谨慎。
如果说把胡萝卜当作奖励有时会鼓励低劣的行为，那么把大棒当作惩罚应该能够阻止其发生，对吗？不要急于下结论：第三种驱动力没有那么机械化，而且它更让人惊讶。两名以色列经济学家通过在日托中心进行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点。
I型实验
2000年，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和奥尔多·鲁斯蒂奇尼（Aldo Rustichini）对以色列海法市（Haifa）的一些儿童日托中心进行了为期20周的研究。这些日托中心每天7：30开门，16：00关门。家长必须在关门前接走孩子，不然就有一位老师得加班。
在实验的前4周里，经济学家们记录下每周有多少家长会迟到。然后，在第5周前，他们在征得日托中心的同意后贴出了如下告示。
金钱奖励和物质奖品一开始会带来强烈的愉悦感，但这种感觉很快会烟消云散。为了保持这种感觉，剂量必须越来越大，用药必须越来越频繁。
通知：迟到罚款新规
如您所知，本日托中心每天正式关门时间为16：00。基于有些家长总是迟到，我们决定对迟到的家长处以罚款。此举已得到以色列私人日托中心管理机构的批准。
从下周日起，若16：10以后接孩子，每次每位孩子的家长将被处以10谢克尔（约合3美元）罚款。罚款数额每月统计，将同其他日常费用一同收取。
您真诚的日托中心经理
格尼茨和鲁斯蒂奇尼说，罚款背后的理论很简单、很直接：“若某种行为会带来负面结果，这种行为就会减少。换句话说，用罚款给家长们重重一击，他们就不会再迟到了。”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执行罚款后，我们观察到家长迟到的人数竟然不断增加。最后，人数稳定下来，比以前要高，几乎是最初的两倍。”格尼茨和鲁斯蒂奇尼像哈利·哈洛一样抓耳挠腮，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们也写道：现有文献没有对这一结果进行解释。事实上，甚至没有人考虑过“被惩罚行为的出现频率反而增加”这一可能性。
上面所讲的正是驱动力2.0系统的另一个漏洞。大多数家长按时接孩子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与老师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希望能对老师们公平些，毕竟老师们照顾着自己最疼爱的儿女。家长有守时的内在欲望，但是罚款的威胁就像是献血实验中支付克朗的承诺一样，把第三种驱动力挤走了。家长能够按时到达本来部分出于道德上的义务（对孩子老师的公平），罚款却把这一切变成了纯粹的交易（我能花钱买时间）。两者无法相容，惩罚没有增加善行，反而把它挤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