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我上学时，“C”代表的是平均水平。现在，当我给我的学生期末成绩打分时，院长办公室指示我能给学生打的最低分是“C”。在沃比冈湖这边，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分数膨胀。
分数膨胀会导致传递的有效信息减少，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但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一方面，分数膨胀会导致无法区分“一般好”和“特别好”的学生（因为他们的得分可能都是A）；但另一方面，分数膨胀却可以很好地区分较差学生之间的差别。当平均成绩是B时，好学生都会得到A的成绩，而差学生却会得到C的成绩，区分度反而提高了。
但仍然存在有价值的信息被白白浪费掉的现象，因为老板更在乎的是最顶尖人才之间的区分度，而不是最底部人才之间的区分度。因此，大学成绩的平均价值在不断下降，因为传达有效信息才是大学成绩的真正价值所在，而这种功能在不断地被分数膨胀弱化。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对于老板来说，得分为A的玛丽的价值是40000美元，得分为B的詹妮的价值是30000美元，分数膨胀导致老板无法区分玛丽和詹妮（她们的得分可能都是A）。我们可能期望老板给她们每人35000美元，但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由于无法区分玛丽和詹妮，也就很难给她们分配合适的工作，这一损失会降低她们的价值，老板可能因此给她们每人32000美元，这对于詹妮来说是额外的收益，但对于玛丽来说却是额外的损失，并且玛丽的损失大于詹妮的收益，社会的总福利也因此下降。
那么，得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学生就应该因此而反对分数膨胀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学生并不是仅仅依靠起薪生活的，上述因素只会影响到学生的起薪，对之后发展的影响并不是那样的。对于优秀的学生来说，所处环境的竞争压力实际上相对下降了，而这种优势完全可以抵消经济方面的损失。另外，这种经济损失并不是由学生独自承担，学校也要承担一部分。由于分数变得不那么重要，大家上大学的积极性会因此降低，大学为了吸引到更多的学生，不得不降低学费，否则就要忍受招不到足够学生的后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学必须牺牲学费或招生人数方面的收益，而这两个方面近些年来一直在不断提高，提高的原因与分数膨胀无关）。一个因为坚持高标准而在各高校中脱颖而出的大学应该获得市场的丰厚回报，因为它颁发的学历证书更有价值。
如果各个大学正在为分数膨胀的后果买单，那么为什么各个大学还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部分是因为打分的并不是大学本身，而是教授。教授为各个学生打分，而教授本身面临不适当的激励动机。作为一个个体，教授往往可以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一定的特殊利益，因此更乐于让学生们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以给学生打高分的方式实现），当然不会考虑到是否会损害某个上其他人课的、不知名的陌生人的利益。另外，在大学校园里容易拿到高分的课程更受学生欢迎。这种“宽宏大量”的成本——以学校信誉损失的程度来衡量——由整个学校共同承担，而收益却由教授及其班级单独享受，因此，教授们更倾向于做个“宽宏大量”的好人。所以很明显，问题的关键是，在学校的利益与教授的利益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都应该致力于缩小这一鸿沟。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学校设置终身制教授的原因。非终身制教授就像公司的债权人，只要公司收益率短期内保持在平均水平以上他们就会很开心；而终身制教授就像公司的股东，他们永久性地拥有公司财富的一部分，因而更关注公司收益率的长期表现。教授们应该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样，拥有工作保障，获得职业安全感，不用为丢掉工作而担忧，因为这样才有利于他们在长期工作中慢慢积累起对工作应有的、健康的敬畏感！
当然，这并不是说终身制就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因为终身制会在多方面影响教授们的行为方式，而这些方面可能与分数膨胀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在任何情况下，终身制最多不过是解决激励问题的部分答案，因为终身制教授也只能分担或享受整个学校失败或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该如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让我来提些建议！
首先，大学成绩册可以显示每位教授打分的整体情况，这样，“宽宏大量者”给自己的学生打高分就只能影响自己的信誉，而无法影响其他教授的信誉了；其次，院长办公室为每一位教授设置一份分数预算表，将每一个分数等级的数量确定下来，比如说，得分为A、B、C的学生数量均不得超过10人，一旦你已经给10位学生打了A，在下学期之前就不能给其他学生打A了。（为了应对特殊情况的存在，我们可以允许教授之间进行交易，比如3个A可以换5个B，同时规定，可以预支下一年的预算。）
分数预算表并不是要强制规定教授对学生的打分情况，教授可以通过统一协调各个班级中获得高分的人数来弹性调节，比如教授想给这个班的学生多打几个A，就可以在其他班中适当减少A的数量。确实，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4个同学都可以得A，但教授手中只有3个A的名额，那么就只能有一个同学“倒霉”了。实际上幸运地获得A的同学也遭受了分数膨胀造成的不公正，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这种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往往无法消除，但减轻它的影响还是可以做到的。
对于每个教授来说，分数预算表都是一个很大的约束，但这不一定是件坏事！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每个人都在污染公共河流，那么每个人都将从适度减轻污染中获益。个人权利受到限制一般都会造成某种损害，但如果所有人都受到限制，产生的收益将完全可以抵消这种损害。由于“分数预算表”的限制，教授们将不得不给出更少的A，但他们的A将更有价值！
既然分数预算表如此有用，为什么不实施这一制度呢？这就是一个政治学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了，应该将这个问题留给其他方面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职责是告诉我们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努力，而政治学家的任务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还无法实现那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