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犯罪群体的特征（上）
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与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一模一样。
它们容易受到怂恿，轻信，容易变化，容易走极端，习惯把正面或负面的感情予以夸大，表现出平时未有的道德等等。
假如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法国历史上留下最凶残记录的群体，即参与“九月惨案”的群体之中，有着全部的上述特征。
在那次惨案中，没人确切地知道究竟是谁下达了杀掉犯人，空出监狱的命令。这个人也许是丹东，也可能是罗伯斯庇尔，然而这一点并不重要。
因为无论是谁下达了这样的命令，都意味着对参与屠杀的群众给予了强烈的怂恿。
这个杀人群体残酷地屠杀了3000人，而且它完全是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少数职业无赖之外，它的成员包括了一些小店主以及各行各业的手艺人。
这些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在别人的怂恿之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任务。他们呐喊着冲进一间间办公室，把官员与贵族当场活捉。
这些人承担了法官和执行人的双重角色，他们先是大义凛然地对贵族们进行审判，随即又将他们当场杀死，却丝毫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这些人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亲手搭起审判台与行刑台，与这种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
考虑到受指控的人数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一律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一一进行审判。
群体的伪推理能力在此又一次起到了作用，在他们看来，贵族们犯下了许多恶行，而他们又往往勾结成一股贵族势力，因此整个贵族阶层都是十恶不赦之徒。相应的，那些与贵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僧侣、官员与王室仆役，自然也就不能予以宽宥。
这就是说，在这些杰出的爱国者眼里，处决一个人并不需要多么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只要看一下他的职业，就可证明他是罪犯。剩下的人则将根据他们的个人表现和声誉做出判决。
就这样，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屠杀也就可以合法地进行了，群体残忍的本能也就随时得到了尽情释放。
在其他的惨案中也是一样，群体总是会将他们残忍的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这样的事情一旦被引发开来，就很难再被平息下去。
（5）犯罪群体的特征（下）
正像群体通常的表现那样，残忍的本能并不妨碍他们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善心常常和他们的残忍一样极端。
在席卷巴黎的大革命中，暴乱者对巴黎的工人们怀有深刻的理解，并以极大的同情来对待他们。
他们随意冲进工厂，宣布工人从此得到解放，并勒令工厂主立即停工，由他亲自去从事生产。当工人们对此表示反对时，暴乱者就更加凶残地殴打工厂主与工程师，认定是他们平日的贪婪与残酷才让这些勤劳的工人胆怯到这种地步。
在阿巴耶地区，暴乱者攻进了一座监狱，当这帮人中的一员在得知囚犯二十四小时没喝上水的时候，几乎想要把狱卒打死，如果不是犯人们为其求情，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当一名囚犯被暴乱者的临时法庭宣告无罪后，包括卫兵和刽子手在内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地与他拥抱，并为之疯狂地鼓掌。然后就开始了针对贵族的大屠杀。
在这个过程中，欢快的情绪从未间断。暴乱者与囚犯们围在尸体旁跳舞唱歌，甚至还礼貌地为女士安排了长凳，以享观看处死贵族之乐。而且从始至终，这种表演一直充满着特殊的正义气氛。
当时，阿巴耶地区的一名刽子手抱怨说，为了让女士们看得真切，把她们安排得太近了，使在场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享受了痛打贵族的乐趣。于是暴乱者又当即决定，让受害者在两排刽子手中间慢慢走过，让他们用刀背砍他，以延长其受苦的时间。
在同一时间的福斯监狱，这一过程要残酷得多，受害人被剥得精光，在半个小时里施以凌迟的刑罚，直到每个人都看够了以后，再由刽子手一刀切开他们的五脏六腑。
在整个过程中，刽子手并非全无顾忌，在他们身上出现了令人吃惊的纪律与道德观念。这些受害者都是些身家显贵的人物，身上有许多价值不菲的物品，然而暴乱者却拒绝占有受害人的钱财和首饰，而是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放在大厅的会议桌上。
在这些人的所有行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群体头脑中特有的那种幼稚推理方式。
比如说，在屠杀了一千五百名“民族的敌人”之后，有人提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只是国家的累赘而已，因此不如把他们统统杀掉。
这个人补充说，这些人中间还存在着不少人民的敌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寡妇，此人犯有投毒罪，并且对坐牢非常愤怒，她曾经宣称，如果她能办到的话，她会一把火烧掉巴黎。
在暴乱者看来，既然监狱里关押着这样的人，那么其他囚犯也必定有着同样的想法。这个说法非常令人信服，于是这些囚犯就无一例外地被处死了，其中甚至包括50名十几岁的儿童——他们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通通处决掉了。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这些残忍的杀戮也终于停止了，刽子手们认为自己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然而他们深信自己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竟然集体前往政府请求奖励，其中最热情的人甚至为自己要求授予勋章。
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记载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事实。
在巴黎建立集体公社的构想，来自于大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者巴贝夫，此人要求由集体公社掌握国有财产和被没收的敌产，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按照这样的构想，公社成员们将街心花园中的花草树木挖掉，将雕塑与建筑夷为平地，改种上小麦与玉米，以响应农业中心的思想。
更极端的行为还在后面。在公社成员看来，财产属于社会资源，应该归国家所有，而性资源也属于社会资源，那么也就应该归国家所有。于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公社成员制作了许多所谓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的持有者，可以随意将妇女娶为妻子。
有不计其数的妇女成为这一措施的受害者，其中既有他人的妻子，也有五年级的小女孩。而几乎所有的巴黎妇女，都被要求到公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去登记造册，以便公社能够对这些“公共资源”进行集中掌控和分配。
这场闹剧不仅仅意味着荒唐，它同时也反映着群体的残忍本能，因为如果被征集的妇女不能满足许可证持有者的要求，就要被立刻冠以“拒绝参与革命”的罪名。在那个时代，这种身份与“人民公敌”毫无区别，而这也就意味着灾祸的来临。
也许你会认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那个蒙昧而混乱的年代，并且确信这样的血腥不会再重染法兰西大地。
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早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这样的事情就曾经发生过。拿破仑带着一群伤痕累累的老兵开进巴黎市区的时候，看到许多妓女和交际花，于是惊呼：“首都到处都是妇女。”于是他就采取措施，强行为全国的贵族小姐和妓女分配丈夫。
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惊讶地发现，群体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而政府的权力却在它面前节节败退，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还会看到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