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犯罪心理
借助个体心理学，我们能了解各种类型的人，但不同的人其实并没有太显著的区别。包括自杀者、酗酒者、性欲倒错者、精神病患者、犯罪者、问题孩子等在内的很多人，展现出的失败都属于同一种。在某个生活问题且是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上，他们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对于社会，他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即便如此，把他们当成异类，摒弃于生活以外，也是不可取的。要找到拥有完美合作精神和完美社会感的人，根本不可能，犯罪者仅仅是失败的程度更深而已。
为了追求挑战
另有一个方面对我们了解犯罪者相当重要，犯罪者和其他人在这方面是相同的。我们希望理想变为现实，为此极力想要战胜困难。一旦如愿以偿，我们对自己的评价会非常高。杜威教授[12]的观点是，这是对安全的追求，十分正确。还有一些人的观点是，这是在追求自我保护。不管称呼如何，我们都能在人身上找到一条从下往上的庞大活动线索，在失败中追求成功，在卑贱中追求高贵。从童年到生命结束，这条线索贯穿了人的一生。因此，当发现犯罪者也有这种趋势时，用不着吃惊。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犯罪者同样追求向上，同样在为战胜困难付出努力。他们跟一般人的区别不是他们没有追求，而是他们追求的方向与众不同。而他们选错方向的原因是，他们完全不了解社会生活的要求，完全不在意自己的伙伴，对怎样合作一无所知。
遗传与环境的影响
需要留意，以上观点有许多人并不赞同。在这些人看来，犯罪者是特殊群体，有别于一般人。例如有些科学家公然表示，犯罪者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低智商群体。有些人倾向于因素，认为遗传导致犯罪者命中注定要走上犯罪道路。另有一些人认为，人们之所以犯罪，根源是外部环境，而犯罪开始之后便永远无法停止。现在我们有很多证据反驳这些观点，并发觉一旦承认了这些观点，再想解决犯罪问题就不可能了。犯罪是人类的悲剧，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生命结束前让这种悲剧销声匿迹。眼看着悲剧发生，却什么都不做，只会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是遗传导致了这一切。”这样可不行，必须尽量找到恰当的方法，应对这个问题。
遗传与外部环境都不是不可抗拒的。同样的家庭与环境，可能培养出迥然不同的孩子。出身于良好家庭的孩子，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出身于犯罪家庭的孩子，却有可能品格高尚。还有些犯罪者到了六十岁突然改邪归正。将遗传或外部环境作为犯罪的决定因素，便不能解释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但我们却能很容易地做出解释，这可能是他们的处境得到改善，对他们的要求降低，某些错误的生活态度便没有条件存续下去；可能是他们的目标已经达成；也可能是衰老让他们骨头僵硬、手脚不灵活，无力再做出偷盗等犯罪行为。
有种观点认为，犯罪者都是疯子。我们在更深入地讨论之前，要先摒弃这种观点。有些犯罪者的确患有精神病，但他们的犯罪却是在对自己毫无了解的前提下，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式，且不认为自己该对此承担责任，这种犯罪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这些智力低下者的犯罪，他们只是被利用的工具，真正的犯罪者是在背后操纵他们的人。这些人用美好的前景刺激智力低下者的热情，让其根据自己的计划冒险行凶，自己却藏在背后做观众。有些惯犯也是这样教唆年轻人犯罪的，让后者把自己早早制订好的计划付诸实践。
回顾先前谈及的庞大活动线索，包括犯罪者在内的所有人，在追求理想和稳固的地位时，遵循的都是这条线索。不同的人，目标会有不同的差异、变动。犯罪者的最终目标往往是追求个人优越感。该目标不会让其他人获益，犯罪者也不会跟其他人合作。而社会需要的却是能够彼此合作、彼此依靠、彼此配合的人。通常说来，犯罪者都不会顾及这种社会目标，这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之后再研究，当前要探讨的是，要搞清楚犯罪者在合作中失败的程度与实质，才能对其有更深入的认知。不同的犯罪者，合作能力的水平也不同。如部分犯罪者会在无形中约束自己，不能犯下严重的罪行。部分犯罪者却罪大恶极，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约束过自己。此外，犯罪者还分为主犯、从犯，只有了解各类犯罪者的生活态度，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们本身。
个体有代表性的生活态度一早便已成型，人四五岁时，其生活态度的重要特征就已彰显。因此，别误会我们能轻而易举改变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态度包含了人格，一定要明确人在确立生活态度的过程中所犯的错，才能矫正其行为。这样便能解释以下情况：不少犯罪者在被惩处过无数次，被身边人看不起，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被剥夺殆尽后，依然重复犯罪，无法自控。他们之所以犯罪，并不是因为缺钱。不过，经济危机和生存危机的确会让犯罪率显著上升。研究也表明，犯罪率往往跟物价成正比，但据此判定经济困难必然引发犯罪，是不恰当的。这仅能说明，能影响人类活动的因素众多，人类不能只凭自己的意愿行事。例如人的合作程度有其限度，一旦超出限度，合作与奉献便都成了不可能，还会因逃避合作而犯罪。有些人在一切顺利时表现正常，在遭遇困难，自己却无力解决时，便会开始犯罪，用这种方式摆脱困境。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个人生活态度，在此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不管怎么样，这些个体心理学案例都能让我们得出一个十分简单的结论，就是犯罪者往往没有很强的合作能力，也不会对其他人有太多的兴趣，会在自身合作能力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时犯罪。一旦遭遇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根本无法再合作。观察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犯罪者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容易就能发现，人的一生遇到的全都是社会问题。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合作、对别人感兴趣才行。
生活中的犯罪诱因分类
个体心理学家表示，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跟其他人建立关系的问题，即友情问题。犯罪者当然不缺朋友，不过，可能狐朋狗友居多。他们组成了团体，相互之间十分坦诚，但他们的生活范围却因此受限。跟普通人交朋友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跟普通人共处，他们会觉得很不自在，他们把自己划成了另类。
第二类问题是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工作也包括在其中。可能有不少犯罪者在被问到这类问题时，会表示：“工作多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在他们看来，工作异常艰辛，他们不会跟普通人一样努力工作。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最缺少的就是对合作的兴趣和对奉献的热爱，而有价值的工作却不能缺少这两点。大部分犯罪者都没做好应对工作中的难题的准备，因为他们不喜欢合作的特征一早便展现出来了。犯罪者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只会浪费时间。而他们的困难在刚开始上学乃至更早的时候，就已出现。只有掌握合作的技巧，才能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偏偏犯罪者根本不会与人合作，且这种情况很难改观。因此，他们无法正常工作，大家也不能指责他们。他们就好比一些学生从未学过地理，却要参加地理考试，最终成绩很差甚至得零分都很正常。
第三类问题是所有关于爱情的问题。对另一半的热爱以及跟另一半的合作，在美好的爱情中相当关键。不少犯罪者在被送到管教所之前都有性病，这点很值得留意。这表示这些人在解决爱情问题时，想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在他们看来，爱情是能买卖的商品，异性便是一种货物。他们认为性关系不是伴侣关系，而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且自己应一直保持这种关系。有些犯罪者表示：“对我来说，只有我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时，生活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已经了解了预防犯罪的切入点。要让管教所里的犯人明确合作的重要性，而不能只是体罚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可能在获释后再度犯罪。在当前的条件下，要彻底隔绝犯罪者是不可能的，怎样处理那些无法适应社会环境的犯罪者，便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想跟人合作，这可不是小问题。合作遍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合作能力的高低展现于我们的观察、表达、倾听的方式中。根据我的调查，犯罪者在观察、表达、倾听这三方面，都有别于一般人。他们不同于一般人的语言会阻碍他们的智力发展。我们说话时，想让别人都能听懂，听懂便是社会元素的一种。我们赋予语言相同的解释，在理解语言时，所有人应达成一致。但犯罪者却有有别于一般人的逻辑与观点，当他们解释自身行为时，这点格外突显。他们的智力很正常。假设他们的个人优越感目标正确，就不能说他们的结论是错的。例如一名犯罪者表示：“我杀掉那个人，是因为他有一条我不可能拥有的好裤子！”他的结论在以下条件下并无错误：他可以采取不正当手段，他的欲望也获得了众人的认可。但这跟伦理道德不符。匈牙利最近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几名女子涉嫌参与一起毒杀案。被带到警察局后，一名女子声称：“我毒杀我儿子，是因为他命不久矣。”她若无意合作下去，唯一能做的就是毒杀儿子。她的观点有别于普通人，因为她虽有清醒的意识，却没有正常的统觉规划表。这就解释了在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后，有些犯罪者为什么会想不努力就将其据为己有，而且相信在这个乏味、冷漠的世界中，这样东西本就是属于自己的。对于世界，对于自己和其他人的重要性，他们都没有正确的认知。
然而，这并非导致他们不擅长合作的主要原因。大部分犯罪者都很懦弱，不愿直面自己觉得无法解决的难题。这种懦弱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罪行中，还表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抢劫路上的行人时，会隐藏在黑暗、僻静的地方，在行人毫无准备之时亮出凶器。犯罪者都觉得自己十分勇敢，而我们若没有被蒙骗，就不能认同他们。他们是懦夫模仿英雄，结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误认为自己是英雄，追求想象中的优越感目标。常识匮乏导致他们遵循的统觉规划表也是错的。我们若能揭穿犯罪者都很懦弱的真相，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犯罪者总是觉得警察抓不住自己，为了让自身的虚荣、骄傲获得满足，他们时常会反过来攻击警察。所有犯罪者都有很多罪行没被发现，这非常恶劣。最终遭到逮捕时，他们也许会有这种想法：“要不是我哪里疏忽大意了，也不会被抓，下次一定要小心。”若是幸运地逃脱了，他们会觉得自己的优越感目标达成了。同伙送上祝贺与赞许，他们会欣然接纳。
家庭及早期教育的影响
矫正犯罪者对自己的智力与勇气的错误认知对我们来说相当必要，切入点就是家庭与管教所。接下来讨论的重点是犯罪者不愿合作的原因，而非其最大的弱点。有些犯罪者不愿合作的源头是其父母太不擅长教育孩子。父母本身的合作能力就有限，又没有别人从旁相助，他们因此抱怨连连。合作精神的匮乏在不融洽或感情破裂的家庭中十分明显。母亲是孩子最早产生兴趣的对象，可是在让孩子对父亲或其他人产生兴趣这件事上，母亲可能表现得毫无热情。也有可能孩子在三四岁前始终是家人关注的焦点，之后却因弟弟妹妹的出生地位不保。我们要兼顾以上各个方面。研究犯罪者的过往时会发现，那些不安定的因素在他最初的家庭生活中就已出现。孩子发展受阻，原因在于其对自身地位的误解，以及误解未能及时得到矫正，环境并非罪魁祸首。
家里有一个孩子表现出众，会让其他孩子陷入恶劣处境。这个出众的孩子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其他孩子感到不平，想努力又没有足够的自信，因此排斥合作。这些被他人的光辉掩盖的孩子，无法展现自身的才华，有很大概率会发展成为犯罪者、自杀者、精神病患者，其人格偏离了正轨。
合作精神匮乏的孩子刚刚步入学校，就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了这种不足，例如不喜欢老师，不愿跟同学往来，不专心听课。除非老师能知晓内情，否则他们所受的挫败将不止这些。他们得到的不是鼓励、宽慰，而是旁人的讥笑，且无法从老师那里学到合作的技巧。他们会对学校丧失兴趣，这是学校带给他们种种挫败的必然结果。不少犯罪者到了十三岁，还在四年级留级，大家纷纷嘲笑他们的愚蠢，导致他们对其他人的兴趣逐渐消失，转而将全无价值的事物当成自己的目标。
极易错误理解生活的，还有那些家境贫寒的孩子。在外边，他们时常被人看不起。而在家里，他们又吃不饱，穿不暖，父母终日满面愁容。可能从很小的时候，这些孩子就要养家糊口。眼见有钱人过着富足的生活，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很容易心理失衡，认为这些人无权拥有更好的生活。越是贫富悬殊的城市，犯罪案件越是频发，原因就在于此。嫉妒多半会造就错误的目标。这种孩子极易走进误区，觉得要获得优越感，最佳途径是轻而易举地获取财富。
